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草原丝路”上的契丹族

汐钰文艺范 2016-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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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北方辽阔的草原上曾经创造了辉煌草原文明的诸游牧民族，随着时间的流逝，多数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曾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契丹族就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绚丽多彩的辽文化是契丹族和汉族及其他各民族相互交流和吸收的成果，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中一颗灿烂的明珠，在中国北方民族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辽代考古的诸多重大发现，向我们展示了契丹民族在公元10世纪前后由兴起到逐渐发展壮大，直至成为纵横欧亚草原，影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过程。通过这些族属契丹的文物，我们可以一同领略其创造的辉煌的、独具特色的契丹文明。

内蒙古地处长城内外，是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相互碰撞和交融的重要地带，这里曾孕育和培养了契丹。契丹族建立的大辽王朝，历时二百余年，开启了中国第二次南北朝的局面，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过及其重要的作用。“无闻中国有北宋，只知契丹即中国”，辽王朝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特别是草原丝绸之路的恢复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俄罗斯及整个斯拉夫语世界中都用“契丹”来称呼中国，阿拉伯语、波斯语以及中古英语也有类似的名称。

契丹人关于自己的始祖有这样的传说：一位久居天宫的“天女”坐上青牛驾驭的车，从“车地松林”沿潢水顺流而下，恰遇一位“仙人”乘一匹雪白的马，从“马盂山”顺土河向东信马由缰。二人在潢水与土河交汇处的木叶山相遇、相爱并结为配偶，生八子。他们的子孙便繁衍成为了契丹族的八个部落。

契丹源于东胡后裔的鲜卑宇文部，是带有匈奴血统的鲜卑人，自认为是炎帝苗裔。西汉初年，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灭亡后，部众溃散。一部居于鲜卑山，自号鲜卑；一部聚众乌桓山，史称乌桓。公元389年，鲜卑宇文部败于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其一部分避居于今内蒙古的西拉木伦河以南、老哈河以北地区，与当地土著融合，以聚族分部的组织形式过着游牧和渔猎的氏族社会生活，形成了最早的契丹部落，并长期保持着八个部落的状态。到唐时，契丹已形成部落联盟，在突厥与唐王朝的夹缝中生存，并于唐末趁乱崛起于北方草原。公元907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建立契丹国。

唐朝末年，世代聚居在西辽河上游地带的契丹族崛起于北方草原。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逐步统一了契丹各部，916年建国“大辽”，直至1125年亡于女真族。辽王朝全盛时，其疆域东到日本海，西到阿尔泰山，北到额尔古纳河、大兴安岭一带，南到河北省南部的白沟河。曾雄踞北方二百余年，与北宋、西夏王朝鼎足而立。辽王朝建国后，发展游牧和农耕两种经济，创设两院制和五京捺钵制度，还发明了契丹文字，创造出灿烂的封建文明，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辽世系表

姓名	庙号或尊号	年号
耶律大石	德宗	——（1124~1132）延庆（1132~1134）康国（1134~1144）
塔不烟	感天后	咸清（1144~1151）
夷列	仁宗	绍兴（1151~1164）
普速完	承天后	崇福（1164~1178）
直鲁古		天禧（1178~1212）

善于骑射的契丹民族，放牧渔猎是其基本的生活来源，也是辽王朝武力强盛、所向披靡的重要保障。其富以马，其强以兵，契丹人征服了周边的许多邻国、部落。建国后的契丹仍以车马为家，赖帐篷以起居，虽有五京之设，皇帝却四时捺钵，讲武校猎、军国大事皆在流动的王廷中裁决。

两院制：为了统治当地汉族，辽太宗采取了“因俗而制”的统治方式，实行汉人和契丹人、南北两面官的两院制。北面官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官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大部分官名及执掌沿袭唐制，并参照五代和宋朝的官职。辽世宗任用贤臣耶律屋质进行改革，将南北两面官合并，成立南北枢密院。后来南北枢密院合并，形成一个枢密院，使辽朝从部落联盟形式进入中央集权的时代。

雄踞中国北方的辽王朝，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辽朝设有五京，还有众多的州城府衙，它们“地边松漠，商贾会冲”，既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也是十分繁华的商业中心。大量汉人涌入契丹境内后，为其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极大地促进了契丹农业、手工业、商业的迅猛发展，辽王朝冶铸业、纺织业、酿酒业、制瓷业等手工业生产非常发达。在保留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的同时，辽王朝注意吸收汉族以及其他各民族文化成果，与北方草原的多种文化和文明相交融，使辽文化绚丽多彩，影响深远。

契丹人在与中原汉人交往频繁的情况下，居住仍以毡帐为主。唐朝末年以后，契丹人开始引进版筑技术建筑固定房屋，逐渐从“靡有定所”开始向定居生活过渡。居住条件的改善，室内家具也随之发生变化，由小巧低矮、方便搬挪演变成稳重结实、相对固定，适用于定居型家居生活。

契丹人游牧渔猎的生产方式，形成了肉酪不离、尚酒贵茶的饮食习惯。其所用器具，多轻巧便携，技艺精湛，尽显富贵与豪奢。在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的同时，又吸纳唐宋风，融汇异域情，表现出兼容并蓄又和而不同的风貌。

皮囊形壶：契丹人在与宋朝长期征战和交往中学会了制瓷，生产了适合生活需求、具有浓郁契丹民族气息的陶瓷器。皮囊形陶瓷壶是辽代最有特色的器物造型，模仿契丹人悬挂在马鞍上用以盛水、乳、酒等液体的皮囊容器而制作。多出土于契丹贵族的墓葬中，常被视为代表契丹国俗的器物。早期皮囊壶扁身单孔，器身有仿皮制品的针脚和接缝。后来变为两孔，用皮绳穿之，系于马背，器身仍保留皮囊的缝合线装饰。再发展，底部有了圈足，可放在室内的桌上或地上，双孔成了提梁，便于把持和倾倒壶内液体。皮囊形壶的演变反映了契丹民族由马背游牧生活向农耕定居生活的转变过程和接受汉人习俗的渐变过程。

契丹人注重梳妆打扮，喜爱以金银饰物装扮自己，美化生活，储存财富。珠玉、琥珀等饰物，也伴随着中原和西亚文化的传播和影响而被契丹人接纳，并按其审美观加工而成本民族的独特配饰。金玉辉映的繁丽与神奇，装点着契丹贵族华丽的身姿，寄寓着契丹人对太阳的崇拜，闪烁着浓郁的草原风情。

辽朝的宗教以佛教和萨满教为主，也崇拜契丹祖先和民族信仰。民族信仰有木叶山崇拜、天地崇拜、拜日神、拜山神等。辽朝还信仰道教和伊斯兰教。
契丹统治者建国后便借助佛教的力量收揽人心，随着历代统治者的提倡，佛教成为凝聚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核心思想，并对契丹人的物质、精神领域都产生深远影响。

辽朝广泛吸收周边各族文化，特别是受汉文化、渤海国文化、中西亚文化影响较深。辽朝皇室和契丹贵族多仰慕汉文化，大量汉文书籍的翻译，将中原人民的科学技术、文学、史学成就等介绍到了草原地区，带动和促进了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的发展。辽朝在教育方面实行设学养士和科举取士。在绘画、语言文字创作、建筑艺术、舞蹈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

契丹人最初信奉萨满教，认为万物有灵，祭天祀地、好鬼贵日，敬拜神明，相信灵魂不灭，渴望超脱现实无常的痛苦，解脱生死之缚。在与中原王朝的密切接触中，又将仁义礼智、孝悌德操等儒家伦理融入游牧民族的礼俗传统，祭祖先、立宗庙、建陵寝，祈祷子孙兴旺，猎物丰盛。尊儒、崇佛、信道，兼容并蓄，塔庙相望，梵刹遍布城中。他们安于现世，追求享乐，希冀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