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44年，大明的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殉国之后，明朝残余势力很快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改元弘光，是为南明第一朝。 崇祯皇帝 弘光朝廷所面临的是一个强敌环伺的局面，北方有李自成的大顺，还有拖着大辫子的满洲铁骑，西边还有一个嗜杀成性的张献忠。 面对这些强大的力量，弘光朝廷应该怎么办呢？几乎所有的南都大佬，无论是所谓的“东林君子”，还是所谓的“阉党”余孽，也包括弘光帝本人，都想到了一个主意——“借虏平寇”。 这个所谓的“借虏平寇”战略，也不是弘光朝廷的创造，在明季内忧外患之时，就有人提出过这种主张。崇祯年间，兵部尚书杨嗣昌就有过类似的建议，深知朝廷兵力、财力不足以支持两线作战，曾经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建议，具体内容是同清方达成和议，每年输送白银、缎帛等物，清方以少量人参、貂皮之类回报，实行互市；然后集中兵力扫除“流寇”。这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办法，但并没有借助清方兵力对付农民军的意思。 杨嗣昌 随着整个局势的恶化，一些幕僚人士开始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考虑借用关外满洲人的兵力共同镇压所谓的“流寇”。 一个曾经在大学士孙承宗幕府任职的，叫茅元仪的人，他写了一本小书《平巢事迹考》。还有一个人，他是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的幕僚，叫姚康，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太白剑》。这两本小书都是以唐朝末年平定黄巢起义作为借鉴，替当朝大佬出谋划策。 他们以唐朝平定黄巢起义为参照先例，用意是借历史经验说明唐朝平定像黄巢起义这样大规模的农民反抗，光靠有郭子仪、李光弼这样的大将不够，还需要借用李克用的沙陀兵，招降像朱温这类义军叛徒，才有中兴之望。 不知道茅、姚二人是不是真的对唐末历史有深刻理解，唐朝引沙陀人镇压黄巢起义，确实有过一些作用，但是沙陀人在内陆也形成了巨大的威胁，所谓五代，不就是几个沙陀军头在残杀百姓吗？ 弘光朝廷建立的时候，正值吴三桂降清，联兵击败大顺军，占领北京。多尔衮在进入北京后也做了很多，诸如给崇祯皇帝发丧等收买人心的事情，这就让很多善良的汉人产生了美好的幻觉，认为这些拖着大辫子的东北人是来帮助大明复仇的国际纵队。 由于情报不明，弘光君臣对吴三桂同清朝的关系并不清楚，以为是吴三桂借清兵击败了“闯贼”，收复神京，一个个兴高采烈，称之为“功在社稷”的 “义举”。 大辫子们在吴三桂的导引下，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二日进入的北京城。消息传到南京，让南都诸公着实兴奋了一把，他们认为吴三桂真是个会请外援的能人。 吴三桂 五月二十七日，大学士马士英给弘光帝上了《陈恢复大计》的奏疏，建议朝廷给予宗社功臣吴三桂以丰厚的奖赏和显赫的爵位作为酬报，鼓励他继续请外援。 次日，弘光朝廷即决定“封关门总兵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给诰券、禄米，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差官赍送”。 马士英 “奸人”马士英是这样想的，那么“君子”史可法又什么怎么想的呢？六月初，史可法上疏弘光帝，提出对于吴三桂及清人的建议，这偏奏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近辽镇吴三桂杀贼十余万，追至晋界而还。或云假虏以破贼，或云借虏以成功，音信杳然，未审孰是？然以理筹度，此时畿辅之间必为虏有。但虏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 自称“草莽孤臣”的“超级君子” 刘宗周六月间也上疏建议“亟驰一介，间道北进，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夷王，……苟仿包胥之义，虽逆贼未始无良心”。 刘宗周自己想当申包胥，去北京哭求清军援助也把清军当成了救命稻草！ 史可法 总之，吴三桂的引狼入室，在弘光朝廷决策大臣中无不认为是一大快事，都主张应该尽早同吴三桂取得联系，借清军之力共灭“流寇”。“奸人”与“君子”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他们都主张封赏吴三桂，主张借清兵破贼。 帝国大佬们都昏聩至此，大明焉能不亡啊！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