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孔子同时代的许多隐士都对孔子持批评的态度。在这些批评声中，孔子似乎就是一个充满缺点而又执迷不悟，到处求官而又徒劳无益的庸俗之人。虽然客观地看，隐士和孔子代表的是不同的处世价值观，但令人疑惑的是，面对隐士们这样毫不留情的讽刺挖苦，孔子非但不生气，反而对之大加赞赏。难道他真的认为自己错了吗？对于一个理论完备，内心坚强的哲人，这种异常的举动应该如何解读呢？孔子这种反常的表现背后，到底隐藏着他内心深处的什么秘密呢？
对于隐士，孔子理解他们，尊重他们。他到周朝问礼，专程拜访了老子。老子虽然自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隐士，但是他代表隐士，是隐士的思想家。在楚国遇到的那个狂人，话带讥讽，孔子还连忙下车去见他。子路遇到的那个老人，孔子还让子路回去看望。也说明孔子想听一听这些隐士的高见。不像子路，孔子没说过任何有伤这些隐士的话。这说明孔子对他们是心存敬意的。
按照孔子的思想，他本来也应该成为一个隐士的。他发表了很多称赞隐士、提倡隐士的高见。
孔子赞过蘧伯玉为君子，蘧伯玉不就是国家有道时，出来做官；国家无道时，收起自己的才智隐居吗？相对地，孔子对那些不管社会有道无道都出来讨生活的人评价并不高。就在称赞蘧伯玉的同时，也对史鱼有个评价：“正直啊，史鱼！国家有道，他像箭一样直；国家无道，也像箭一样直（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
孔子把蘧伯玉称许为君子，而只用“直”这一单一品质来称许史鱼。虽然都是赞许，但是轻重有别。我在另一讲中曾经推测，孔子这种评价有点儿人情因素，因为他两次到卫国都是住在蘧伯玉家。换个角度看，孔子称赞蘧伯玉的深层原因，也许是他的隐士思想。这两种说法是兼容的，因为他有隐士思想，本来就赞许蘧伯玉这种人，所以他乐意与蘧伯玉交朋友；因为趣味相投，蘧伯玉也乐意招待他。
孔子又把人分四等：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论语·宪问》）。在孔子看来，贤人避开社会而隐居，其次是避开到别的地方去，再次是避开别人难看的脸色，最后是避开难听的恶言。那帮隐士不正是“避世”之人吗？他们自然属于贤人。
孔子只做到了后边较低层次的贤人。孔子第一次离开卫国，就是因为有人向卫灵公进谗言，以至卫灵公不信任他，这叫“辟言”；孔子再次离开卫国，就是因为卫灵公跟他说话的时候，望着天上的大雁，不把孔子放在眼里，这叫“辟色”；孔子后来离开陈国，因为那里连年战乱，已成为“危邦”，这叫“辟地”。孔子一辈子都没有达到最高层次的“贤人”，因为没有“辟世”。
孔子明确提倡：“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可见，孔子不仅不反对隐士，他自己本来就应该成为其中的一员。孔子甚至把该做隐士而不做者上升为道德问题。原宪问孔子什么是羞耻，孔子回答说：“国家有道，出来做官拿俸禄；国家无道，出来做官拿俸禄，就是羞耻（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
孔子的隐士情结也表现在他夸颜回上。根据《论语·述而》，一次在子路在场的场合下，又开始夸颜回了：“用了就去干，不用就隐居起来。只有我和你能够做到这样吧（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这还引起了孔子和子路之间的一场口角。颜回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大概是因为孔子从颜回身上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
孔子又从美学的高度概括了隐士的生活：“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隐士不就是一帮快乐山水行的人吗？他们自然是智者，仁者，所以孔子才尊敬他们，接近他们，想听取他们的意见。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正是怀着对隐居生活的无限向往，孔子才会在遭遇隐士们的指责时，表现出格外的宽容。然而，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孔子这么喜欢隐士的生活，那他为什么没有选择隐居，反而走上东奔西走，游说诸侯的道路呢？
孔子对隐居生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下面一段话可以说明他为什么不选择走隐士道路的原因。
孔子说：“看见仁义，趋之生怕赶不上；看见邪恶，避之如同手进了开水。我见过这种人，我听过这样的话。以隐居来求得自己的志向，以实行仁义来贯彻自己的主张。我听过这种话，没见过这种人。”
（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论语·季氏》”）
在孔子看来，以隐居来实现自己的志向，他只听到有人这样说，没见到哪个人做到了。你想，一个人天天与鸟兽为伍，天天畅游于山水之中，饮山泉，食野果，脑子里净得像蓝天一样，顶多有几丝浮云，任何实实在在的东西都不存在了，哪还谈得上什么远大的志向呢？孔子是个有大志向、大担待之人，所以他不能隐居。
孔子的思想很丰富很复杂，不同的学生感受到不同的方面，就会选择不同的生活道路。原宪感受到了孔子的避世想法，所以他在孔子去世时，逃亡到杂草丛生、低洼潮湿的地方，实际上就是个隐士。子贡领会到了孔子有担待的一面，要救世，要惠及众生，所以他经商从政，结果，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和原宪都是忠实于孔子的优秀学生。
孔子一生都在出世隐居和入世为官的矛盾中挣扎，然而他还是把生命中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唤醒无道的社会中。孔子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他的身上究竟有哪些常人所不具备的特殊素质，在推动着他从事这项影响深远的伟大事业呢？
孔子看见水，首先不是欣赏它的美，而是感到时光的流逝，时不我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孔子看到青松，不是欣赏它的婆娑多姿，而是想到它的品格：“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论语·子罕》）。”孔子对一水一木的态度，背后就是他的志向啊！
中原大地，在两千五百年前的生态环境，一定要比今天好得多。到处应该是好山，好水，好风光。孔子一行周游列国，用今天的眼光看，也可以说是出国旅行，游山玩水。但是孔子虽然爱山爱水，一点儿都不从容，从来没有停下匆忙的脚步，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景。他们总是显得那么紧迫，那么不安，因为他们认为太多太多的社会问题等待着他们去解决。孔子也不是不想啊，你看曾晳提了一个小小的春游计划，和一帮同龄人，再带几个小孩，穿着春天的服装，迎着和煦的东风，到河边游游泳，唱唱歌，就让孔子如此激动不已：“我赞成阿点的想法呀！”这是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然而对这位有担待的伟人来说，就是很奢侈的生活。
隐士们都在躲避孔子，排斥孔子，挖苦孔子，但是有一个人很另类，他就是《论语》所说的“仪封人”。有种说法，这不是一个真实的人名，而是指封在仪地的官员。请看：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
这个仪封人也是在关注着社会，所有的君子来到他这个地方，他都会珍惜这个机会，向他请教。所以这个仪封人也应该是见多识广，了解各个“君子”为医治社会问题而开的药方。他与孔子一番促膝谈心，出来满怀信心地跟孔子的弟子讲：“你们不要担心失去什么。天下黑暗无道已经很久了，天将把你们先生当成木铎。”仪封人用的是比喻，话并不好懂，对此后世有各种各样的解读。尽管说法不一，但是，仪封人的话是积极的、乐观的。木铎，一种铜质木舌的大铃，古代宣布政令或在战事中使用。鲍鹏山先生的解释是，这里是用木铎比喻孔子将能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我的看法与鲍先生的有所不同，木铎主要指的是唤醒世人的警觉，避免被黑暗无道的社会所吞噬。也就是说，仪封人认为孔子的使命主要在“唤醒”而不是“凝聚”。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孔子从来都没有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但是他确实起到了唤醒世人的作用，特别是对那些有识之士、志士仁人，他们不仅认识到了社会的黑暗，也以苍生为己任，以民间思想家的身份，来思考无道社会的出路问题，结果演绎出了横跨三百余年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黄金时期，而孔子则是开先河者。所以孔子的贡献，远远超越他的著述，也远远不限于他的时代。
孔子有强烈的使命感，更重要的是，他拥有实现自己志向坚定不移的精神。孔子称赞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又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孔子不仅说到而且也做到了。你看，在陈蔡被围困期间，弟子们饿得都站不起来了，子贡提议能不能降低些标准，让诸侯能够接受，孔子坚决不答应，而且还批评子贡志向不够远大。在卫国，卫灵公把色放在第一位，与南子同车，而把德放在第二位，让孔子座驾随后，孔子立马就走，毫不眷恋位置。孔子的人格魅力，就像严冬的青松，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呼，风雨中你昂起首，冰雪压不服，你把绿色的祝福带给了人间，留给了历史。
孔子周游列国，跟我们今天出国旅行、逛世界是大不一样的。我们看到国外的风土人物，除了新鲜、好奇外，不会想到那里的事情与我们有关，我们也不会想去管人家的事情，因为想也没用。即使已经定居国外，拿了人家护照，也是这种心态，只要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安逸就行，谁会想到去管人家的闲事。比如，方今旅居法国的中国人士不少，谁会因为法国总统莎科齐找了模特布吕尼，愤而辞去高薪的工作，到意大利去谋职？莎科齐的好色程度绝对超过卫灵公，最近网上到处风传这二位在海边戏水的场面，那可比卫灵公与南子招摇过市火爆得多。可是，孔子脑子里早就有了“好大一个家，家里养了两条龙，是长江和黄河”。你看，孔子不仅认为诸侯国的工作岗位，他有同等的权力去竞争，诸侯国君的毛病，他有同等的义务去改正，诸侯国的社会问题，他有同样的责任去解决。而且，他的学院一开始就是“国际化的”，哪个国家的学生都有，并不是山东省的地方院校。所以，读孔子就能读出“一个家”的感觉。
不管遭遇什么样的挫折，始终坚守理想，以积极的姿态去改造社会，是孔子的可贵之处。这种勇气与坚韧，千百年来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孔子之所以被推崇为圣人，无疑与他这种伟大的人格力量有关。
夫子如果不是为了天下，他很可能就是一个隐士。
后人敬仰孔子，因为他有大志向、大担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