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书

​洛京宫殿门板，则有沈含馨、江式。北京台殿楼观宫门题署，则窦遵瑾。周天和时，露寝成，赵文深以题榜之功，除赵兴守，每须题榜，辄复追之，其重榜书至矣。故榜书当以六朝为法。东坡安致，惜无古逸之趣；米老则倾佻跳荡，若孙寿堕马，不足与于斯文；吴兴、香光，并伤怯弱，如璇闺静女，拈花斗草，妍妙可观，若举石臼，面不失容，则非其任矣。自元、明来，精榜书者殊鲜，以碑学不兴也。吾所见寡陋，惟朱九江先生所书《朱氏祖祠》额，雄深绝伦，不复知有平原矣。吴中丞荷屋，则神采雍容，气韵绝佳。 　

　　数寸大字，莫如《郑道昭大基仙坛》及《观海岛诗》，高气秀韵，馨芬溢目。《般若碑》，慎伯盛称之，以为古今石本隶楷第一，谓其雄浑简静，则诚有之，遽臆定为西晋人书，则不无嗜痂之癖。考《般若碑》是北齐书也。 　

　　梁碑《神道》，渊穆极矣，然各体不同。《简王》则高浑雍容，《靖王》则丰整酣逸，《忠武王》则茂密美致，新理异采，《吴平忠侯》匀整安静。《忠武王》酷肖《刁遵》，《吴平忠侯》甚类《苏慈》。若能展作榜书，固当独出冠时，然吾未见能之者也。 　

　　《云峰山石刻》，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如仙人啸树，海客泛槎，令人想像无尽。若能以作大字，其秾姿逸韵，当如食防风粥，口香三日也。《瘗鹤铭》如瑶岛散仙，阳阿晞发；《般若碑》与《南康简王》《始兴忠武》四碑比肩，真可为四渎通流于后世矣。 　

　　平原《中兴颂》有营平之苍雄，《东方朔画赞》似周勃之厚重，蔡君谟《洛阳桥记》体近《中兴》，同称于时，此以雄健胜者。《八关齐》骨肉停匀，绝不矜才使气，昔人以为似《鹤铭》，诚为近之。宋人数寸书，则山谷至佳，如龙蠖蛰启，伸盘复行，可肩随《大基》《观海》诸碑后，正不必以古今论，但嫌太妩媚耳。 　

　　篆书大者，惟有少温《般若台》体近咫尺，骨气遒正，精采冲融，允为楷则。隶之大者，莫若冈山摩崖，其次则唐隶之《泰山铭》，宋隶之《山河堰》，俱可临写也。 　

　　榜书操笔，亦与小字异。韩方明所谓“摄笔以五指垂下，捻笔作书”，盖伸臂代管，易于运用故也。方明又有握笔之法，捻拳握管于掌中。其法起于诸葛诞，后王僧虔用之，此殆施于尺字者邪？ 　

　　作榜书笔毫当选极长至二寸外，软美如意者，方能适用。纸必当用泾县。他书笔略不佳尚可勉强，惟榜书极难，真所谓非精笔佳纸晴天爽气，不能为书，盖又过于小楷也。 　

　　字过数尺，非笔所能书，持麻布以代毫，伸臂肘以代管，奋身厉气，濡墨淋漓而已。若拓至寻丈，身手所不能为，或谓持帚为之，吾为不如聚米临碑，出以双钩之，易而观美也。

“榜书第二十四”辨析

■李廷华

　　南海言榜书，开篇即谓其与它书之不同，当别立门户云：“榜书，古曰署书，萧何用以题苍龙、白虎二阙者也；今又称为擘窠大字。作之与小字不同，自古为难。其难有五：一曰执笔不同，二曰运管不习，三曰立身骤变，四曰临仿难周，五曰笔毫难精。有是五者，虽有能书之人，熟精碑法，骤作榜书，多失故步，盖其势也。”南海之书法，得意于《瘗鹤铭》与陈抟“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本为榜书。古往今来，凡擅榜书者多为名流，南海自中岁得名，即在此列，故沈从文谓其为现代名流字之开风气者，不虚也。撰写《广艺舟双楫》之时，南海已然以名流自居，以后多年，赋闲寓居上海鬻书，亦多为人书榜。故在诸书体之中，南海于榜书较他书更有发言权，其谈榜书，或于学者有可参考之意焉。渠云：“榜书亦分方笔圆笔，亦导源于钟、卫者也。《经石峪》圆笔也，《白驹谷》方笔也。然自以《经石峪》为第一，其笔意略同《郑文公》，草情篆韵，无所不备，雄浑古穆，得之榜书，较《观海诗》尤难也。若下视鲁公'祖关’'逍遥楼’，李北海'景福’，吴琚'天下第一江山’等书，不啻兜率天人视沙尘众生矣，相去岂有道里计哉！”

　　隶篆相间之书体，宜为擘窠巨字，故流衍至今，最宜于榜书。榜书与简札之不同，在于其工艺装饰性质，此又为篆隶之所长，楷行之所短。装饰性质之书法，又不宜多字，此又为榜书之所便也。且榜书既为擘窠，则气力必须充足，方可博远瞻，耐久观。南海论书，重功力优于气韵，故每在魏碑中寻觅，此又其宜也。倘摒弃碑帖门户之见，各取所长，南海之论亦自有可资学者寻绎处，然南海非仅于书史大脉尊魏卑唐，即论榜书，亦不免私见流出。其不谓“钟、王”而云“钟、卫”，固然从阮芸台所流衍，亦是南海心底之意。南海即肇此兴，遂放言滔滔：“故榜书当以六朝为法。东坡安致，惜无古逸之趣；米老则倾佻跳荡，若孙寿堕马，不足与于斯文；吴兴、香光，并伤怯弱，如璇闺静女，拈花斗草，妍妙可观，若举石臼，面不失容，则非其任矣。自元、明来，精榜书者殊鲜，以碑学不兴也。吾所见寡陋，惟朱九江先生所书《朱氏祖祠》额，雄深绝伦，不复知有平原矣。吴中丞荷屋，则神采雍容，气韵绝佳。”若论气力完足、字势雄强，一般而论，碑版当胜于帖札，但碑学兴起之前，榜书家已大有人在。清康熙时书家杨宾（大瓢）尝云：“署书始于萧何，其后有梁鹄、师宜官、韦诞、萧子云、李北海、颜真卿、柳公权、杨凝式、石曼卿、苏轼、米芾、吴琚、王十朋、张即之、朱元晦、康里子山、董其昌、范允临。”（《历代书法论文选》590页），可见榜书初不分碑帖门户，且所谓帖派书家，能榜书而饶具影响者代不乏人。南海于榜书之门，显然较包安吴体会为多，尝揶揄安吴云：“数寸大字，莫如《郑道昭大基仙坛》及《观海岛诗》，高气秀韵，馨芬溢目。《般若碑》，慎伯盛称之，以为古今石本隶楷第一，谓其雄浑简静，则诚有之，遽臆定为西晋人书，则不无嗜痂之癖。考《般若碑》是北齐书也。”南海继承安吴扬碑之学，二人于碑学之中亦每扞格。乃安吴于崇碑之际亦尚不免往翰墨林中流连，此态颇有似赵之谦虽云碑版大家，亦每有融汇碑帖之想。二子未若南海之必欲全盘否定帖札，或可谓尊碑之同路人而非坚定之造反者，均落南海之讥，盖难免焉。近代书家王潜刚曾论包安吴之书法云：“慎伯生平谈北碑，然所习者《郑文公》《云峰山》柔婉一派，于《牛橛》《杨大眼》《嵩高灵庙》《吊比干文》等碑绝不关涉，殆自知腕力弱，不宜习雄强之书耶”（《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829页）。沈曾植曾言及包安吴等可学郑道昭《云峰山》诸什，而难入《张猛龙》之精严。可见即使以北碑为法，亦难成一概。南海张扬北碑过甚阮、包，然每大而化之，难入肯綮。其既觉安吴于北碑尚在皮相，遂就榜书而教谕前修云：“《云峰山石刻》，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如仙人啸树，海客泛槎，令人想像无尽。若能以作大字，其秾姿逸韵，当如食防风粥，口香三日也。《瘗鹤铭》如瑶岛散仙，阳阿晞发；《般若碑》与《南康简王》《始兴忠武》四碑比肩，真可为四渎通流于后世矣。”“平原《中兴颂》有营平之苍雄，《东方朔画赞》似周勃之厚重，蔡君谟《洛阳桥记》体近《中兴》，同称于时，此以雄健胜者。《八关斋》骨肉停匀，绝不矜才使气，昔人以为似《鹤铭》，诚为近之。宋人数寸书，则山谷至佳，如龙蠖蛰启，伸盘复行，可肩随《大基》《观海》诸碑后，正不必以古今论。”此间南海亦偶赞唐宋人之榜书，倘摒弃成见，坦然论书，于古来名作中择善而从，亦可有益学者，然南海论书每将及深入处，又往往顾左右而言他，其授法云：“近西法日精，有显微镜大数千倍者，凡有佳碑，悉可作榜书观，则并不以区区数碑观限矣。”南海终身文字生涯，非若颜真卿、李北海虽为名宦，竟不辞辛劳，甘为刻凿之事，亦知摩崖擘窠之书为雅舍静室中文人颇难措手，此处欲度金针复漫漶言之，混淆放大镜与显微镜之巨大区别。放大镜一般可为原件数倍之展，足可助学者观摩器物印品，今人借此读书观帖已成寻常。然放大效果达数千倍之显微镜，乃观察眼目难及之微生物细菌之类，试以南海之法为用加诸书帖，则笔墨中最微细之点画，亦必遮满屏，岂可得一篇全貌之观？南海又于榜书之笔法传授云：“榜书，操笔亦与小字异，韩方明所谓'摄笔以五指垂下，捻笔作书’，盖伸臂代管，易于运用故也。方明又有握笔之法，捻拳握管于掌中，其法起于诸葛诞，后王僧虔用之，此殆施于尺字者邪？”王僧虔乃王羲之后人，其传书至于后世智永，分明所谓帖札流脉，可见榜书亦非碑版专长。南海复论榜书之用笔与纸云：“作榜书，笔毫当选极长至二寸外，软美如意者，方能适用。纸必当泾县。他书笔略不佳，尚可勉强，惟榜书极难，真所谓非精笔佳纸，晴天爽气不能为书。盖又过于小楷也。字过数尺，非笔所能书，持麻布以代毫，伸臂肘以代管，奋身励气，濡墨淋漓而已。若拓至寻丈，身手所不能为，或谓持帚为之，吾谓不如聚米临碑，出以双钩之易而美观也。”

　　南海所云，颇多想当然。问世之后，即遭疑议。刘咸炘专榜书为论云：“康氏之论榜书详矣，而犹有未明者。凡书之所以能妙者，以人之气势，身足以使手腕，手腕足以使笔，故字愈小则力愈有余。而变态愈易。若字过三尺，则为人气势所不能御，笔之所及大于手腕，手腕之所及大于人身，将何以成书？夫榜书与小字皆书也，而世特称榜书之妙，若别为一种者，以从容自运其笔势为难耳。《石峪金刚经》见为雄浑，实则其结构亦当时体，但彼能直用此体，如非书榜书，故妙耳。大名家或不能作榜书者，以作榜书则不能运其体耳。故榜书本非别一体，亦无他妙，只是能视大如小，不失其常耳。米元章谓'大字要如小字’，实名言也。此固视乎人之气魄，然若字太大欺身，则虽大气魄亦奈之何哉！世传持帚而跳，以身为手者，妄也。身如手，则谁运此手耶？康氏谓拓至寻丈，不如聚米临碑出以双钩。吾谓三尺以外，便不能书，只作数寸书，剪画成空，映之以灯，投影于素壁，随所欲须之度量，张白纸于壁，就而钩之，其妙过聚米远矣”（《历代书法论文选》930页）。刘氏之所云，更近现实，古来皮影幻术之类，即可放大原物。当下电子投影技术之发展，任何字体均可任意放大。以此之故，却又导致榜书之真正衰微，君不见美术馆门首之巨幅展标，无不擘窠巨书，其实全为投影放大者。为题展标者多耆老名流，年高任繁，能得墨宝已属不易，岂敢请效韦仲将之命？故题署之书，又多为寸笺墨珍耶。

　　南海之世，学碑书家多取长锋羊毫，因锋长则必得悬臂悬腕，此亦书写时身体之自然调整需要所必也。然以南海之说，则又趋绝对化。张宗祥在其《学书源流论》中尝云：“然世人多迷而不悟者，柔毫易藏拙，刚毫难见好也。何以故？柔毫锋外有余墨，刚毫锋外无点沈。有余墨，则弱处非识者不辨；无点沈，则弱处如日月之食，人皆见之。有余墨，则起讫转折虽不明亦似有力；无点沈，则不分明即弱不可言。其实锋外之墨最宜避忌，以其足掩真实力量也。以刘诸城字画之肥，用墨之重，且师香光不尚北碑，然锋之外无墨可寻，则紫毫之功也。以赵㧑叔书碑之功，天分之高，然其所书往往起讫不分明，则羊毫之累也。刚柔之间所当深辨。学书之人若以紫毫为费且不耐久，则八开分鬃及狼毫亦皆可用，万不可以长锋羊毫作书也”（《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876页）。书法工具使用之细节幽微，全在书家实践中揣摩，即同一书家，为同一书体，亦不免变化调整，康南海与张东海之说，或均有偏嗜，学者还当自体味。 

行草第二十五

　　近世北碑盛行，帖学渐废，草法则既灭绝。行书简易，便于人事，未能遽发。然见京朝名士，以书负盛名者，披其简牍，与正书无异，不解使转顿挫，令人可笑，岂天分有限，兼长难擅邪？抑何钝拙乃尔！夫所为轩碑者，为其古人笔法，犹可考见，胜帖之屡翻失真耳。然简札以妍丽为主，奇情妙理，瑰姿媚态，则帖学为尚也。 　

　　碑本皆真书，而亦有兼行书之长，如《张猛龙碑阴》，笔力惊绝，意态逸宕，为石本行书第一。若唐碑则怀仁所集之《圣教序》不复论，外此可学，犹有三碑：李北海之《云麾将军》寓奇变于规矩之中，颜平原之《裴将军》藏分法于奋斫之内，《令狐夫人墓志》使转顿挫，毫芒皆见，可为学行书石本佳碑，以笔法有入处也。 　

　　帖以王著《阁帖》为鼻祖，佳本难得，然赖此见晋人风格，慰情聊胜无也。续《阁帖》之绪者有潘师旦之《绛帖》，虽诮羸瘠而清劲可喜。宝月大师之《潭帖》，虽以肉胜，而气体有余。蔡京《大观帖》，刘焘《太清楼帖》，曹士冕《星凤楼帖》，以及《戏鸿》《快雪》《停云》《余清》，各有佳书，虽不逮昔人，亦可一观。择其著者师之，惟国朝《玉虹鉴真》虽出张得天之手，而笔锋毫发皆见，致可临学。吾粤诸帖，以叶氏《风满楼帖》为佳，过于吴氏《筠清馆》也。吴荷屋中丞专精帖学，冠冕海内，著有《帖镜》一书，皆论帖本，吾恨未尝见之。海内好事，必有见者，傥有以引申之邪？ 　

　　学草书先写智永《千文》过庭《书谱》千百过，尽得其使转顿挫之法。形质具矣，然后求性情。笔力足矣，然后求变化。乃择张芝、索靖、皇象之章草，若王导之疏，王珣之韵，谢安之温，钟繇《雪寒》《丙舍》之雅，右军《诸贤》《散势》《乡里》《苦热》《奉橘》之雄深，献之《地黄》《奉对》《兰草》之沈著，随性所近而临仿之，自有高情逸韵，集于笔端。若欲复古，当写章草，史孝山《出师颂》致足学也。 　

　　学《兰亭》但当师其神理奇变，若学面貌，则如美伶候坐，虽面目充悦，而语言无味。若师《争坐位》三表，则为灌夫骂坐，可永绝之。 　

　　王侍中曰：“杜度之书，杀字甚安。”又称：“钟、卫、梁、韦之书，莫能优劣，但见其笔力惊绝。”吾谓行草之美，亦在“杀字甚安”，“笔力惊绝”二语耳。大令沉酣矫变，当为第一。宋人讲意态，故行草甚工，米书得之。后世能学之者，惟王觉斯耳。 　

　　宋人之书，吾尤爱山谷，虽昂藏郁拔，而神闲意秾，入门自媚。若其笔法瘦劲婉通，则自篆来。吾以山谷为行篆，鲁公为行隶，北海为行分也。山谷书至多，而《玉虹鉴真》所刻《阴长生诗》，有高谢风尘之意，当为第一。米友仁书中含，南宫外拓，而南宫佻僄过甚，俊若跳踯则有之，殊失庄若对越之意。若小米书，则深奇秾缛，肌态丰嫭矣。 　

　　岳忠武书力筼余地，明太祖书雄强无敌，宋仁宗书骨血峻秀，深似《龙藏》，然则豪伟丈夫，胸次绝人，点画自异，然其工夫亦正不浅也。 　

　　元康里子山、明王觉斯，笔鼓宕而势峻密，真元、明之后劲。明人无不能行书，倪鸿宝新理异态尤多，乃至海刚峰之强项，其笔法奇矫亦可观。若董香光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若遇大将，整军厉武，壁垒摩天，雄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得天专师思白，而加变化，然体颇恶俗。石庵亦出于董，然力厚思沈，筋摇脉聚。近世行草书作浑厚一路，未有能出石庵之范围者，吾故谓石庵集帖学之成也。吾粤书家，有苏古侪、张药房、黎二樵、冯鱼山、宋芷湾、吴荷屋、谢兰生诸家。而吴为深美，抗衡中原，实无多让。慎伯《书品》不称之，可异也。先师朱九江先生于书道用工至深，其书导源于平原，蹀躞于欧、虞，而别出新意。相斯所谓鹰隼攫搏，握拳透爪，超越陷阱，有虎变而百兽跧气象，鲁公以后，无其伦比，非独刘、姚也。元常曰“多力丰筋者圣”，识者见之，当知非阿好焉。但九江先生不为人书，世罕见之。吾观海内能书者，惟翁尚书叔平似之，惟笔力气魄去之远矣。

“行草第二十五”辨析

■李廷华

南海于此章开篇即云：“近世北碑盛行，帖学渐废，草法则既灭绝。行书简易，便于人事，未能遽废。然见京朝名士，以书负盛名者，披其简牍，与正书无异，不解使转顿挫，令人可笑，岂天分有限，兼长难擅邪？抑何钝拙乃尔！夫所为轩碑者，为其古人笔法，犹可考见，胜帖之屡翻失真耳。然简札以妍丽为主，奇情妙理，瑰姿媚态，则帖学为尚也。”南海所面临者，为中国书法有史以来甚为严重之状态：草法灭绝而行书虽未遽废亦将废。其因由即北碑盛行。南海所讥之“京朝名士，以书负盛名者”，非以碑得名者而谁何？此际言书，已陷尴尬矣。比较包安吴论书尚为自家留地步，南海则绝无“反求诸己”之心。安吴于其《艺舟双楫》开篇即坦白于草书最为喜尚，然未能得其肯綮。南海前篇述学时亦言及少时随祖父学书，未能投注深功。然得名之倾，书艺进阶未必同步，以师尊自负已成当然。即云近世帖学渐废，行草湮渺，即使尊尚北碑，亦不当于帖学大张挞伐。论书将竟，始对行草率尔言之。某云其率尔，盖有三焉：一则其即言行草，亦不敢坦言向二王学习，其推荐之行书楷范若《张猛龙碑阴》、《云麾将军》及《裴将军》，虽亦有其佳处，然比较世有定评之《兰亭序》、《祭侄稿》、《寒食诗》，终不能并驷而论。南海推荐之草书楷范则以智永《千文》为第一，其后乃孙过庭《书谱》，张芝、索靖、皇象之章草，再其后王导、王珣、谢安、锺繇，最后始及于右军父子。如此言行草书以教谕天下，岂非率尔邪？南海忽又思及章草之祖应为史孝山《出师颂》，遂缀文尾，次第翻覆，岂非行文匆匆不暇检点之尤耶？二云其率尔，乃其言行书既不能罔视《兰亭》，复转而叮咛：“学《兰亭》当师其神理奇变，若学面貌，则如美伶候坐，虽面目充悦而语言无味。”南海此言流风百载，当今论书，亦屡见此论。书法楷则，为何言及《张猛龙》、《郑文公》、《爨宝子》皆多就书言书，惟及于《兰亭》，即肇此论，岂韩昌黎之“羲之俗书”之下有神理存焉？岂“趁姿媚”之间有奇变在焉？盖《兰亭》之百变不违书则，通篇透逸气韵，故张宗祥在其《书学源流论》中慨叹云：“如此山川，如此友朋，如此胜事，如此佳文，欲字之不神，得乎”（《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895页）？南海当此典则，无由深入遽尔言他，似祧之而实背之矣。云其率尔之三，乃其言及颜真卿之行草，更显突兀。南海有谓：“若师《争坐位》三表，则为灌夫骂坐，可永绝之。”南海诸人之尊碑，虽偏僻固陋，然以中国书法之兼容并包而言，亦当认可其分判不同风格之努力，然南海每论书至幽微处，便心中出祟，笔下见鬼，此篇尤显然。习书至于行草，倘欲得雄浑刚健之气，舍颜真卿《祭侄》诸章其谁？平原之书，乃翰墨之中最具摩崖擘窠气息者，亦最可融化碑帖畛域者，此当为千载公论。南海论平原书学来自，为证其得法北碑之说，尚不乏揄扬，此论及行草，盖北碑中难觅此属，即摒除之。至于苏东坡于行草之造诣，则更蔑不置一词焉。云其率尔，乃多言不及义，冒昧搪塞，至于其机心自运，割裂史实，掌上伎俩，皮里阳秋，读者当不难发撷焉。

南海当时，虽见出行草书之沦落，然其教谕，仍囿于扬碑抑帖之见，即使不得不言及行草经典，亦每纳入碑学藩篱，若其所开学习行草书之首选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虽为碑刻，实乃王书集字大全，南海论唐碑时不堪胪列，此处言行草，又不甘列举二王父子之诸多名帖，以怀仁为楷式，实亦因碑版横亘胸中耳。南海又云：“帖以王著《阁帖》为鼻祖，佳本难得，然赖此见晋人风格，慰情聊胜无也。续《阁帖》之绪者有潘师旦之《绛帖》，虽诮羸瘠而清劲可喜。宝月大师之《潭帖》，虽以肉胜，而气体有余。蔡京《大观帖》，刘焘《太清楼帖》，曹士冕《星凤楼帖》，以及《戏鸿》《快雪》《停云》《余清》，各有佳书，虽不逮昔人，亦可一观。择其著者师之，惟国朝《玉虹鉴真》虽出张得天之手，而笔锋毫发皆见，致可临学。吾粤诸帖，以叶氏《风满楼帖》为佳，过于吴氏《筠清馆》也。吴荷屋中丞专精帖学，冠冕海内，著有《帖镜》一书，皆论帖本，吾恨未尝见之。海内好事，必有见者，傥有以引申之邪？”南海所论各家刻帖，虽远非全体，亦可得行草书之流脉。南海立意扬碑之前，实亦若一般文士，所见亦为世间流传之刻帖为多。所谓刻帖大坏，不仅为刻工每况愈下之谓，主事者之艺术鉴赏眼光实最为关键。南海之前，杨大瓢、王虚舟诸家亦早有论述。至于行草书法，最重笔墨运行之理解，刘咸炘有云：“欲详笔墨，则惟墨迹可据，而石刻则难言。”此亦为历代学书者肺腑之言也。千载之上，米南宫即侃切言之：“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 嗣后范石湖亦云：“学书须是收昔人真迹佳妙者，可以详视其先后笔势轻重往复之法，若只看碑本，则惟得字画，全不见其笔法神气，终难精进。”石湖为南宋书法大家，所论出于书写心得，其复云：“又学时不在旋看字本，逐画临仿，但贵行、住、坐、卧常谛玩、经目著心。久之，自然有悟入处。信意运笔，不觉得其精微，斯为善手”（《历代书法论文选》379页）。南海不得已而论及草书，绝未及草圣之传，二王即轻易言之，旭、素更片言不及，其于斯道，实甚懵然焉。即云行草，忽又张皇言之：“宋人之书，吾尤爱山谷，虽昂藏郁拔，而神闲意秾，入门自媚。……吾以山谷为行篆，鲁公为行隶，北海为行分也。”此段似别出心裁，李北海之书，楷中带行，南海必谓之“行分”，盖其全部书论间每以汉以后文字有“分”气为尚也。刘咸炘颇不怿南海之张扬分书过甚，有驳论云：“夫书之厚薄，岂在分不分？何故用分笔便强而厚，惜康氏之未明以告我也”。又云：“康氏不明是义，以分、真合言之，于汉末及魏之分书称颂无贬词，不知汉末分书波磔渐露，而结构渐板，已交衰运；正如四杰骈文，晚宋草窗、西麓之词，价已不高矣”（《历代书法论文选》911页）南海于行草，实乏体味，又窘见识，其云及近世，忽抬举其师云：“先师朱九江先生于书道用工至深，其书导源于平原，蹀躞于欧、虞，而别出新意。相斯所谓鹰隼攫搏，握拳透爪，超越陷阱，有虎变而百兽跧气象，鲁公以后，无其伦比，非独刘、姚也。”刘乃刘墉，即被南海在此篇中誉为“集帖学之成”者，姚乃姚鼐，为包安吴奉为当朝行草书第一者。二者皆在南海本师之下不论，且乃师直接鲁公，苏黄赵董又遑论焉。观南海论书至此，倘不掩鼻，亦近喷饭乃尔。

南海虽漫漶行文，此章尚能承认当世行草书灭绝之相，但其并未将此现象与中国书法、中国文化在近现代所遭遇之颠覆连类通盘思考，其《广艺舟双楫》之中心话题，乃在于张扬碑版书法之“力度”，排斥“帖学”之韵律，此与其藐视文人画而欲以西洋画法改造中国画同出一慨。身处积弱之世，意图社会之振衰起颓，持道难行遂寄语于书法，此心岂可惘视。然南海论书亦同其论政言道，自我矛盾太多，风行火炽之后，终难浸润人心，得为澹定。此或不能以南海一身任咎，盖其所处世真若八面来风，遑论立定脚跟，追求恒永，但能跟风趋热即为俊杰。南海之弊，在其发轫即趋极端，转蓬每自反动，终难自圆其说，致有自戕之讥。南海之非帖，非文人画，乃至于废八股，废科举之倡，均出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反拨意向，然破除之际，路在何方，南海之迷惘犹重于世人耶。中国书法乃中国传统文化之重要构成，而文人士大夫于日常书写间形成之审美愉悦，方为其数千年发展之真正内因。此类“无用之用”乃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益于人心世道之因素，近世因国家积弱，企图改造之间，不遑深虑明辩，致有扬弃之忧。行草书法，与篆隶书法相较，最具随意性，王羲之在“研精篆素”基础上，得行草书法之大美，使士大夫之个性人情得以寄托，故近二千年间，幽邃潜在人心。此乃中国书法文化之最平易处，亦最高明处，亦中国书法艺术迥别于世界其他民族之特立独出处。惜南海之世，士大夫精神已趋没落，以典雅高尚为旨归之翰墨书法亦趋式微。急功近利为救世之方，无用之学堕无人垂顾。南海虽明言行草书之沦落，后亦侃切无用之学非真无用，甚而转欲“尊帖”，然撰作《广艺舟双楫》当时，正在“求用”之际，学术、书法，均欲以改弦更张之态以趋时变。此百年悠忽，非今人之见高于南海，实世纪澹定，必有以总结之故也。

干禄第二十六

　　赵壹《非草》曰：“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诚如其说，书本末艺，即精良如韦仲将，至书凌云之台，亦生晚悔。则下此钟、王、褚、薛，何工之足云。然北齐张景仁，以善书至司空公，则以书干禄，盖有自来。唐立书学博士，以身、言、书、判选士，故善书者众。鲁公乃为著干禄字书，虽讲六书，意亦相近。于是，乡邑较能，朝廷科吏，博士讲试，皆以书，盖不可非矣。 　

　　国朝列圣宸翰，皆工妙绝伦，而高庙尤精。承平时，南斋供奉皆争妍笔札，以邀睿赏，故翰林大考试差、朝殿试、散馆，皆舍文而论书。其中格者，编、检授学士，进士殿试得及第，庙考一等，上者魁多士，下者入翰林。其书不工者，编、检罚俸，进士、庶吉士散为知县。御史言官也，军机政府也，一以书课试，下至中书教习，皆试以楷法。内廷笔翰，南斋供之，诸翰林时分其事，故词馆尤以书为专业。马医之子，苟能工书，虽目不通古今，可起徒步积资取尚、侍，耆老可大学士。昔之以书取司空公，而诧为绝闻者，今皆是也。苟不工书，虽有孔、墨之才，曾、史之德，不能阶清显，况敢问卿相！是故得者若升天，失者若坠地，失坠之由，皆于楷法荣辱之所关，岂不重哉！此真学者所宜绝学捐书自竭以致精也。百余年来，斯风大扇，童子之试，已系去取，于是负床之孙，披艺之子，猎缨捉衽，争言书法，提笔伸纸，竞讲摺策。惜其昧于学古，徒取一二春风得意者，以为随时，不知中朝大官，未尝不老于文艺。欧、赵旧体，晋、魏新裁，所阅已多，岂无通识？何必陈陈相因，涂涂如附，而后得者。俗间院体，间有高标，实则人数过多，不能尽弃，然见弃者，固已多也。惟考其结构，颇与古异，察其揩抹，更有时宜，虽导源古人，实别开体制，犹唐人绝律，原于古体，而音韵迥异；宋人四六，出于骈俪，而引缀绝殊。其配制均停，调和安协，修短合度，轻重中衡。分行布白，纵横合乎阡陌之经；引笔著墨，浓淡灿乎珠玉之彩。缩率更、鲁公于分厘之间，运龙跳虎卧于格式之内，精能工巧，遏越前辈。此一朝之绝诣，先士之化裁，晋、唐以来，无其伦比。班固有言：“盖禄利之道然也。”于今用之，蔚为大国。虽卑无高论，聊举所闻，穷壤新学，或有所助云尔。 　

　　应制之书，约分二种：一曰大卷，应殿试者也；一曰白摺，应朝考者也。试差大考，御史、军机、中书教习，皆用白摺；岁科生员、童子试，则用薄纸卷。字似摺而略大，则摺派也。优拔朝考，翰林散馆，则用厚纸大卷，而字略小，则策派也。二者相较，摺用为多，风尚时变，略与帖同。盖以书取士，启于乾隆之世。当斯时也，盛用吴兴，间及清臣，未为多覯。嘉、道之间，以吴兴较弱，兼重信本，故道光季世，郭兰石、张翰风二家，大盛于时。名流书体相似，其实郭、张二家，方板缓弱，绝无剑戟森森之气。彼于书道，未窥堂户，然而风流扇荡，名重一时，盖便于摺策之体也。欧、赵之后，继以清臣，昔尝见桂林龙殿撰启瑞大卷，专法鲁公，笔笔清秀。自兹以后，杂体并兴，欧、颜、赵、柳，诸家揉用，体裁坏甚。其中学古之士，尚或择精一家，自余购得高第之卷，相承临仿。坊贾翻变，靡坏益甚，转相师效，自为精秘，谬种相传，涓涓不绝，人习家摹，荡荡无涯，院体极坏，良由于此。其有志师古者，未睹佳碑，辄取《九成宫》《皇甫君》《虞恭公》《多宝塔》《闲邪公》《乐毅论》翻刻摩本，奉为鸿宝，朝暮仿临，枯瘦而不腴，柔弱而无力，或遂咎临古之不工，不如承时之为美，岂不大可笑哉！同光之后，欧、赵相兼，欧欲其整齐也，赵欲其圆润也，二家之用，欧体尤宜，故欧体吞云梦者八九矣。然欲其方整，不欲其板滞也；欲其腴润，不欲其枯瘦也，故当剂所弊而救之。 　

　　近代法赵，取其圆满而速成也。然赵体不方，故咸同后，多临《砖塔铭》，以其轻圆滑利，作字易成。或有学苏灵芝《真容碑》《道德经》，徐浩《不空和尚》，此二家可上通古碑，实非干禄正体。此不过好事者为之，非通行法也。吾谓《九成宫》难得佳本，即得佳本，亦疏朗不适于用；《虞恭公》裴拓已不可得，况原拓石乎！《姚辨志》亦仅宋人翻本，此二碑竟可不临。欧碑通行者，大则《皇甫君》，小则《温大雅》可用耳。率更尚有显庆二年《化度题记》《黄叶和尚碑》，但颇僻，学者不易购耳。今为干禄计，方润整朗者，当以《裴镜民碑》为第一。是碑笔兼方圆，体极匀整，兼《九成》《皇甫》而一之，而又字画丰满，此为殷令名书，唐书称其不减欧、虞者，当为干禄书无上上品矣。若求副者，厥有《唐俭》。又求参佐，惟《李靖碑》，皆体方用圆，备极圆美者。盖昭陵二十四种，皆可取也。近有《樊府君碑》，道光新出，其字画完好，毫芒皆见，虚和娟妙，如莲花出水，明月开天，当是褚、陆佳作。体近《砖塔铭》而远出万里，此与《裴镜民》皆是完妙新碑，二者合璧联珠，当为写摺二妙，几不必复他求矣。 　

　　大卷弥满，体尚正方，非笔力雄健不足镇压，宜参学颜书以撑柱之。颜碑但法三事，《臧怀恪》之清劲，《多宝塔》之丰整，《郭家庙》之端和，皆可兼收而并用之。先学清劲以美其根，次学丰整以壮其气。《郭家庙》体方笔圆，又画有轻重，最合时宜，缩移入卷，美壮可观，此宜后学者也。但学三碑，已为大卷绝唱，能专用《臧怀恪》，尤见笔力也。 　

　　唐末柳诚悬、沈传师、裴休，并以遒劲取胜，皆有清劲方整之气。柳之《冯宿》《魏公先庙》《高元祐》最可学，直可缩入卷摺。大卷得此，清劲可喜，若能写之作摺，尤为遒媚绝伦。裴休《圭峰碑》，无可《安国寺》少变之，乃可入卷，此体人人所共识者也。 　

　　小欧《道因碑》遒密峻整，曾假道此碑者，结体必密，运笔必峻，上可临古，下可应制，此碑有焉。求其副者，《邠国公碑》《张琮碑》《八都坛》《独孤府君》四碑，又有《于孝显碑》，峻整端美，在《苏慈》《虞恭公》之间，皆应制之佳碑也。北碑亦有可为干禄之用者，若能学则树骨运血，当更精绝。若《刁遵》之和静，《张猛龙》之丽密，《高湛》之遒美，《龙藏寺》之雅洁，《凝禅寺》之峻秀，皆可宗师。至隋碑，体近率更，尤为可学。《苏慈》匀净整洁，既已纸贵洛阳，而《栖岩道场舍利塔》整朗丰好，尤为合作。《凤泉寺舍利塔铭》匀净近《苏慈》，《美人董氏志》娟好，亦宜作摺。右八种者，书家之常用，而干禄之鸿宝也。但须微变，便成佳摺。所恶于《九成》《皇甫》《虞恭公》者，非恶之也，以碑石磨坏，不可复学也。必求之唐碑，则小唐碑多完美石本，其中极多佳书，合于时趋者。能购数百种，费赀无多，佳碑不少。今举所见佳碑，可为干禄法者，著之于下： 　

　　《张兴碑》秀美绝伦 　

　　《河南思顺坊造像记额》丰美匀净 　

　　《韦利涉造像》精美如绛霞绚采 　

　　《南阳张公夫人王氏墓志》婉美 　

　　《太子舍人翟公夫人墓志》遒媚 　

　　《王留墓志》精秀无匹 　

　　《李纬墓志》体峻而笔圆 　

　　《一切如来心真言》和密似《刁遵》 　

　　《马君起浮图记》体峻而美 　

　　《崔璀墓志》茂密 　

　　《罗周敬墓志》整秀峻爽 　

　　以上随意举十数种，各有佳处。《张兴碑》之秀美，直逼《唐俭》，而《罗周敬碑》尤为奇绝，直与时人稍能唐碑者，写入大卷无异，结体大小，章法方长，皆同大卷，不变少许，直可全置大卷中。不期世隔千祀，乃合时至是！稍缩小为摺，亦复佳绝，诚干禄第一碑也。 　

　　又有一法。唐开元《石经》皆清劲遒媚，《九经字样》《五经文字》笔法皆同。学者但购一本，读而学之，大字几及寸，小注数分，经文可以备诵读，字书可以正讹谬，师其字学，清整可以入策摺，一举而三美备。穷乡学僮，无师无碑，莫善于是矣。 　

　　历举诸碑，以为干禄之用，学者得无眩于目而莫择乎？吾今撮其机要，导其次第焉。学者若不为学书，只为干禄，欲其精能，则但学数碑，亦可成就。先取《道因碑》钩出，加大摹写百过，尽其笔力，至于极肖，以植其体，树其骨。次学《张猛龙》，得其向背往来之法，峻茂之趣。于是可学《皇甫君》《唐俭》，或兼《苏慈》《舍利塔》《于孝显》，随意临数月，折衷于《裴镜民》《樊府君》，而致其润婉，投之卷摺，无不如意。此体似世之学欧者也，参之《怀恪》《郭庙》，以致其丰劲，杂之《冯宿》《魏公先庙》，以致其遒媚。若用力深，结构精，全缩诸碑法，择而为之，峻拔丰美，自成体裁。笔性近者，用功一时，余则旬日。苟有师法者，精勤一年，自可独出冠时也。此不传之秘，游京师来，阅千碑而后得之。 　

　　《樊府君碑》经缣素练，宜于时用，写摺竟可专学此体，虚和婉媚，成字捷速，敏妙无双。 　

　　卷摺所贵者光，所需者速，光则欲华美，不欲况重，速则欲轻巧，不欲浑厚。此所以与古书相背驰也。 　

　　卷摺结体，虽有入时花样，仍当稍识唐碑某字某字如此结构，始可免俗。 　

　　卷摺欲光。吾见梁斗南宫詹大卷，所长无他，一光而已，光则风华秾艳。求此无他，但须多写，稍能调墨，气爽笔匀，便已能之。 　

　　篆贵婉而通，隶贵精而密。吾谓婉通宜施于摺，精密可施于策。然策虽极密，体中行间，仍须极通；摺虽贵通，体中行间，仍须极密，此又交相为用也。 　

　　摺贵知白，策贵守黑，知白则通甚矣，守黑则密甚矣，故卷摺欲光。然摺贵白光，缥缈有采；策贵黑光，黝然而深。 　

　　卷摺笔当极匀，若画竖有轻重，便是假力，不完美矣。气体丰匀而舒长，无促迫之态，笔力峻拔而爽健，无靡弱之容，而融之以和，酣之以足，操之以熟，体自能方，画自能通，貌自能庄，采自能光，神自能王。驾騄駬与骐骥，逝越轶而腾骧。

干禄第二十六”辨析

■李廷华

　　上古周官教谕“六艺”，“书”即与“礼、乐、骑、射、数”并列。盖此六艺，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也。中华文化，本虚实并重，六艺之用，或于学者一生间轻重有别，然修养含蓄，每以无用为用。书法发展至于东汉，篆隶草楷各体均备，庙堂之用，尚在篆隶之间，草书初为军务紧急间发明，风行之顷，其抒发心绪，驰纵笔墨之艺术性情竟漫衍人群。此为书法艺术魅力之大展示，然其“无用”，亦招致若赵壹辈之反感，其《非草书》曰：“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盖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此为东汉时期之情形。及至后世，书法与政治关系日渐密切，以书法入仕得官代不乏人。科举成为制度之后，书法技艺可为“干禄”之具亦成制度。康南海之《广艺舟双楫》，以扬碑抑帖为旨归，言及终了，仍以“干禄”之实用为说，其谓赵壹之说云：“诚如其说，书本末艺，即精良如韦仲将，至书凌云之台，亦生晚悔。则下此钟、王、褚、薛，何工之足云。然北齐张景仁，以善书至司空公，则以书干禄，盖有自来。唐立书学博士，以身、言、书、判选士，故善书者众。鲁公乃为著《干禄字书》，虽讲六书，意亦相近。于是，乡邑较能，朝廷科吏，博士讲试，皆以书，盖不可非矣。”南海列举此张景仁，位至高显，其人初以能书得效宫掖，后以子息与后宫宠贵通婚而位至于公卿，其书法并无一字之传。书翰妙手而为朝廷重臣若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南海不为引举，惟以此张景仁为楷式，盖即云干禄，则摒艺文而入实用也。然若唐代虽以书选士，亦与“身、言、判”诸端衡铨，初非仅以书法可至高位。张景仁之属，非书法之荣，实书法之耻也。丰考工（坊）尝愤慨当世不学而骤进之徒云：“近时举业白丁，厚赂主司，叨冒抡魁，舔痔权倖，骤跻譕仕，乃谓书不足学也。”（《历代书法论文选》505页）实用主义之极端，必然导致悖论，书法亦必如此。

　　南海谈书法干禄，谓有清以来，帝王喜尚此道，士子机遇尤多，“马医之子，苟能工书，虽目不通古今，可起徒步积资取尚、侍，耆老可大学士。昔之以书取司空公，而诧为绝闻者，今皆是也”。南海告诫群侪，北齐张景任为斯世鲜闻，如今则人皆可为也。中国有书法至于清末，式微之中，竟然有此奇用，不啻贫家女忽得锁麟囊焉。南海又云：“苟不工书，虽有孔、墨之才，曾、史之德，不能阶清显，况敢问卿相！是故得者若升天，失者若坠地，失坠之由，皆于楷法荣辱之所关，岂不重哉！此真学者所宜绝学捐书自竭以致精也。百余年来，斯风大扇，童子之试，已系去取，于是负床之孙，披艺之子，猎缨捉衽，争言书法，提笔伸纸，竞讲摺策。”南海开篇引赵壹所论，为草书无用，现时移世易，以书干禄已成显荣之途，即百千张景仁亦可造。然盗亦有道，况书乎。究以何种书体而能越陌度阡，直接庭趋。南海既以素王为憧憬，复贻学者以金针，其谓：“惜其昧于学古，徒取一二春风得意者，以为随时，不知中朝大官，未尝不老于文艺。欧、赵旧体，晋、魏新裁，所阅已多，岂无通识？何必陈陈相因，涂涂如附，而后得者。俗间院体，间有高标，实则人数过多，不能尽弃，然见弃者，固已多也。”南海以欧赵为旧体，晋魏为新裁，岂颠倒时序也，然南海通篇以尊碑抑帖为说，倘不归于实用，焉能汲引人群，故南海之新旧，固以导扬之碑版为新，务去之帖札为旧也；晋魏之说，岂真有晋，即古远之北魏为新，后续之欧赵为旧也。循此伦序，方可解南海之说焉。且看南海如何教当世学者以书法干禄：“盖以书取士，启于乾隆之世。当斯时也，盛用吴兴，间及清臣，未为多覯。嘉、道之间，以吴兴较弱，兼重信本，故道光季世，郭兰石、张翰风二家，大盛于时。名流书体相似，其实郭、张二家，方板缓弱，绝无剑戟森森之气。彼于书道，未窥堂户，然而风流扇荡，名重一时，盖便于摺策之体也。”此段文字，足见南海之义理混淆，次第不分。其初云乾隆之世乃赵吴兴、颜平原并用，吴兴即可云弱，平原岂堪同谓。乾隆之后书体之衍变不可仅以强弱划分明矣。南海于前章论行草书时已推举本师朱九江远过刘墉、姚鼐，直接颜平原，于有清一朝书法实目中无人，其云及郭尚先（兰石）、张翰风（宛鄗），自不以为意必也。然郭、张二人之书，亦断非若南海所云之“方板缓弱”。包世臣在其《齐民四术》中专论张翰风云：“翰风嗜书，移汉分法入真行，又以北朝真书敛入分势，并腾踔蕴藉，当世无与匹。”（祝嘉著《书学史》，岳麓书社2011年版325页）包氏论书，亦每有过甚之词，此乃肇南海之先衅也，然张翰风之用力碑版且得名于此则非虚。至于郭尚先，不仅书名甚隆，于碑版考撷，亦堪为南海先进，其《芳坚馆题跋》评《子游残碑》“结体在《韩敕》《郑固》之间，东京初年书类如是，观其古谈，足正魏晋以后矫强之失”；又云：“此书纵横跳掷，一洗唐人方整习气，唯未平淡，稍佻耳。”郭尚先认为《礼器碑》书法为“汉隶第一，超迈雍雅，若卿云在空，在《史晨》《乙瑛》《孔庙》之上”。他对王铎之评价亦不同于包世臣之轻描淡写，而开启康有为之新识。其云：“京居数载，频见孟津相国书，此卷合作，苍郁雄畅，兼有双井、天中之胜。亦所遇之时，有以发之，晚岁雍容、转作缠绕掩抑之状，无此风力矣。”云郭氏于书法之碑帖两造均有心得，非虚誉也，本当为南海之师，却贬斥“于书道未窥堂户”。然二氏摺策之体得干禄之功，又风行天下，南海本以书法不工而致科场失利，此时论书，功名之心尚炽，故其对郭、张得朝廷宠遇颇有戚戚焉。欧、颜、赵、董既非所好，尚先、翰风亦未在心，南海重言干禄，敢问路在何方？观其所开妙方，无非将前章胪列之北碑再道一通：“《樊兴碑》秀美绝伦。河南《思顺坊造像记额》丰美匀净。《韦利涉造像》精美如绛霞绚美。《南阳张公夫人王氏墓志》婉美。《太子舍人翟公夫人墓志》遒媚。《王留墓志》精秀无匹。《李纬墓志》体峻而笔圆。《一切如来心真言》和密似《刁遵》。《马君起浮图记》体峻而美。《焦璀墓志》茂密。《罗周敬墓志》整秀峻美。”引列南海所述，比较前章，可见南海纵词章琳琅，已若强弩之末，未能穿鲁缟也。前贤书法之为用，每在后进之体会，内涵之发扬，又每因人不同。“院体”“馆阁”即能干禄，碑版书中自亦有可为利用者。南海则一味扬碑抑帖到底，道尽魏碑造像，不得已云及唐碑，仍回环缭绕云：“必求之唐碑，则小唐碑多完美石本，其中极多佳书，合于时趋者。能购数百种，费赀无多，佳碑不少。”此南海又重谈“购碑”之术也。此际之南海，真放身段若市贾，其云：“历举诸碑，以为干禄之用，学者得无眩于目而莫择乎？吾今撮其机要，导其次第焉。学者若不为学书，只为干禄，欲其精能，则但学数碑，亦可成就。”“笔性近者，用功一时，余则旬日。苟有师法者，精勤一年，自可独出冠时也。此不传之秘，游京师来，阅千碑而后得之。”又授机宜云：“卷摺笔当极匀，若画竖有轻重，便是假力，不完美矣。气体丰匀而舒长，无促迫之态，笔力峻拔而爽健，无靡弱之容，而融之以和，酣之以足，操之以熟，体自能方，画自能通，貌自能庄，采自能光，神自能王。驾騄駬与骐骥，逝越轶而腾骧。”此莫非馆阁之书乎！南海大倡北碑之顷，似有出尘逾表之态，此诱人干禄，与艺术又何干？盖南海之欲于书坛自立，而乏功少韵，徒以菲薄前贤以为自得，终不能不落于溷尘也。衡观《广艺舟双楫》，其最勉强塞责，言不由衷者，即在此“干禄”之章也。此书发布未久，科举遽废，书法之为利禄器具，亦赋阙焉。然而书法于国人之性情培养、意趣涵容，即其无用之用，则长萦遐望。南海在其《共和平议》中有云：“昔有科举之日时，一县之中，童生岁岁就试，得青其衿者，百仅一焉；诸生三岁一试。中非无遗才之憾也，而当其岁月就试，不忍舍去之时，县常有千数百之人士，读书谈道者焉。其上尚有翰林之署，无职事而以文学为职，或出典试事，以与一国之童生、秀才、举人相接焉。故当其盛时，则文学昌明，即其衰乱之时，而群邑郊野乡遂之间，裒衣博带，方步圆领，执经而哦，拥书而讽者相望。其长老绅士，间居于其乡，教其后生子弟，调和其争讼，整理其地方，其贤者以道德节行化其乡人，其中才以下，亦复有文采风流之美，以诗文书画润色其地，学道之风未辍焉，平民望风，亦知所景从感化也，乃今知昔者科举制以无用为用也。”（《精读康有为》鹭江出版社2007年版第295页）两相对照，南海精神之反覆不亦明乎。

论书绝句第二十七

　　昔尝续慎伯为《论书绝句》，择人间罕称者发明之。及述此书，论之盖详，未能割爱，姑附于末。 　

　　隶楷谁能溯滥泉，勾容片石独敻然。若从变处搜《灵庙》，应识昆仑在《震》《迁》。 　

　　勾容有《吴葛府君碑额》为正书第一古石，浑厚质穆，亦自绝尘，真隶楷之鼻祖。《灵庙碑》在隶、楷交变之间，意状奇古，若从欲变之始言之，则《杨震》《张迁》二碑，实开隶、楷之意矣。 　

　　《受禅》应为卫觊书，邯郸韦诞比何如？瓘恒世受真传法，一脉逾河走传车。 　

　　《受禅碑》，颜真卿以为钟繇，刘禹锡、徐浩以为梁鹄，今从其同时人闻人牟准《卫敬侯碑》文以为卫觊书。觊与邯郸淳并以古文名，子瓘孙恒，世传笔法，恒传崔悦，至崔浩为北书之宗，又传江琼至式，故北书率卫派也。 　

　　元常法乳知谁在，珍重丰碑有《枳阳》。文质蹒跚开石阙，始知晋法有传方。 　

　　晋《枳阳府君碑》丰厚茂密，在文质之间。今传元常诸帖，字体犹有其意，真元常嫡嗣也。《太祖文皇帝神道》，稍加姿美，然亦魏晋正传，善学者当能会之。 　

　　铁石纵横体势奇，相斯笔法孰传之？汉经以后音尘绝，惟有《龙颜》第一碑。 　

　　宋《爨龙颜碑》浑厚生动，兼茂密雄强之胜，为正书第一。昔人称李斯篆画若铁石，体若飞动，可以形容之。 　

　　餐霞神采绝人烟，古今谁可称书仙？石门崖下摩遗碣，跨鹤骖鸾欲上天。 　

　　《石门铭》体态飞逸，不食人间烟火，书中之仙品也。 　

　　琅琊茂密集书成，《郙阁》《郙斜》章法精。能戒《熹平》变疏匾，仅传古法《彦云铭》。 　

　　秦斯《琅琊石刻》茂密极矣，汉隶惟《郙阁》有此意，《郙斜》异笔而同体。熹平以后，隶法大变，今楷出焉，惟《鞠彦云墓志》独有《郙阁》之法。 　

　　《郙斜》分法知谁继？瘦硬应推《吊比干》。风荡齐碑成一律，《修罗》雄峻独为难。 　

　　《吊比干文》瘦硬无匹，出于《郙斜》。齐碑百余种，皆以瘦硬取胜，然无雄峻秀韵之味，惟《隽修罗碑》独峻拔耳。 　

　　銛利森森耀戟枿，《始兴碑》法变钟传。率更后出书名擅，谁识先师具义渊。 　

　　率更书有武库剑戟森森之气，窦皋以为出于北齐刘珉，想以其峻峭处近之。其实信本南人，南碑《始兴王碑》与率更《皇甫君碑》无二，乃知率更所从出。然南碑无不圆浑者，此则先变钟法矣。 　

　　骨遒血莹态丰秾，怀令青青秀一峰。变化方圆尽奇丽，光芒鳞甲若游龙。 　

　　怀令《李超墓志》骨血奇峻，结撰精丽，变化无端，兼备方圆，与《张猛龙》皆为结体无上上品也。 　

　　《子建遗碑》独擅场，卫家体质贵雄强。大刀斫阵称无敌，沉著偏兼痛快长。 　

　　昔人称中郎骨势洞达，后世惟《曹子建碑》有之。虽体开篆、隶，致诮百衲衣，然沉著痛快中，有浑穆气象，是《般若》正传也，是开爽则启唐人矣。 　

　　异态新姿杂笔端，行间妙理合为难。谁人解作《兰亭》意，君起《浮图》仔细看。 　

　　唐马君起《浮图记》，字里行间，姿态百出，诡制妙理，变化一新，而不失六朝法度，《猛龙》之后未多见。钟司徒意外巧妙，绝伦多奇，于此有焉。 　

　　鲁公端合瓣香薰，茂密雄强合众芬。章法已传《郙阁》理，更开草隶《裴将军》。 　

　　鲁公书举世称之，罕知其佳处。其章法笔法全从《郙阁》出。若《裴将军诗》，健举沉追，以隶笔作之，真可谓之草隶矣。 　

　　南宫书评妙难量，跳踯偏兼对越庄，《灵庆池》边真石在，神锋峻立独回翔。 　

　　韦纵书《灵庆池碑》，体格不出唐人，是欧、虞新体，然龙跳虎卧，兼庄若对越俊若跳踯之长，且笔画完好，深可宝爱。 　

　　山谷行书与篆通，《兰亭》神理荡飞红。层台缓步翛翛远，高谢风尘属此翁。 　

　　宋人书以山谷为最，变化无端，深得《兰亭》三昧。至其神韵绝俗，出于《鹤铭》而加新理，则以篆笔为之。吾目之曰行篆，以配颜杨焉。 　

　　欧体盛行无魏法，隋人变古有唐风。千年皖楚分张邓，下笔苍芒吐白虹。 　

　　自隋碑始变疏朗，率更专讲结构，后世承风，古法坏矣。邓完白出，独铸篆隶，冶六朝而作书。近人张廉卿起而继之，用力尤深，兼陶古今，浑灏深古，直接晋、魏之传，不复溯唐人，有何宋明？尤为书法中兴矣。

“论书绝句第二十七”辨析

■李廷华

康南海于《广艺舟双楫》文末胪列其论书绝句十五首及解说，乃曲终叫散。古来论书以诗，若韩昌黎、苏东坡、米南宫，代不乏人，然以康南海既撰专书，复附吟咏，为其显者。其诗亦同前论，均为扬碑抑帖之利用，惟以口号音韵，藉以传扬耳。其一云：“隶楷谁能溯滥泉，勾容片石独敻然。若从变处搜《灵庙》，应识昆仑在《震》《迁》。”南海跋云：“勾容有《吴葛府君碑额》为正书第一古石，浑厚质穆，亦自绝尘，真隶楷之鼻祖。《灵庙碑》在隶、楷交变之间，意状奇古，若从欲变之始言之，则《杨震》、《张迁》二碑，实开隶、楷之意矣。以真书而带隶意，乃南海顶礼之由也。启元白亦有诗云：“真书汉末已胚胎，锺体婴儿尚未孩。直至三唐方烂漫，万花红紫一齐开”。元白此诗，亦不同意楷书在汉魏间已然确立之说，为“兰亭论辩”中郭沫若一派之说张本，与其一生寝馈帖学之端绪颇异，可见作者之心路崎岖。张宗祥《书学源流论》则云：“《晋书卫恒传》：'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是楷之始祖为王次仲也”(《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871页)。  

南海诗其二：“《受禅》应为卫觊书，邯郸韦诞比何如？瓘恒世受真传法，一脉逾河走传车。”其三：“元常法乳知谁在，珍重丰碑有《枳阳》。文质蹒跚开石阙，始知晋法有传方。”均为申明“晋法”由北宗而来。阮芸台开南北书派之论，为包、康接踵，然其勉强之处，亦为包康发扬。启元白在其《论书绝句一百首》中尝比较北碑翘楚《张猛龙》与南刻星皇《瘗鹤铭》之余，即大反“南北书派论”，又论及敦煌写经云：“今敦煌出现六朝写经墨迹，南北经生遗迹不少，并未见泾渭之分，乃知阮元作'南北书派论’多见其辞费耳”。倘书派之分判根本缺乏事实支持，则必子矛子盾相戕也，又岂仅辞费云尔。芸台造论之初，尚持寻觅之诚，谓其研经余绪可耳，至于包康，则每多“拉郎配”。元白尝论包世臣书法云：“今取北朝人书迹比观之，实未有安吴之体者，地不爱宝，墨迹日出，于是安吴之文词逾其见斑斓，而去书艺逾远也。”倘云文词斑斓，芸苔、安吴均非南海之匹，且再观其诗：“铁石纵横体势奇，相斯笔法孰传之？汉经以后音尘绝，惟有《龙颜》第一碑。”此以《爨龙颜碑》为李斯笔法之传，即形勉强，谓为正书第一，非仅摒弃锺繇、王羲之，既在碑派体系，此《爨》岂可与《张猛龙》、《云峰山》并驷。南海论书仓促，不暇多思，亦当时人病急投医之状也，惟文章故国，斑斓琳琅仍具缭萦云尔。其续咏之云：“餐霞神采绝人烟，古今谁可称书仙？石门崖下摩遗碣，跨鹤骖鸾欲上天。”此惟品赞《石门铭》之体态飞逸，洵诗人比兴之笔也。又谓：“琅琊茂密集书成，《郙阁》《郙斜》章法精。能戒《熹平》变疏匾，仅传古法《彦云铭》。”“《郙斜》分法知谁继？瘦硬应推《吊比干》。风荡齐碑成一律，《修罗》雄峻独为难。”“銛利森森耀戟枿，《始兴碑》法变锺传。率更后出书名擅，谁识先师具义渊。”南海于兹有跋云：“率更书有武库剑戟森森之气，窦臮以为出于北齐刘珉，想以其峻峭处近之。其实信本南人，南碑《始兴王碑》与率更《皇甫君碑》无二，乃知率更所从出。然南碑无不圆浑者，此则先变锺法矣。”南海既言及窦臮《述书赋》，其云刘珉“遐思右军，欻尔由道”当亦诵之，然每见是类，皆付惘然。又屡言欧阳信本得诸贝义渊，此又以《始信王》为其法乳；《始信王》未若南海屡言之南碑“圆浑”，又强搭截锺元常以圆其说，以南海此种论列之术，则天下之书，皆可归其藩篱，天下之人，亦莫不可拢为父祖裔孙。谓予不信，其咏及《兰亭序》“异态新姿杂笔端，行间妙理合为难。谁人解作《兰亭》意，君起《浮图》仔细看。”此《浮图》产于唐代，本可为唐代碑刻艺术丰富之证，南海昧于言此，亦不甘云及《兰亭》传人欧、虞诸人，遂出此漫漶，倘此碑产于西晋，则必据以为王羲之书法自北碑而出之证据耶。辨析及此，难不生扼腕之叹。南海论书诗最后一首云：“欧体盛行无魏法，隋人变古有唐风。千年皖楚分张邓，下笔苍芒吐白虹。”且跋之：“自隋碑始变疏朗，率更专讲结构，后世承风，古法坏矣。邓完白出，独铸篆隶，冶六朝而作书。近人张廉卿起而继之，用力尤深，兼陶古今，浑灏深古，直接晋、魏之传，不复溯唐人，有何宋明？尤为书法中兴矣。”南海论书，于兹最显鲁莽，书体源流，代有所兴，唐代为诸体之最后澹定之期，欧、虞、颜、柳，大备楷法，何云“古法坏矣”？邓石如、张廉卿之书法固有佳处，岂堪超越唐人？南海之论风靡半纪，流荡百年，几成经典，然风行当时，即频遭质疑，非仅不怿于“碑学”者反驳尤多，即使崇扬斯学者，倘秉求是之心，亦不甘偏信。祝嘉《书学史》论“清朝之书学”云：“是代书家，包康俱首推邓石如，以为各体兼善，千年来无与比者。马宗霍《书林藻鉴》谓其篆足名家，余未能称是，欲尸一代，未免太污。”又比较张裕钊与何绍基云：“廉卿虽气魄雄厚，然其布白犹未免平直若算子，尚乏疏逸之妙，不能无瑕。何子贞由鲁公以上追秦汉六朝，所取极博，功候殊深，当为第一流书家，康氏论不及之，何也”（祝嘉《书学史》，岳麓书社版271页）。祝燕秋甚崇赏康南海之《广艺舟双楫》，此从其论书间明见，以南海之渊博，岂不知有清书家之备细，然百瞭之间而云惘视，其故何在，燕秋或以尊碑之心，不欲辨明矣。关中有学者党晴梵，亦碑书健者，其《论书绝句》，云及有清书法，先发祝燕秋之慨云：“书法何人学平原，北平而外一南园，峥嵘后期何蝯叟，振笔直探九曲源”。又诗：“山舟争似望溪妍，秀韵尤誇张老船。耳食纷纷谈魏体，谁将帖学仔细研。”身当碑学笼罩之世，得此论真有知有胆也。党氏精碑版考据，毛昌杰为其《论书绝句》作跋云：“举四千年之文字分条论列，指陈正变，较量优劣，如数掌上螺纹，安吴、南海二家视此瞠若乎后矣”（《待庐丛稿》之四）！党氏作此论书诗百首，乃在1926年西安被军阀刘振华围困之危城残堞之中，其时党氏为民军高级参议，兵书旁午间论书法而自见机杼，实为难得，可惜其书未得广行，至为岁月所湮也。

其后若启功之《论书绝句百首》，多有不怿南海乃至于芸台、安吴诸论者。元白尝为人题跋《朝侯小子残碑》，又咏而跋之：“假令吾二人得为翁覃溪、黄小松，则小子碑可跻身于郑杨诸石。假令得为欧赵诸洪，则此拓本可值重金，其斤两将逾碑石矣”（《论书绝句》三联1990年版46页）。此微贱时语也，亦调侃碑版之学兴盛以来书坛情形。至晚岁之元白，一言亦可铸鼎焉。其论书诗起于二十余岁初接书翰之时，迄于八十年代得名之后，把读之间亦可见今世书坛泰斗星路熹微。其论唐太宗《温泉铭》云：“书法至唐，可谓瓜熟蒂落，六朝蜕变，至此完成。不但书艺之美，即摹刻之工，亦非六朝所及。”此不啻为康氏以北魏贬抑唐朝之批判乎？然元白虽然寝馈帖札，亦不拟明言批康氏，其《论书绝句一百首引言》有谓：“其中所论，有重复，有矛盾，亦有忍俊不禁而杂以嘲嬉者。或以此病相告，乃自解嘲曰：重复者，为表叮咛，所以显其重要性也；矛盾者，以示周全，所以避免片面性也。”元白之自谓“矛盾”，冀求“周全”，亦尚有惧于“扬碑”之气氛笼罩也；其“重复”之“重要性”，乃必欲发撷对“碑学”笼罩之大不满也。元白亦曾受南海等论之影响，其于早岁所作论书诗中尝云：“朴质一漓成侧媚，吴兴赝迹日纷沦。明珠美玉千金价，自有流光悦妇人”。倘不分辨，或以此诗阑入南海集中，充其贬抑吴兴之说，亦可被人口。元白晚岁乃反思云：“赵书真迹，今日所见甚多，然在有清中叶，精品多入内府，世人可见者，率属翻刻旧帖，其中尤多伪帖。若陕西碑林之天冠山诗，用笔偏侧，结体欹斜，而通行海内，摹之者，流弊日滋。即此浇漓伪体，当时亦曾有学之得名者，致包慎伯、康长素共斥赵书，盖未尝一见真迹也。”其晚岁论书诗云：“贬赵卑鄙唐意不殊，退波南海助安吴。纡回楫撸空辞费，只刺衰时馆阁书。”又跋之云：“至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进而痛贬唐人，至立“卑唐”一章，以申其说。察其所举唐人之弊，仍是包氏贬赵之意而已。”南海所贬斥，岂仅一赵，唐宋皆蔑如，直欲捣晋帖而扬其灰耶。然其以再造书史之气势，媚惑几多人群，碑帖之争流衍至今，有一现象颇见吊诡，即学者论书，即使不同南海之论，亦多于具体作品欣慕翰札，于碑版亦留地步，鲜有接南海否决“帖学”之箭而还射者。此中心理，当若启元白之唯恐欠缺“全面性”也。刘咸炘研摹多碑，于南海道及之《嵩高灵庙》、《爨龙颜》、《枳杨府君》等一一论列，至于南海备极称颂之《暉福寺》则谓其“用笔甚滞，复不成势”，又慨乎言之：“吾不独于康氏之滥颂魏碑不敢雷同，且于诸家所盛称之北碑亦多不解其妙”（《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919页）刘双流享寿仅三十六岁，其论书之勇，可发一叹。

永惟作始于戊子之腊，实购碑于宣武城南南海馆之汗漫舫。老树僵石，证我古墨焉。归欤于己丑之腊，乃理旧稿于西樵山北银塘乡之詹如楼。长松败柳，侍我草元焉。凡十七日至除夕述书讫，光绪十五年也。述书者，西樵山人康祖诒长素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