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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特·格拉斯与世纪末诺贝尔文学奖(5)

 老刘tdrhg 2016-03-13

               1999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授奖仪式演讲(下) 
  
  但我是如何成为作家、诗人、画家的呢--而且这些全都写在白得可怕的纸上?什么样的家庭产生出来的傲慢会让一个孩子如此胆大妄为呢?因为在我确定自己要成为艺术家的时候,我是12岁左右。那正是二战在我们家那个地方打起来的时候,那里离但泽-朗福尔城郊很近。 专往写作的方向上发展则是在战争第二年里的事,当时,希特勒青年组织的杂志《来帮忙!》向我提供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机会:那上面登着一个写作竞赛的广告。还许诺了奖金。我马上就动手在一个草稿簿上写起了我的第一部小说。受我母亲家庭背景的影响,小说的题目叫《卡舒布人》,但故事却不是发生在小得微不足道的卡舒布族那又一次充满痛楚的现实中,而是发生在13世纪的“空位时期”——一个没有皇帝在位的可怕时代;那时,匪帮强盗控制了道路和桥梁,农民要寻求正义,惟有求助于私设的法庭。   

  我还记得的是, 在简短地描述了卡舒布人居住地的经济状况后, 我立刻就叙述起强盗行径来,打打杀杀就此开始了。于是有的人物被勒死,有的被刺死,有的被长矛刺穿,有的在经过私刑审判后用绞架或剑处决。这样,在第一章快要结束的时候,所有的主要人物和大部分次要人物就都已经死了,或被草草掩埋,或暴尸野外,任乌鸦啄食。由于我对风格的感受力不允许成堆的死人变作幽灵后继续行动,让小说演变成鬼怪故事,我的尝试便只好以失败告终,本该“待续”的地方成了突兀的结尾; 不能说是一劳永逸, 但这事用明确的告诫给我这个文学新手打了预防针,令他在以后的叙事中更谨慎、更经济地与虚构人物打交道。   

  但我首先要自己读书。我读书的方式很特别:食指堵着耳朵。在此我得解释一下:我和我的妹妹是在狭小的环境中,即只有两个房间的寓所里长大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自己的房间,哪怕是板子隔开的一个小棚屋也没有。从长远的角度看,这对我很有好处,因为我这样很早就学会了即使身处人群之中、被噪音包围着也还是能集中精神。我像是罩在一个乳酪盘的盖子下边似的,深深地沉浸在书和书中叙述的世界里。我的母亲喜欢开玩笑,为了向一个女邻居证明她的儿子读书时忘记了身边的一切,她把放在我书边、我过一会儿咬上一口的的一块黄油面包换成了一块香皂--我想是棕榈橄榄油牌儿的。随后,两位妇女--我的母亲带着些自豪--便目睹了我是如何眼不离书地抓起香皂就咬,嚼了足有一分多钟才从印在纸上的故事里跳出来的。 

 
 
     直到今天,我还是能够像早年那样集中精力读书,但再也不那么入迷了。那时,书放在一个小柜子里,柜门的玻璃框上钉着蓝色的窗帘。我的母亲是一个读书俱乐部的成员。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小说与汉姆生、拉贝、维基-鲍姆的书杂陈一处,塞尔玛-拉耶勒夫的《古斯泰-贝林的故事》也伸手可及。后来供给我精神食粮的就是市立图书馆了,但推动力始自我母亲的藏书。母亲是一个精打细算、听信不可靠的借贷信息经营着她的农副产品小店的商人;她喜欢美的东西,从收音机里收听歌剧、轻歌剧的旋律,爱听别人说我大有前途,常常去市立剧院,有时候会带上我。   

  但这些在小市民的狭隘环境中经历的一带而过的插曲,我在几十年前已经借虚构的地点和人物对它们做了铺陈描述;它们的用处仅仅是有助于我回答“我是如何成为作家的?”这个问题。我能够持久地做白日梦,对机智的词句和文字游戏感到兴味盎然,热衷于说谎,并非因为这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而只是因为刻划真实将会太过无聊;简而言之,人们模模糊糊地称之为天赋的东西,我肯定是有的。但是,政治粗暴地侵入了家庭安逸的生活中,正是它,给太过轻盈地扬帆前行的天赋装备了持久的压舱物,助其达到一定的思想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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