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运六气导论》之“从临床治疗学看五运六气学说”运气学说应用于临床治疗中，非常注意天时地理及节令的变化，若治病不本四时之规，不审地宜之律，不明标本之理，则茫如望洋，无可问津。如《内经》非常注意因天时而施治，其在《素问·八正神明论》中指出：“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
是故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廓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廓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 是以因天时而调血气也。是以天寒无刺，天温无凝;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廓空无治。是谓得时而调之”。 若治反天时，就必然导致不良后果，故该篇接着指出：“月生而泻，是谓脏虚;月满而补，血气扬溢，络有留血，命曰重实;月廓空而治，是谓经乱。阴阳相错，真邪不别，沉以留止，外虚内乱，淫邪乃起”。 近年来人们发现，在24小时不同时间服药，治疗效果出现明显的差异。如糖尿病病人在上午四时对胰岛素最敏感。说明人体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季节，对各种药物的敏感性是不同的。 故《内经》中有“因天时而调血气”的治疗方法，春夏气候由温渐热，人体腠理开泄，温燥药物不宜多用，以免耗津伤阴;秋冬气候由凉渐寒，人体腠理致密，阳气潜藏，寒凉药物不宜多施，以免伤阳耗气。 所谓“必先岁气，无伐天和”之理，就是在治疗上结合值年岁气和四时秩序对人体的影响，而采用不同的用药方法。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载有“五运六气用药式”，提出常规用药当顺天时气候和药性的阴阳升降、四气五味相结合，其立论就是根据《素问·至真要大论》的理论而阐发的。 《内经》认为一日十二时辰中的子、午、卯、酉，一年二十四节气的二分、二至，是阴阳交替的枢机。子午与二至是阴阳转折之时，卯酉与二分是阴阳平衡之际，疾病的旦慧、昼安、夕加、夜甚的变化则是卓证。 再如阴阳变化之际，阳胜之病能冬不能夏;阴胜之病能夏不能冬;年老体弱、虚衰者，每当二至、二分时，常因不能适应而导致死亡。如蒲辅周老先生，在临床治疗中，谓外感和时病总是六气为病，认为治疗急性热病必须掌握“六季”这个客观规律。 再如1955年石家庄乙脑流行，证偏于热，以清热解毒法获效;1956年北京气候多雨偏湿，“证”偏于湿，用原方不效，采用清热透湿法后获效。足证根据气候特性指导临床用药，正是中医学辨证特点之一。 又如烟台地区，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的病毒性肝炎流行的高峰年，其发病高峰月份在下半年，因司天主上半年，在泉主下半年，在治疗上，则宗“阳明在泉湿毒不生，其味酸，其气湿，其治以辛苦甘”的原则，主以辛开苦降之剂，佐以甘味健脾之剂，于是郁火得清，湿热得除，中州枢转，病臻愈可。 又如《内经》中“诸气在泉”、“司天之气”的治疗论述，就是阐述五味在治疗中的作用及与五运六气的配合原理。 对于六淫胜复的治法，《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有“治诸胜复，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软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各安其气，必清必静，则病气衰去，归其所宗，此治之大体也”的论述。 百病的发生与发展，及其所表现的病症不同，在临床上就要依不同的情况而施治。病生于本者，就求之于本;病生于标者，就求之于标;生于中气者，就求之于中气;既生于本，又生于标者，就要标本兼施，这就是标本中气的治疗原则。 它是古人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摸索出的一套规律，亦是今天我们在治疗中必须遵循的准则。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云：“夫标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 言标与本，易而无损，察本与标，气可令调，明知胜复，为万民式，天之道毕矣。”由此可见，若不明辨阴阳顺从，指本为标，指似标者为标，指似本者为本，迷诊乱经，例行针药，势必“伐天之和，伐生之本”，而举手误人。 本文摘自柳少逸书《五运六气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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