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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缀法第二十一”辨析 ■李廷华 南海于前篇论执笔，已多涉用笔，此篇则云缀法，其实还是在谈用笔。缀者，连转也，拖曳也，映带也，均为笔画运动状态。南海自命于执笔用笔之法体会悠深，故不免叮咛反复，以政坛风云人物而能就书法执笔一论再论，尤属难能。辨析之间，亦不妨随其流连。南海云：“书法之妙，全在运笔。该举其要，尽于方圆。操纵极熟，自有巧妙。方用顿笔，圆用提笔，提笔中含，顿笔外拓。中含者浑劲，外拓者雄强。中含者篆之法也，外拓者隶之法也。提笔婉而通，顿笔精而密。圆笔者萧散超逸，方笔者凝整沉著。提则筋劲，顿则血融。圆则用抽，方则用絜。圆笔使转用提，而以顿挫出之，方笔使转用顿，而以提絜出之。圆笔用绞，方笔用翻。圆笔不绞则痿，方笔不翻则滞。圆笔出之险则得劲，方笔出以颇则得骏。提笔如游丝袅空，顿笔如狮狻蹲地，妙处在方圆并用，不方不圆，亦方亦圆，或体方而用圆，或用方而体圆，或笔方而章法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 南海方圆之论，亦多袭前人之说，若姜白石《续书谱》即有“方圆”专论云：“真贵方，草贵圆。方者参之以圆，圆者参之以方，斯为妙矣。”南海之论，则广而言之，其“艺舟”扬帆，于用笔颇“广”前人，亦可称之矣。刘咸炘于其《弄翰余沈》中颇多不满康南海之说，然亦不泯其所得，论及用笔方圆之辨，即称赞南海云：“康氏谓秦分本圆，而汉人变之以方，甚精。近《魏石经》出土，其篆又整齐而多方折带尖脚，近秦权及汉铜器，与秦篆之狭长者殊，与汉碑额之方扁者大同，是足以观流变，证明康氏之说。”肯定南海同时，又有言：“但康氏以汉诸篆皆为《琅玡》嫡嗣，则非也。斯之不能笼罩汉篆，犹蔡中郎之不能笼罩南北朝耳”（《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913页）。南海之功，即在其有除旧布新之胆气，其弊亦在其以一概万之专横。当世象迷离之间，景从者不辨幽微，一意追随，至风云澹定之际，必反思探究，见其疏纰。南海云：“正书无圆笔，则无宕逸之致，行草无方笔，则无雄强之神。故又交相为用也。”此亦书法常识。自从篆隶二体开中国书法用笔规范之先河，历代总结绵绵不绝，而笔法丰富交相为用，则须在草书成熟之后，故刘熙载有谓：“它书之笔法，皆可用于草书。”是总成之说也。而笔法之丰富表现及内在区别，又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用笔之不同最为显豁。所谓大王之内擫，即中锋圆笔，小王外拓，即侧锋方笔，古质今妍，以篆笔与隶笔相对言之。至于草、楷书出，较隶书，又成今古，然笔法之发明，终不能离其根本，于是后兴之草、楷，每超迈前隶，而上溯古篆而得其圆笔中锋。其实此说亦为大致言之，隶书篆书之用笔参差，二王书法之具体区别，并非中锋侧锋可为涵盖。 南海云：“以腕力作书，便于作圆笔，以作方笔，似稍费力，而尤有矫变飞动之气，便于自运，而亦可临仿，便于行草，而尤工分、楷。以指力作书，便于作方笔，不能作圆笔，便于临仿，而难于自运，可以作分楷，不能作行草，可以临欧、柳，不能临《郑文公》《瘗鹤铭》也。故欲运笔，必先能运腕，而后能方能圆也。然学之之始，又宜先方笔也。”用指而不悬腕旋肘，故可为逐字而成之楷书；作行草须悬腕，非仅在大小，以其气韵婉转相通也。又作行草须得顿挫之笔，作楷书难得运动之意，故古人又谓作楷书须有行书之意，作草书每“匆匆不暇”，均为心手协调动作融汇之解，学者自可在用笔中体会，不必一概而论。南海又云：“行笔之法，十迟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此已曲尽其妙。然以中郎为最精，其论贵疾势涩笔。又曰：‘令笔心常在点画中，笔软则奇怪生焉。’此法惟平原得之。篆书则李少温，草书则杨少师而已。若能如法行笔，所谓虽无师授，亦能妙合古人也。”此处乃南海混淆蔡伯喈与包世臣千古不搭之言借售自家未谙底里之臆。蔡邕《九势》原文为：“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故曰：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则奇怪生焉”（《历代书法论文选》6页）。所谓“令笔心常在点画中”，乃南海拾包安吴之牙慧。安吴论书，尝以此用笔之论为金针独见，南海亦倚为奇货。张宗祥尝就此发言云：“慎伯此言盖略而不详矣。至论中锋，予实病之，中锋者使锋常居笔之中，不使倾倚挫折而无力，非形诸于书之谓也。古今书家有一字其点、画、撇、捺皆锋在中部者乎？慎伯求其说而不得，则强为之说曰‘中间有一线之墨最后干’，此则神妙莫测之谈，不可为训者也”（《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892页）。南海于此，亦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岂可得焉。又南海去蔡邕之世近二千年，已届现代社会，然其谈用笔，颇多虚玄，以蔡邕为用笔宗教，亦甚皮相。盖蔡邕之世，纸张尚未普遍使用，书体亦仅为篆隶二体，草书、楷书尚在发萌，笔法亦尚待发撷总结。南海之所谓，亦袭前人之口，非出体己之心。倘以物质结构分析言之，毛笔之基本形态，乃为一圆锥体，倘为独毛单线，或亦勉强成字，然必不能为丰富之书法形态。锋毫之接触纸面而成点画，必赖锥体丰盈之力量依托，故造笔之技，必以毛颖劲健弹力充分为选。又所谓万毫齐力，则为笔底圆锥对笔锋柔颖之支撑，故中锋用笔成为毛笔书写之基本功力所在，而在以中锋为主导之用笔过程间充分发挥笔尖至于笔底各部分变化之作用，则形成更为丰富的笔法。用笔之弊端，多为违背中锋用笔之基本规律，造成字型单薄、疲偃、扭曲等病态；而不能充分发挥毛笔之全部功能，亦必造成呆板、僵滞、单一等窘状。故中国书法艺术之所谓功力，即手与笔之力学关系把握是否和谐，古人所云“精熟”，亦对用笔而言。用笔乃书法艺术之基点，亦为核心。其余若结体、章法等更加复杂之形态，皆从用笔之焦点及基础而来。即使气韵风骨这些形而上因素，亦从用笔氤氲发萌。 南海又云：“唐后人作书，只能用轻笔，不能用肥笔。山谷谓瘦硬易作，肥劲难得。东坡谓李国主不为瘦硬，便不成书，益以见魏人笔力之不可及也。”南海论书，处处不忘揄扬北魏，即谈用笔之法亦莫能外。权衡书史，篆隶二体于用笔之法可谓大备，早在北碑出现之前即已成熟，而将篆隶笔法融合运用，而自成新态，且将中国书法历史推上高峰，亦将用笔技法达于极致者，乃为王羲之父子由继承发展张芝、钟繇笔法而形成之“新体”，即今草。谈用笔而不及草书，终不入肯綮。南海以魏碑为用笔极则，已落下驷矣。即所谓肥笔，亦非唐后无觅，岂不见苏东坡之书，丰腴之美必显，而招致丰考工诸人诟病亦在此。故南海所谓之轻笔肥笔之窍，原非用笔本质。较康南海时代稍晚之政治家兼书法家徐季龙，尝有感于古来言笔法多大而化之，不入肯綮，专著《笔法探微》，且序言之：“古今言笔法者皆卖弄文字，而无真知灼见。吾言笔法非曰能之，聊就四十年来研求所得，以白描手法贡诸国人，或有异于文人之作耳。”徐氏所论用笔，即以“藏头、护尾、盈中、出锋、转笔、折笔、往复”等具体运动形态言之，虽从蔡邕之《九势》得意，然具体入微，颇异前人。中国书法艺术以最简单之工具，而成最丰富之形态，端在于用笔方法之千变万化，而此变化之根本，还在于用笔之方圆相间，于极纵间得其和谐。在张芝、王羲之出现之前，篆书、隶书之用笔，虽已注重中锋之端凝，侧锋之佻达，然而，使转顿挫乃至于“绞转”这样的高难度用笔尚未形成。草书用笔乃书法用笔之极致，可惜南海崇拜之北碑，全无此诣，南海之倡言用笔，又岂能真入底里。故受南海影响之一代书家，真于笔法探究深邃之际，又莫不折衷帖札墨翰之幽微，百年澹荡，犹足发撷。 书法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之瑰宝，又因其发展过程间凝聚了诸多独特之心理因素，若含蓄，即中国哲学之特色，亦国人心理之特色，其表现于书法，即藏锋内敛。南海云：“古人作书，皆重藏锋。中郎曰：‘藏头护尾。’右军曰：‘第一须存筋藏锋，减迹隐端。’又曰：‘用尖笔须落笔混成，无使毫露。’所谓筑锋下笔，皆令完成也。锥画沙，印印泥，屋漏痕，皆言无起止，即藏锋也。”此间南海所引诸前贤所谓藏锋之说，乃中国文化“中和”思想在书法中之凝注。钱锺书先生比较中外文化心理之不同，认为中国人自以为十分浪漫的东西，在西方民族眼中依然显得含蓄。若以中国书法为论，则草书在张旭、怀素手中，将张芝、二王之造诣又往前推进，然而此后发展，复归于平和，至米芾、王铎则均对怀素不满，王铎之后，三百年更无杰出草书，论笔法则真成强弩之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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