|
展览地点：国家典籍博物馆 展览时间：2018年9月28日-2018年10月28日
国家典籍博物馆
旷世宏编 文献大成 ——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 《永乐大典》编撰于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先后命内阁首辅解缙和太子少师姚广孝主持修纂的一部中国古典集大成的旷世大典，初名《文献大成》，永乐帝亲自撰写序言并赐名《永乐大典》，这是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全书22877卷（其中含目录60卷），11095册，约3.7亿字，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显示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光辉成就。 展览共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大典犹看永乐传、合古今而集大成、久阅沧桑惜弗全、搜罗颇见费心坚、遂使已湮得再显，系统的介绍了《永乐大典》的诞生、内容特点、散落遗失、搜寻集合和研究利用的详细历史，讲述了国家图书馆与《永乐大典》的不解情缘。 大典犹看永乐传 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 ，翰林院庶吉士解缙上书，指出太祖平时喜读的《说苑》 《韵府群玉》等杂书在内容与编纂方面存在着诸多弊病，愿集志士儒英重新编写一部“上诉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的新类书以便检阅。太祖称赞其才，但后因解缙恃才傲物等故，修书之事未能启动。洪武三十一年，太祖又命侍读唐愚士等人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同年闰五月，太祖驾崩，修纂之事随即搁浅。 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意图以文治笼络人心，消弥“靖难之变” 后朝野上下的不平之气，下诏解缙等悉采“ 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集合“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编成一书。解缙奉谕召集百余人，次年进呈。成祖览后，赐名《文献大成》，但认为“尚多未备”。 永乐三年，成祖复令姚广孝等重修，延揽四方文儒宿学达两千余人。永乐五年，姚广孝进呈《永乐大典表》，成祖审阅后甚为满意，并亲自撰序，正式定名《永乐大典》。永乐六年冬，全书告成，计22877卷，目录与凡例60卷，分装11095册，共约3.7亿字。
《永乐大典》卷8091-8093“城”字册 (明)解缙等辑 明内府抄本 卷8091-8093“城”字册，1931 年美国英格利(Ingis) 夫妇捐赠，祝贺国立北平图书馆文津街新馆开馆。
《永乐大典》二千二百七十一卷至 七十六“模”字韵“湖”字册2013年出版
《永乐大典目录六十卷》 （明）姚广孝等编 清刻本 目录系从翰林院抄出，前附明成祖序言及姚广孝《进永乐大典表》在大典正本遗失、副本损毁的情况下，该目录得以让后人幸窥大典引书全貌。 《永乐大典》内容包罗万象，修纂人员汇集各方才杰。“天下文艺之英，济济乎咸集京师”，上至在朝官吏，下至民间布衣，各司其职，尽显其长，正所谓“词林排次俾分任，纶阁铅黄更总研”。《永乐大典》 修纂机构的最高负责人为监修，其下分工严密且细致。虽然参与人员众多，但整个组织却庞大而不冗杂，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修纂机构组成 监修/副监修：统领修纂机构的整体分工。 总裁：与监修一起负责修纂机构的总体计划。 都总裁：负责监修与总裁、副总裁之间的协调沟通。 副总裁：参与总体计划，兼管单个部门，领导纂修人员搜集加工部门内的图书资料。 纂修：搜集加工图书资料，依照韵目编排连缀。 缮录：执笔誊写图书资料。 圈点生：以朱砂圈点誊写完成的图书资料。 绘图 催纂：监视编辑工作的进度。 主要修纂人员 “才子解元”解缙 解缙（1369-1415）， 字大绅，又字缙绅,江西吉水人。自幼颖敏，通经史，工诗文，善书法，与徐渭、杨慎并称明朝三大才子。著有《解文毅公集》《春雨杂述》等。洪武二十一年（1388）进士,明朝第一位内阁首辅。曾向太祖朱元璋提出过修纂新类书的志向，深受赏识。永乐初，奉命出任《太祖实录》和《列女传》总裁，又任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主持纂修《永乐大典》，提出了“刊定凡例，删述去取，并包古今，搜罗隐括，纤悉靡遗”的指导思想。
《古今列女传三卷》 （明）解缙等撰 明永乐元年（1403）刻本 明成祖为纪念孝慈高皇后，完其夙愿，于永乐元年命解缙、杨士奇、沈度等考订古今列女事迹编成，是刘向《列女传》后又一记载古代妇女故事的重要著作。上卷载历代后妃、中卷记诸侯大夫妻、下卷录庶人妻。因帝后重视，内容取舍颇为谨慎。 “黑衣宰相”姚广孝 姚广孝（1335-1418），十四岁出家为僧，法名道衍，字斯道，自号逃虚子，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为朱棣心腹谋士，曾参与夺位密谋。朱棣即位后，复其姓，并赐名“广孝”，授太子少师。居于庙中，拒不还俗，上朝时着朝服，退朝后仍换回僧衣,辅佐朝政,不贪功禄，人称“黑衣宰相”。曾奉命重修《太祖实录》，永乐三年(1405)任《永乐大典》监修，永乐五年进《永乐大典表》，次年冬全书编纂竣事。
《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复制件） 明写本 汇集了明代永乐、宣德、洪熙朝一批朝廷重臣、翰苑名流书法名家共43人题赞。参与《永乐大典》篡修的姚广孝、杨士奇等人在此留下墨迹。卷后有现代著名学者邓之诚、沈兼士、黄侃的题识。 “两脚书橱”陈济 陈济(1364-1420),字伯载， 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博学强记，经史百家无不贯通，尤爱藏书，时称“两脚书橱”。永乐初，他以平民身份被征召参与纂修《永乐大典》，为五总裁之一，甚至被称为都总裁、监修官，可见其贡献之大。他翻阅秘府图书数百万卷，与姚广孝、解缙等人“发凡起例，区分钩考，秩然有法”。修纂人员工作中产生的疑难问题，他都能应答如流。书成之后，官至右春坊右赞善。著有《元史举要》《思斋集》等。
《逃虚子诗集十卷续集一卷》明 姚广孝撰 明抄本 姚广孝颇具诗文オ情，为“北郭十友”之一，诗风“清新婉约，颇存古调”。他与陈济等人一起确定了《永乐大典》的编写体例，诗集卷八有《陈济伯载除右春坊右赞善贺以此诗》一诗，赞颂了陈济的稽古博学。 嘉靖重录 嘉靖帝明世宗朱厚熄非常喜爱《永乐大典》，案头常置一二帙，以备随时翻阅。嘉靖三十六年(1557)，紫禁城大火，奉天门和三大殿被烧毁，嘉靖帝担心殃及附近文楼贮藏的大典，一夜之中传谕三四次下令搬迁，使其幸免于火海。为防止不测，他着意重录一部大典。嘉靖四十一年秋，正式任命高拱、瞿景淳负责校理缮写《永乐大典》副本。重录工作直到嘉靖去世次年，即隆庆元年(1567)才大功告成，共耗时五年。重录本与永乐正本在内容和外观上几无二致。
《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五百六十六卷》 （明）徐阶等纂修 明抄本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三殿失火，嘉靖帝下旨登文楼抢救大典，使大典幸免于火，后着意重录大典，以备不测。 明世宗朱厚熄( 1507-1567 )，道号万寿帝君，明朝第十一位皇帝。在位早期，整顿朝纲，减轻赋役，对外抗击倭寇，重振国政，重视文教，为隆庆新政与张居正改革奠定了社会基础,史书评价其为“中兴之主”。但后期避居西苑，迷信道教方士，二十年不视朝政，致使严嵩擅权专国，内忧外患严重。长期服用丹石成疾而卒，庙号世宗，葬于永陵。 《永乐大典》的重录，以礼部侍郎高拱、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读瞿景淳为总校官，重要参与者有翰林院官员张居正、徐时行、王希烈、张四维等。重录工作对书写水平有较高要求，吏部和礼部为此主持“糊名考试”，最终招收109位善书人负责抄写誊录。为保证重录工作的顺利进行，朝廷照例设置必要的服务设施和人员，如内府御用监调拨画匠、纸匠，顺天府专门提供上等的砚台、笔墨，惜薪司及工部供应取暖的木炭，光禄寺负责酒饭，翰林院支付书写人员“月米”，锦衣卫拨送巡禁，保障安全。 重录副本制定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规定缮写人员晨入暮出，每次领取大典正本必须登记，不许私自携带外出雇他人代写。每人每日抄写三页，完全按照正本的册式、行款摹写，如有差错，必须重写，发现有混报怠工者，还要“罪坐各官”。每册大典重录完毕后，于册后注明该册重录总校官、分校官、写书官及圈点人员姓名，以示各人职责。
《世经堂集二十六卷目录一卷》 （明）徐阶撰 明万历间刻本 书中记述了重录大典的严格要求，“如遇差错， 发与另写，不拘一次二次，只算一页”。
《永乐大典》副本署名页重录人员署名 “两朝首辅”徐阶 徐阶（1503-1583）,字子升,号少湖，一号存斋。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人。早年即工诗文，善书法。嘉靖二年（1523）以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擢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朝廷机要大事。嘉靖四十一年取代严嵩为首辅，直至隆庆初年。曾受命主持抄录《永乐大典》副本，并奉诏重修《兴都志》，改名为《承天大志》。 “救时良相”高拱 高拱（1513-1578）， 字肃卿，号中玄，新郑（今属河南）人。出身官宦世家，嘉靖二十年（1541）登进士第，选庶吉士。嘉靖四十二年转吏部左侍郎兼学士，担任重录《永乐大典》总校官，现存副本每册的最后一页，大多有“重录总校官侍郎臣高拱”的署名。嘉靖四十五年，通过徐阶推举，拜文渊阁大学士。隆庆后期出任内阁首辅,开创了“隆万大改革”的先河，被誉为经纶伟业的社稷名臣。
《高文襄公集四十四卷》 （明）高拱撰 明万历刻本 收录高拱所撰著作十种，包括《东里高氏世恩录》《献忱集》《外制集》《病榻遗言》《程士集》《玉堂公草》《本语》《南宫奏牍》《纶扉稿》《掌铨题稿》 等，大体上反映了高拱平生哲学与政治思想。 “改革家”张居正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今湖北荆州）人。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自幼有“神童”之誉，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二十三岁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授翰林院编修。万历时期任内阁首辅，推行“一条鞭法”等税制改革，辅佐皇帝朱翊钧开创“万历新政”。曾任《永乐大典》重录分校官。 合古今而集大成 用韵以统字 用字以系事 《永乐大典》与一般类书不同，它以韵为纲，以字隶事，每一单字下分类汇集与该字有关的各种资料，把以韵排序与按类部次相结合，并在一些事项下面附有总论，每一事目有一个标题。 《永乐大典》在检索字的下面首先注明该字在《洪武正韵》中的音韵和最早的出处、训释，还要标明篆、隶、行、草、楷等各种书体和异体字，内容十分丰富。裁选的典籍或文章一般列在辞目下面。但根据具体情况，有些也列在标目字的下面。
《洪武正韵十六卷》 （明）乐韶凤、宋濂等撰 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刻本 明洪武八年(1375)成书，宋濂奉敕撰序。本书继承了唐宋音韵体系，影响极广，是《永乐大典》重要的检索依据。《洪武正韵》是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由乐韶凤、宋濂等11人奉诏编成的一部官方韵书，共16卷。该书沿袭传统韵书体例编制，初计有76韵部，后经校补成80韵部。《洪武正韵》以当时的共同语为基础，对明初读书音作出了规范，以存雅求正为编纂目的，记录了自隋唐至明初变化的读书音的现状，是明初的重要韵书。 《永乐大典》根据文献中的语词来确定条目，把各种典籍中凡出现过这个条目的记载，甚至整部书籍全都抄录下来，并点明采自什么文章、书籍，是何人撰写的，让人明晰出处，可以查考。 《永乐大典》汇集上至先秦，下讫明永乐年间的图书七八千种，其《凡例》有云:” 是书之作，上自古初，下及近代，经史子集，与凡道释、医卜、杂家之书，靡不收采.....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以至奇闻异见，谀词逸事，悉皆随字收载。可见其菟辑资料之宏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所纳典籍基本保持了书籍的原始内容，极具版本价值，且多后世佚文秘典，对保存佚书有独一无二之功，因此又有佚书渊薮”之称。
《春秋释例十五卷》 （晋）杜预撰 清乾隆武英殿木活字印本 明以来此书久佚，唯《永乐大典》存三十篇。清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及他书摘录而成此书。 《永乐大典》所收尤多宋元及明初之书，有关宋元史料极为丰富，清人法式善说:“苟欲考宋元两朝制度文章，盖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者焉。”特别是所收宋元方志，约略有数百种之多，实如一座蕴藏丰富的矿山宝藏。
《阅微草堂笔记二十四卷》 （清）纪昀撰清刻本 本书记载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时，翻到“神臂弓”的图画，很是惊讶。按《永乐大典》记载，“神臂弓” 可以立在地上，扣动扳机，箭飞出去可以穿透300步以外的铁甲，宋朝的军队用“神臂弓”来对付金兵很有效果。 《永乐大典》开本宏大，单册高50.3厘米、宽30厘米颇具皇家风范，每册约50叶，大多二卷一册，也有一卷一册或三卷一册的。版框高约35.5厘米、宽23.5厘米，四周双边，大红口，红鱼尾，朱丝栏，皆系手绘。《永乐大典》采用“包背装”书衣用多层宣纸硬裱，外用黄绢连脑包过，格外庄重。装裱后在书皮左上方贴长条黄绢镶蓝边书签，题“永乐大典XXX卷”，右上方贴一小方块黄绢边签，题书目及本册次第。副本外观与正本保持一致。 《永乐大典》副本纸张之良 《永乐大典》使用的是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皮纸，纸张厚度约0.12毫米，俗称为白棉纸。这种纸在嘉靖前后上百年生产量很大，纸质莹白柔韧，“茧素灿如雪是书写的极佳用纸，堪与南唐文房三宝之一的澄心堂纸”相媲美。孔子六十九代孙、清经学家孔广森曾云:”比澄心于宋纸，殊镜面于吴笺。”清内阁学士翁方纲亦有诗曰：“澄心堂纸欧阳诗，此纸年数倍过之。”极尽溢美之辞。 《永乐大典》余纸 《永乐大典》余纸，是指每册《大典》末尾有重录官署名的那一页空余部分，亦可称余幅、幅余。因为“纸甚莹洁”，在《四库全书》开馆期间，乾隆帝曾让人截取这些余纸，其中一小部分用以赏赐馆臣，“幅余茧素灿如雪，诏给臣等供其私”；其余大部分用以仿造藏经纸。乾隆四十九年（1784），谕令用《永乐大典》双页纸2053张、单页纸3397张发交杭州织造处毁造藏经纸。现存《大典》残本最后署名页除后来补录的以外，均有被剪裁的痕迹。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截取《大典》余纸是相当随意的，对《大典》造成极大伤害。
《复初斋诗集七十卷》 （清）翁方纲撰 清稿本 《诗集》所收《〈永乐大典〉余纸歌并序》一诗，对大典的用纸及余纸的赏赐做了介绍。
《王文庄日记》 （清）王际华撰 清乾隆间稿本 王际华曾任乾隆时期分校《永乐大典》总裁官，这本日记记录了乾隆帝将《永乐大典》余纸裁剪后赏赐官员的事情。 《永乐大典》副本抄写之精 《永乐大典》全书约3.7亿字，正文内容通行的规则是用一行大字墨书辞目，用双行小字朱笔记载作者和书名，墨笔记载书中的篇名和内容，断句及标声符号用红色小圆戳钤印。除标题首字用多种篆、隶、草体书写外，正文都是书手们用明代官用楷书“台阁体”(清代称“馆阁体”)一笔一画抄写出来的。由于明清时期对科举试卷文字要求行字整齐，乌黑端正，大小一致，因此年轻的生员和经过科考任命的馆阁、翰林院官员们都擅长书写这种规矩字。所谓“院体细楷沙画锥”，整部大典字体端正整齐，又不乏洒脱精神，实为写本精品。
《爱酒帖跋》 （明）沈度撰并正书 明宣德九年（1434）拓本 明朝中书舍人一职，“取能书者为之”，供内廷、内阁缮写文书诏制，逐渐形成了号为“博大昌明之体”的台阁体。明代台阁体书风的代表，首推“三宋二沈”，即宋克、宋璇、宋广和沈度、沈粲。
《苏菹传》 （明）沈度撰并正书 明宣德九年（1434）拓本 沈度小楷工整、严谨，得明成祖厚爱，誉为“我朝王羲之”，仕人举子多习之，渐趋规范，形成了方正、大小一律的字体“台阁体”。 《永乐大典》副本用墨之佳 《永乐大典》誊写均用徽墨，以黄山松烟加多种配料制成，不干不酥，湿润有光，古香古色。朱墨则以朱砂矿物质制成，经久不褪颜色，粲然悦目，便于阅读。 《永乐大典》副本插图之美 《永乐大典》插图的式样和种类非常多，包括人物故事、博古器物以及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这些插图有明初画家所绘，也有临摹宋元旧本，皆采用传统勾线技法，生动逼真，工致精美，在绘画史、书籍插图史等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
《永乐大典》卷18222-18224“像”字册 （明）解缙等辑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卷18222-18224“像”字册，属“漾”韵。本册收录了《圣贤图像赞》《庙学典礼本末》等书中的名人圣贤像，并加以文字注释，如“乐欬像”“司马光像”等。
《永乐大典》卷22180-22182“陌”“麦”字册 （明）解缙等辑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卷22180-22182“陌”“麦”字册，属“陌”韵。本册收录“阡陌”“城陌”等词，同时以图详释“小麦”“藜麦” 等事目。 2012年，国家图书馆特别邀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铜雕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朱炳仁先生，为即将开馆的国家典籍博物馆设计铜质大门。经过反复酝酿讨论，朱先生最终选取“凌花双龟背”纹样进行创作演绎。该纹样出自《永乐大典》“真”字韵“门”字册，本册于1983年由山东掖县回归国家图书馆。此设计可称为“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的典型范例。
《永乐大典》卷3518- 3519“门”字册 （明）解缙等辑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卷3518-3519“门”字册，原件于1983年由山东掖县捐献入藏国家图书馆。本册收录内容为各种门制纹样、门制版式等，如“凌花双龟背”“诸侯城城门”“朱雀门” 等。 久阅沧桑惜弗全 永乐大典正本下落之谜 《永乐大典》正本自永乐六年编修完成后，一直深藏禁中秘府，即使内阁重臣也无权翻阅。明朝皇帝大多并未直接使用过此书，史料中仅有弘治和嘉靖两位皇帝真正翻阅过大典的记录。隆庆初年，《永乐大典》副本录毕之后，文献中几乎再难寻到有关永乐正本的记述，亦未曾发现正本实物存世。因此,世人对正本的下落出现了诸多猜测，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陪葬永陵 嘉靖帝非常喜爱《永乐大典》，常置一二帙于案头，“按韵索览”并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下令重录副本。由于副本录入完毕的时间与嘉靖帝下葬的日期相隔不远，所以有当代学者推测，正本可能被陪葬于嘉靖帝之永陵。理由是，首先，嘉靖皇帝沉溺炼丹术，生前视《永乐大典》为至宝，死后随葬可能是早已做好的安排。其次，当时嘉靖皇帝下令重录副本时，嘉靖最器重的文官徐阶向他奏明，重录只能“对本抄写”，工程浩大，不可能很快完成。而嘉靖则强调重录”是为“两处收藏”，以备不虞”，必须加紧完成。四年后，嘉靖驾崩，三个月后下葬，葬礼刚刚完毕，隆庆帝就宣布《永乐大典》已抄成，并重赏抄录的众臣。也就是从此时起，正本便神秘地失踪了。然到目前为止，此说尚未于明清史料中发现任何文字证据。
《京北明朝十三陵全图》 民国初年石印本 明永陵是嘉靖帝朱厚熜的陵寝，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天寿山。永陵规模宏大，仅次于长陵，保存完好，其中宝城直径达81丈。本图采用山水形象画法，绘制精细。 毁于万历大火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6）六月，北京紫禁城大火，皇极、建极、中极三殿被焚。万历朝宦官刘若愚身为宫中内臣，理应熟知《永乐大典》保存之处，但是三殿遭大火焚烧后，他却“不知新旧《永乐大典》二部，今又见贮于何处也”。明末清初学者谈迁、方中履认为，《永乐大典》正本即毁于此次大火。 明末毁于北京 1644年，李自成于山海关败归下令撤出北京，并烧毁皇宫，仅武英殿幸存，故《永乐大典》正本若存放于皇宫之中，应未能幸免于战火。清人法式善也持此说，并在《存素堂文续集》中称大典相传“为李自成所摧残”。此说目前占据主流。
《牧斋有学集五十卷》 （清）钱谦益撰清康熙间刻本 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认为，李自成下令烧毁北京皇宫后，明代皇家两百余年积聚的珍本秘籍几乎全部被焚，学者据此推论《永乐大典》同时被毁。 明末毁于南京 据周应宾《旧京词林志》记载，隆庆初年，《永乐大典》副本录毕后正本被运回南京皇宫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目》也持此说，并指出明清交替之际，南京藏正本毁于战火。但占据南京的南明小朝廷系主动降清，明末南京宫中也没有焚毁记录，故此说当不成立。
《双槐岁抄十卷》 （明）黄瑜撰 清光绪间刻本 本书所引《宣庙御制文渊阁铭》记载，明太祖始创宫殿于南京，在奉天门之东建文渊阁，尽贮古今载籍，云集翰林之臣。明成祖在北京亦开阁东庑之南，官制沿袭旧制，分藏原存南京图书。
北京故宫文渊阁 明太祖朱元璋于南京奉天门东始建文渊阁，贮存古今天下图籍，《永乐大典》成书后即庋藏于此。文渊阁不仅是皇家藏书、编书中心，也是培养阁臣、商讨国事的基地。成祖迁都北京后，再建文渊阁，原藏南京的大量典籍转运于此。不幸的是，明代所建的两所文渊阁皆毁于火灾。 现存北京故宫文渊阁是清代最大的皇家藏书楼，建成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用以专贮《四库全书》。文渊阁地处紫禁城东华门内文华殿后，全阁仿照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规制，上下两层，面阔六间。建筑采用黑色琉璃瓦屋顶，绿色琉璃瓦剪边，寓意以水压火，保证藏书安全。 藏于皇史宬 作为皇家档案库，北京皇史宬东西墙厚3.45米，南北墙厚6.17米这种厚度的墙壁异乎寻常，甚至占建筑面积的64%因而有人推测其中另有夹墙存有《永乐大典》正本。不过，《永乐大典》副本在录成后就入藏皇史宬，而正本同样被放置在皇史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啸亭杂录十卷续录三卷》（清）昭梿撰 清抄本 爱新觉罗·昭梿，努尔哈赤次子代善第六世孙，清朝第八代礼亲王，爱好文史，所著《啸亭杂录》记载有大量满族旧俗、清朝典故和官员轶事。昭链称，李绂认为大典正本被藏于皇史宬中，比翰林院中收藏的副本还要多一千余册。
皇史宬南院门
皇史宬正殿（皇史宬内部不开放） 毁于清宫大火 清学者全祖望认为顺治帝曾阅读过《永乐大典》正本，所以宣称清朝初年时正本应存于乾清宫。近人缪荃孙承袭此说，且认为正本毁于嘉庆二年( 1797 )发生的乾清宫大火之中。傅增湘则认为乾清宫的这场火灾应发生在乾隆末年。 《鲒埼亭集外编五十卷》（清）全祖望撰 清末刻本 清初学者全祖望认为《永乐大典》正本尚在乾清宫，曾计划建议以乾清宫藏正本来修补翰林院藏副本，但最终没有施行。实际上，清中期曾多次盘点宫中藏书，寻觅大典正本，但均一无所获。 永乐大典副本的流失 明嘉靖后，《永乐大典》正本不知所踪，副本被存放在皇史宬。据清康熙间翰林院侍读学士高士奇撰《续编珠》记载，《永乐大典》副本早在明清鼎革之际已有佚失。清雍正间被移至翰林院敬一亭后，副本屡遭厄运，绝大部分被有近水楼台之便的官员盗窃，少数或毁于战火，或被劫掠。至宣统元年（1909）翰林院仅存64册，后拨交给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 战火焚毁 相传明末李自成撤出北京之时，部分副本即遭焚毁。至清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等珍贵古籍遭兵燹之灾。光绪二十六年(1900) 6月23日，清军和义和团攻打英国使馆，为使其腹背受敌，焚毁了与英国使馆一墙之隔的翰林院，导致部分《永乐大典》化为灰烬。8月13日，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幸存的大典被当做砖石，用来支垫军用物资以及构筑战壕、填平沟渠，甚至被用来遮蔽弹雨，《永乐大典》再遭毁坏。
《新燕语二卷》 雷震撰 1914年新中国图书局铅印本 本书记载了清末大量逸闻轶事。据本书记载，庚子事变中八国联军士兵曾以《永乐大典》“代砖支垫军用等物” 。 被英法联军抢夺 清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大量《永乐大典》被当做战利品劫往欧洲，其中以英军抢掠最多。光绪二十六年翰林院遭庚子战火焚烧之际，部分《永乐大典》被英国使馆人员运至英使馆，不少使馆人员趁机私自盗走。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部分《永乐大典》又被联军士兵据为己有。据统计，翰林院在庚子之变中共遗失了至少605册《永乐大典》。 监守自盗 明嘉靖、隆庆年间重录《永乐大典》副本之时，大量官员参与誊抄工作，频繁接触副本，副本即已开始遗失。至明末清初，副本已散失十分之一。清康熙中期，特别是乾隆帝设《四库全书》馆以来，一些官员利用《永乐大典》裒辑佚文，部分官员趁机偷书，副本随之再次流失。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副本已缺失1154 册。嘉道年间，翰林院以《永乐大典》编纂《全唐文》《大清一统志》等书，副本又被盗走无算。咸丰十年(1860)北京失陷后，夹带盗窃之风愈发猖狂，副本开始大规模流散。清末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一人便盗走百余册。这些被盗走的大典多被售予各国使节、书肆和文人。
《琅缳文集六卷》 (清)张岱撰 清抄本 据明末清初学者张岱记载，其祖父张汝霖曾在胡敬辰家中见到私藏的《永乐大典》三十余本，他自己也曾在胡家见到二十余册。据学者考证，胡家收藏的《永乐大典》为正本，而且应是胡敬辰父亲胡维新辗转从宫中获得的。 据目前所知，原11095册、22937卷的《永乐大典》副本，截至2017年底仅发现有400余册、800余卷及部分零叶存世，总数不及原书的4%，分散于8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个公私藏家手中。中国国家图书馆共收藏有《永乐大典》224册，占存世《永乐大典》的一半以上，其中62册现暂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正所谓零圭碎璧，犹可珍惜；残膏剩馥，沾溉无穷。 《永乐大典》正副本存储地点变化 正本 永乐六年（1408 ）南京文渊阁东阁的下阁 永乐十九年（1421）北京左顺门北廊 正统六年（1441）文楼 嘉靖三十六年（1557）古今通集库 隆庆初年（1567）南京文渊阁（存疑） 副本 嘉靖四十一年（1562）皇史宬 清雍正年间翰林院 搜罗颇见费心坚 永乐大典的收集整理 为了更好地保护《永乐大典》传承文化根脉，挖掘珍贵价值，方便公众利用，中国国家图书馆从建馆之初即致力于大典的搜集与保护。百余年来，在社会各界和几代国图人的不懈努力下，通过政府拨交、海外送还、藏家捐赠、员工采访等多种途径，先后入藏《永乐大典》224册（62册暂存台湾），现为《永乐大典》海内外最大藏家。这其中，鲁迅、袁同礼、郑振铎、赵万里等贡献尤著。 1909年8月5日，清学部奏请将内阁、翰林院仅存64册《永乐大典》移送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由于这批书被翰林院掌院学士陆润庠搬至其家秘藏，手续未能马上办理。中华民国成立后，鲁迅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事务，他多次向陆润庠索要，这批书最终于1912年7月16日入藏京师图书馆（其中60册置于京师图书馆，4册置于教育部图书室展览，1928年这4册也送归京师图书馆）。鲁迅不仅是著名文学、艺术大家，还擅长古籍整理与研究，曾利用《永乐大典》对部分古籍进行校勘和补遗。
《永乐大典》卷6523“妆”字册 （明）解缙等辑 明内府抄本 卷6523“妆”字册，于1912年由前清翰林院拨付京师图书馆。 袁同礼1929至1948年间先后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副馆长、馆长。是世界范围内调查《永乐大典》存世卷目“第一人”。他历时十五年，足迹遍及美、英、德、奥等国，对流散国外的《永乐大典》进行调查、收集、复制，至1933年，证实中外公私所藏有349册，基本摸清了海内外所存《永乐大典》的状况，并在任内实现了大多数现存《永乐大典》的影像回归，功绩卓著。袁同礼还先后撰写发表《永乐大典考》等文章，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抗战时期的大典南迁 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挑选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实录》等古籍精品南迁。北平图书馆遂将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并设立上海办事处负责管理。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北平图书馆存放于上海的典籍安全遭到威胁，代理馆长袁同礼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通过驻美国使馆联挑选部分善本运往美国寄存，选取的三千种书中有62册《永乐大典》。在王重民等人共同努力下，1942年这些书分装102箱运抵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65年，这批善本转运台湾，先存“中央图书馆”，现暂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产权归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所有。
国立北平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馆） 郑振铎对《永乐大典》的搜集整理尤其关心，对推动建国之初各界献书献宝热潮起到了重要作用。张元济、周叔弢捐赠《永乐大典》，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向我国归还《永乐大典》等事宜，均由其经手并转拨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收藏。在其促使下，1951年8月，北京图书馆成功举办《永乐大典》展览，极大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纷纷将自己收藏的《永乐大典》等古籍交由北京图书馆集中存藏。逝世后，个人藏书尽捐国图。
《永乐大典》卷7543“刚”字册 （明）解缙等辑 明内府抄本 卷7543“刚”字册，于1954年由苏联中央列宁图书馆送还中国，同年由外交部转归北京图书馆。 周叔弢是著名政治家、实业家，也是闻名海内外的古籍文物收藏家、鉴赏家，藏书达四万多卷，皆以刻版好、纸张好、题跋好、收藏印章好和装璜好而蜚声天下。周叔弢“爱书如命”，竭尽多半生精力搜求，但他并无子孙永保的想法，相反却多次把凝聚着自己数十年心血的藏书献给祖国、献给人民。1951年他将珍藏的《永乐大典》1册捐赠给北京图书馆。
《永乐大典》卷7602-7603“杭”字册 （明）解缙等辑 明内府抄本 卷7602-7603“杭”字册，于1951年由周叔弢捐赠。 傅增湘是中国近代著名藏书家，一生藏书达20万卷以上，是晚清以来继陆氏百宋楼、丁氏八千卷楼、杨氏海源阁、瞿氏铁琴铜剑楼之后的又一大家。无论是在藏书、校书方面，还是目录学、版本学方面，都堪称一代宗主。1948年其长子傅忠谟将其旧藏《永乐大典》1册，转让北平图书馆。
《永乐大典》卷821-823“诗”字册 （明）解缙等辑明内府抄本 卷821-823“诗”字册，1948年傅忠谟捐赠。 张元济（1867-1959）字菊生，浙江海盐人。著名出版家、教育家、爱国实业家。1951年7月，在他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将所属东方图书馆藏21册《永乐大典》捐给中央人民政府，由文物局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这批书钤有“涵芬楼”“海盐张元济经收”藏印，其中有9册为蒋汝藻旧藏，有些是傅增湘帮忙在北京代购的。有4册为傅增湘旧藏，为郦道元《水经注》前半部分，钤有双鉴楼藏书印，与1958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转交的4册《水经注》后半部分合成完壁。
《永乐大典》卷11620“老”字册 （明）解缙等辑 明内府抄本 卷11620“老”字册，于1951年由商务印书馆捐献国家，同年由文化部文物局拨交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于1983年收到山东掖县孙洪基的来信，称其在堂弟孙洪林家见到一书，与自已在县文化馆学习时，墙壁上所挂日历中看到的《永乐大典》书影相似。北京图书馆派专家赶往山东鉴定，确认这册书为《永乐大典》的“门”字类，含3518和3519两卷。此册曾被孙家用来夹鞋样，天头地脚已被剪掉，但文字主体尚完好无损。几经周折，北京图书馆收藏此册，并进行了精心修复。 《永乐大典》卷3518-3519“门”字册 （明）解缙等辑明内府抄本 卷3518-3519“门”字册，1983年孙洪林捐赠。 2007年11月，全国古籍普查督导组赴华东核查古籍善本时，意外发现加拿大华裔袁莜文女士处有一册《永乐大典》为卷2272至2274。国家图书馆与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先后进行了四次鉴定，认定其为明嘉靖年间《永乐大典》副本的零册，且保存完好。此册为“模”字韵“湖”字册，与国家图书馆原藏两“湖”字单册恰好前后相连，于2013年10月入藏国图，是目前入藏国家图书馆最晚的一册。至此，国家图书馆藏“湖”字册《永乐大典》增至6册，其中有5册前后相连。
《永乐大典》卷2272-2274“湖”字册 （明）解缙等辑 明内府抄本 卷2272-2274“湖”字册，2007 年全国古籍普查专家组赴华东督导时，意外发现此册，2013 年由国家图书馆借藏。 永乐大典收集历史 1948年傅增湘旧藏《永乐大典》1册，由其长子傅忠谟转让北平图书馆。 1950年北京图书馆顾子刚捐赠3册，为新中国成立后首位个人向国家捐赠《永乐大典》者。 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图书馆将11册《永乐大典》归还中国。 1951年张元济代表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捐赠21册，藏书家周叔弢、赵元方、徐森玉之子徐伯郊等各捐赠1册。 1953年北京大学张季芗捐赠1册。 1954年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赠还原藏满铁图书馆的《永乐大典》52册。 1955年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特批专款从香港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一批珍贵古籍，其中有4册《永乐大典》。 195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访华，将德国莱比锡大学图书馆所藏3册《永乐大典》赠还中央人民政府，后拨交北京图书馆。 1956年北京琉璃厂藻玉堂书店出售给北京图书馆1册。 1958年苏联科学院把原藏海参崴远东大学的1册《永乐大典》送还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随后移赠北京图书馆。 1958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移交北京图书馆4册。 1962年收藏家钟毅弘经广东省博物馆移赠北京图书馆3册。 1965年北京图书馆时任善本部主任赵万里捐赠2册。 1983年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处发现1册，入藏北京图书馆。 2013年原藏加拿大华裔袁莜文女士处1册，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支持下入藏国家图书馆。
《永乐大典》卷13494-13495“智”字册 （明）解缙等辑 明内府抄本 卷13494-13495“智”字册，于1950年由顾子刚捐赠。
《永乐大典》卷5343“潮”字册 （明）解缙等辑 明内府抄本 卷5343“潮”字册，1955年由德国政府送还中国，同年由文化部文物局拨交北京图书馆。
1955年文化部文物管理局拨交民主德国 赠还中国《永乐大典》档案
《永乐大典》卷2972“人”字册 （明）解缙等辑 明内府抄本 卷2972“人”字册，1964年由赵万里捐献国家，1965年由文化部文物局拨交北京图书馆。 遂使已湮得再显 裒辑佚书 《永乐大典》收录有上自先秦、下讫明初的七八千种古代典籍，且对所收文献甚少修改，堪称“典籍渊薮”。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诸多珍贵典籍相继亡佚，明万历间重修《文渊阁书目》时，大典所收之书已“十不存一”；清康熙间徐乾学修《一统志》更是“寥寥无几”，也正因此，《永乐大典》作为“佚书渊薮”的价值日益突显。自明代中期至今，历代学者的辑佚工作从未停止，特别是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达到高潮。 自民国以来，诸多出版机构不断对大典进行影印出版，尤以中华书局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成果最为突出。与此同时，对大典的原生性保护研究也在不断加强，古籍修复专家坚持“整旧如旧”的修复原则，使《永乐大典》这一珍贵宝藏重新焕发出生机。 早在明隆庆年间，高拱、张四维等人参与重录《永乐大典》，张四维就从中辑出《名公书判清明集》和《折狱龟鉴》二书。《名公书判清明集》辑宋、元人之案牍判语，分类编次，有南宋刻本（残本）和明隆庆三年（1569）盛时选蓝印本传世。
《名公书判清明集十卷》 （明）张四维辑 明隆庆三年（1569）盛以仁刻蓝印本 本书为张四维前后两次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后被盛时选等较刻而成，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永乐大典》辑佚书。 《折狱龟鉴》是南宋郑克编撰的案例故事集，因五代和凝父子《疑狱集》未尽详备，遂采撷正史、传记、墓志、笔记中有关侦查破案、司法鉴定、辩诬雪冤、审断疑狱等案例，补苴遗缺，分载于20门类，如龟决疑，如鉴烛物，成为判案决疑的一面镜子，有明辑本、四库本传世。 《永乐大典》的真正利用是从清前期才开始的，最早认识到这部典籍价值的是徐乾学、全祖望和李绂等人。清雍正间开三礼书局，大典副本从皇史宬搬至翰林院，他们破夭荒地得到阅读大典的机会，发现其中许多是世所未见之书”，“或可补人间之缺本，或可以正后世之伪书......不可谓非宇宙之鸿宝也”。于是相约每日读二十卷，把要辑的几种书标出来，另由四人抄写。由于卷帙浩繁，这项工作不是个人所能承担的，到第二年全祖望罢官回乡，无法继续下去，但他们已辑出《周官新义》《学易蹊径》《春秋义宗》《尚书讲义》等十余种典籍。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目录四十》 （清）蒋廷锡、陈梦雷等辑 清雍正武英殿铜活字本 本书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列为中国古代三部皇家巨作，是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类书。分为6汇编、32典、6117部，按天、地、人、物、学术、政务依次编纂，层层隶统，图文并茂，被誉为“大清百科全书”。 清乾隆年间开《四库全书》馆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校《永乐大典》，“择其中人不常见之书，辑之”，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批准，并专门成立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书处＂，开始时人员为30人，后又增加9人，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参加了这项工作。 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共辑出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总计385种4946卷。如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查考唐人世系及生平传记的林宝《元和姓纂》、后来列入“二十四史”之一的薛居正《旧五代史》，研究南宋初年历史的重要史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代医学名著《博济方》《伤寒微旨》著名的目录学著作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这些海内难觅的古籍，全靠这次辑出，才得以流传下来。
《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卷首四卷》 （清）纪昀等编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四库全书总目》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大类下又分小类，小类下又分子目，基本上包括了清乾隆以前我国重要的古籍，特别是元代以前的书籍更为完备。 邵晋涵与《旧五代史》 邵晋涵（1734-1796），字与桐，浙江余姚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经刘统勋荐入翰林，入馆监修四库书。他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多部，以《旧五代史》最为著名。《旧五代史》又名《五代书》《梁唐晋汉周书》，北宋初年由宰臣薛居正领衔监修，取材梁、唐、晋、汉、周五代实录，又以范质《五代通录》为蓝本，历时十八个月修成。其后八十年，欧阳修私撰了一部《五代史记》，为区别二书，称前者为《旧五代史》或“薛史”，后者为《新五代史》或“欧史”。《旧五代史》至金代渐湮不传，乾隆时此书已佚。邵晋涵从《永乐大典》各韵中所引“薛史”，甄录排纂，会粹编次，得十之八九，又旁采《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资治通鉴》等数十种书籍，裒然成编，共一百五十卷，使《旧五代史》晦而复彰，散而复聚。乾隆四十九年（1784）刊印殿本，成为正史“二十四史”之一。 邹炳泰与《直斋书录解题》 邹炳泰（？-1820），字仲文，江苏无锡人。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入《四库全书》馆，充纂修官，先后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17种，尤以《直斋书录解题》为世推重。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是一部私人藏书目录，与《崇文总目》、尤袤《遂初堂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并称有宋一代四大目录学专著。原本56卷，分53类，共著录图书3039种，51180卷。书中解题介绍作者生平，撮举每书要旨，品题得失，考辨谬讹，为目录学著作典范。该书未能雕版梓行，后逐渐散佚。邹炳泰从《永乐大典》中辑出22卷，校纂成编，列入《四库全书》，以武英殿聚珍版印行，购者珍如星凤。是书虽有残缺，然《四库全书总目》称:“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不可废也。 继四库馆臣对《永乐大典》进行大规模辑佚之后，嘉庆、道光时期纂修《全唐文》及续修《大清一统志》，再次对《永乐大典》进行辑佚，这是清代官方对《永乐大典》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辑佚。嘉庆十三年（1808），下诏于文颖馆旧址编修《全唐文》，馆臣除辑录唐代佚文外，复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遗篇甚夥，今天可考者有50种左右，其中以徐松辑佚的《宋会要辑稿》最为著名。嘉道以后，小规模的民间辑佚活动兴起，文廷式辑录过《元高丽记事》《宋状元及第图》《中兴政要》《经世大典》等，董康辑录过《宪台通纪》，缪荃孙辑有《曾公遗录》《顺天府志》等。
《钦定全唐文一千卷总目三卷》 （清）董诰等编 清嘉庆十九年（1814）刻本 《全唐文》是清代官修的唐五代的文章总集。嘉庆十三至十九年(1808-1814) 由董诰领衔，阮元、徐松等百余人参加编纂。该书在《唐文》稿本基础上，用《文苑英华》《唐文粹》等总集补其缺略，又从《永乐大典》辑录了唐文的单篇残段，并旁采他书和金石资料编校而成。 徐松与《宋会要辑稿》 徐松（1781-1848），字星伯，直隶大兴（今北京）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嘉庆十三年入《全唐文》馆，任提调总纂官，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许多佚书，较为重要的有《宋会要辑稿》与《中兴礼书》《续中兴礼书义元河南志》等，都是超过百卷的大书。《宋会要辑稿》计366卷，是宋代几种会要的辑佚本。宋代很重视编纂会要，前后共十余次，但多未刊行。元灭南宋以后，稿本北运，成为纂修《宋史》各志的依据。因此，《宋会要辑稿》成为研究宋代典章制度必备的工具书。
《宋会要辑稿不分卷》 （清）徐松辑、缪荃孙重订 清稿本 此书计366卷，是宋代几种会要的辑佚本，由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是研究宋代典章制度必备的工具书。 清末民初，随着近代图书馆的兴建，皇家图籍深幽琼阁、藏而不传和旧式藏书楼聚艰散易、重藏轻传的观念被打破，欧风东渐，图书是社会公器、归于公藏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学风丕转，不少学者和学术单位对《永乐大典》的研究与搜残存佚工作为功尤巨，成果斐然。20世纪30年代，在袁同礼、赵万里等带动下，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清点核对文津阁《四库全书》时，发现其中若干种《永乐大典》辑本与现存《永乐大典》原本文字有出入，于是将《永乐大典》辑佚工作列入工作计划中，先后辑出佚书达二百余种，但大多没有刊行。此外，成绩比较突出的还有傅增湘辑佚《西湖老人繁胜录》，王国维辑补《水经注》，唐圭璋编撰《全宋词》《全金元词》，张国淦《永乐大典方志辑本》收书九百种，栾贵明辑成《四库辑本别集拾遗》等等。
《涵芬楼秘笈》 孙毓修等辑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921年 本丛书以旧抄、旧刻、零星小种及传世孤本为主，以8册为一集，共收书52种。涵芬楼是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图书资料室的名称，以收藏古籍善本著称，1909 年建于上海。涵芬楼在1932年毁于日军炮火一事，为近代文化浩劫。 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又字筱珊，晚号艺风老人，江苏江阴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校勘学家、目录学家，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也是国家图书馆第一任馆长。光绪二年（1876）进士，任翰林院编修，从事编撰校勘十余年，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曾公遗录》《中兴战功录》《明永乐顺夭府志》《明泸州志》等书。 赵万里（1905-1980）， 字斐云，别署芸盫(an)、舜盫等。浙江海宁人。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早年求学于东南大学中文系，1925年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助教，1928年转往北京图书馆任职，1929年任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采访组组长和善本部考订组组长，支持袁同礼收集《永乐大典》的工作，想方设法搜集国内外现存的《永乐大典》。从20世纪30年代起，组织编制《永乐大典》引用书卡片索引，撰写《永乐大典内辑出之佚书目》等文章。赵万里始终把辑佚《永乐大典》视为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先后辑出《陈了翁年谱》《薛仁贵征辽事略》《元一统志》等珍贵佚书二百余种。1965年，他向北京图书馆捐赠2册家藏《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的修复保护 《永乐大典》入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后，曾对其中40册进行修复，修复后的书皮纸张强度有限，存在部分书背重新开裂、绢制书皮颜色与原来的黄色不协调、修复使用补纸与书叶不平整等情况。另外一些未经修复书的书口、书皮四周和书角磨损，书叶上多有烬余的痕迹和水渍。 2002年起，国家图书馆修复人员对馆藏《永乐大典》破损情况进行调查，在“整旧如旧”的原则指导下进行修复。在修复的过程中，选用清早期“高丽纸”作为补纸，尽量保留书籍原材料，并控制水的使用。对原来修复不理想，但并不影响阅读、保存和利用的，仍旧保持原状，不再拆改。
经过修复的《永乐大典》5251-5252“辽”字卷 1955年政府划拨 永乐大典的影印出版 20世纪初，中外学者和机构逐渐打破传统收藏理念，将《永乐大典》影印出版。民国间，张元济、傅增湘、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东洋史研究会、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等都曾影印收藏的《永乐大典》。 20世纪中叶，1959-1982年，中华书局多次影印《永乐大典》。特别是1960年，中华书局在北京图书馆支持下，将当时所能访求到的730卷《永乐大典》影印出版，这是《永乐大典》编纂完成后第一次大规模全面系统的影印出版。台湾世界书局、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也都曾对收藏的大典进行影印。 2000年以来，2002年，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继愈呼吁，将散藏世界各地的《永乐大典》汇集一编，仿真再版，得到了各地图书馆的响应，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承担出版重任。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地区所藏164册《永乐大典》已全部影印出版；海外藏《永乐大典》已出版57册，其中5册为首次影印出版。本次影印使散于各地的《永乐大典》化身千百，嘉惠学林。
《永乐大典》卷2262-2263“湖”字册 （明）解缙等辑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永乐大典》五册"模”字韵“湖”字册 （明）解缙等辑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 五册"模”字韵“湖”字册，包含卷2270-2271、2272-2274、2275、2276、 2277-2278，前后相连，内容相续。 《永乐大典》是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之一。这部“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的旷世宏编，“合古今而集大成”,规模远超前代所有类书，实为典册渊薮、佚书宝库。诸多佚文秘笈、典章制度赖其得以流传后世，造福学人。 “大典犹看永乐传，搜罗颇见费心坚。兼及释道欠精核，久阅沧桑惜弗全。”令人痛心的是，这部成书于明永乐之初的大典正本至今仍下落不明，而重录于嘉靖之末的副本也是星散飘零，百存一二。“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国运昌则文运盛。在几代国图人孜孜不倦的求索下，特别是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明珠还于合浦，国家图书馆现已成为《永乐大典》在海内外的最大藏家，并给予大典前所未有的重视和保护，使这座人类文化史上不朽的丰碑屹立万世，传之永远!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