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申府（1893—1986），名崧年，曾任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著名的现代哲学家之一，较早对逻辑学与分析哲学有研究，受罗素的较大影响。其弟张岱年亦为著名哲学家，1986年辞世，享年93岁。 张申府先生是罗素的崇拜者，也对科学与哲学感兴趣，并致力于沟通中西文明。在他心目中，集中体现中西文明对人类的贡献的，就是仁与科学。
张先生认为，“仁”与“科学法”是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然“仁出于东，科学法出于西”，东西文明之间似乎有颇大的差异，然其实又并不如此。因为“（科学）法”的精神在他这里“不外乎诚实二字。反过来说，即是孔子之四德：‘勿意，勿必，勿固，勿我。’而祛倍根（培根）之四妄：‘种妄，穴妄，市妄，戏妄。’”由此而言，科学法的精神，在他看来主要就是客观性，即祛除培根所归纳的“种族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和“剧场假象”四种假象。“诚实”则与此相反，它虽属于主观的心态，但却是实在地尊重和反映客观。
孔子的“四勿（毋）”也应当属于客观性的范畴，当然，可否由此引出科学则另当别论。但孔子并未将此“四勿”与仁相关联，与其关联的是另一“四勿”，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过，后者在孔子，只是“为仁”之“目”而非仁本身。更重要的是，此一“四勿”作为意志自律，属于主观性而非客观性的范畴，所以并不能链接到张先生垂意客观性的“四勿”。 这样的推论遵循了张先生的逻辑。张先生有言曰：“罗素说他喜欢逻辑，乃因为它不仁。”基于张先生对罗素的推崇，大概张先生自己也认为逻辑是不仁的。逻辑表述的，可以归类到科学的客观性范畴。在此意义上，科学的确就是冷冰冰的、不仁的。所以，要沟通仁与科学之际，其间的鸿沟需要跨越。
那么，究竟什么是仁呢？张先生对仁的定义仍依循了传统的轨迹，他说：“仁从二人，成群之本。”“仁者人也，是人之所以为人，是人处事之最高准则，是为人最应操守之中。”“仁，行起来就是忠与恕。”《说文》释仁“从二”人，郑玄作“相人偶”解，突出了二人间的亲爱谐合之意，“彼此亲密之辞也”。郑玄注《礼记·中庸》“仁者人也”，又有“以人意相存问”之说。从二释都用“相”字不难看出，仁的重点落在了相互间的互爱或兼爱上。所以，北宋初徐铉奉旨校订《说文》，补注“从人从二”时便曰：“仁者兼爱，故从二”。这说明孔子解答仁者的“爱人”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彼我双方的互相亲爱。 有“二人”，就有他人，就有群。荀子早已证明，人之所以高于物，就在于“能群”，即组织为社会，张先生应当依此而以“成群之本”去解说仁。从“能群”到“成群”，仁是合群的根本条件和手段。从而，人对人要亲爱，就成为人之“为人”最重要的缘由、处事的最高准则和人需随时操守的中道。“仁者人也”的古语在张申府先生，就落实在做人应当爱人上。
如何去爱即践行，张先生提出的道路是“忠恕”，这是张先生所理解的孔子的行仁之方。具体而言，就是如宋儒要求的那样“尽己”和“推己”。但与宋儒不同的是，张申府先生的重心在后部，即在“为人”和“及人”，这与他的“二人”和“成群”相衔接，突出的是对他人的爱和尊重。他说：“忠，尽己为人。恕，推己及人。仁，首在活灵灵地感到他人。”“所以，仁及忠恕，都是假定有他人，都是承认他人，容许他人，重视他人的。”“活灵灵地感到他人”是仁的首要之义。张先生强调对待他人要承认、容许和重视，这些都是爱的具体内容。在他这里，自己和他人必须是平等的，不能高人一等，否则就不是行仁及忠恕。
就此而言，张先生应当是倡导博爱的。但他所倡导的博爱，是有条件的，即他将理性的原则输入了进来。由于理性的缘故，人便不可能像墨子那样竭其身心普遍无私地爱人。“理性”在他这里，具有双向的功用，一来行仁或忠恕，本身借助的是理性的力量，“没有理性，这个如何做得到？”二则相反，由于理性，人又不可能不为己。那么，有没有最好的既避其弊又取其利的两全办法呢？他认为有，那就是引道家的自然而然入儒家。他说：“最好：由真积力久而入以至自然而然，无为而无不为地，人互为人，亦各为己。”“这也就是纯真成熟的理性的仁及忠恕之道。”“为人”与“为己”只强调哪一方都不妥当——“为人太少则不应，为己太少则不行”，所以急需理性的作用。按他的设想，如果有真积力久的自觉努力，又能够明白人互为人并不妨碍各自为己，那么，人的博爱付出，最终必会收到自然而然、无为无不为的爱人爱己相融合的效果，“这也就是纯真成熟的理性的仁及忠恕之道”。
“纯真成熟”，说明“理性”在这里已不是纯粹的客观性，而是进入了主客观双方相交融的境地；二者一体修饰仁及忠恕，又意味后者的主观性也可以联系到客观性，仁与科学的罅缝能够弥合。但问题是，理性与仁爱的谐合是否只是善良愿望。因为在理性与仁爱、或曰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从孔子开始，就一直存在着矛盾，并始终制约着人们在二者间的抉择。
孔子当年与宰予辩论“三年之丧”，便是一个典型的理性与仁爱矛盾的例证。孔子主张行“三年之丧”，是用人情、人道的主观情感来定义“仁”；宰予则从天道运行的客观规律出发，认为天道自然循环的周期是一年，为父母守丧效法天道，为什么就不能是一年呢？对此，孔子是从父子亲情和爱的互惠立论的：父母在怀抱里抱了你三年，所以你也应该守三年之丧来回报父母。孔子这样思考从情感上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如果从理性的客观角度来讲的话，反倒不一定说得通。因为人道效法天道，天道本来以一年为周期，那么，为什么要坚持“三年之丧”呢？在这里，宰予是站在客观性一方讲“理”的，理由看起来也很充分。
然而，孔子对宰予的最后评价是“不仁”，即不爱人（父母）。师徒之间的矛盾，披露了要真正做到忠恕与理性、仁与科学法的融合，从其起步的阶段就存在着困难。张先生的“所思”，主要还是基于一种德性的期许，但“最好”作为理想和努力的方向，始终具有它的价值。 （本文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