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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麸子 1－10、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
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凿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
关于“子禽”此人，历来分歧很大，这涉及到《论语》当中三处人名的问题，子禽、陈子禽（《子张篇》：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於子乎？”）、陈亢（《季氏篇》：陈亢问于伯鱼）。关于这三个名字的解释历来分歧至大，一般认为这三者是同一人，也是孔子的弟子，也有主张此人是子贡弟子。
李零氏以为“闻”、问也，闻之于人是被动，问之于人是主动，古无“问”字，闻、问皆是“闻”，这里就是“问”的意思——
“必闻其政”，其实是必问其政。孔子喜欢调查研究，如“入太庙，每事问”。闻、问同源，古文字，早先只有从耳从昏的闻字，没有专表问答的问字。闻是双重含义，他要打听的事，既可以是听来的，也可以是问来的。后来为了区别主动和被动，才别造了个问字。“求之”是问，“与之”是闻。子贡的回答是，孔子的消息，是靠“温、良、恭、俭、让”得来的，他和一般人问话的方式不一样，非常谦虚，非常和气，人家乐意跟他讲，说是打听，其实也可以说是别人主动告诉他的。（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
[集解]郑曰：“子禽，弟子陈亢也。子贡，姓端木名赐。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与闻其国政，求以得之耶？抑人君自愿与之为治耶？”
[朱子集注]子禽，姓陈，名亢。子贡，姓端木，名赐。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贡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语辞。
孔子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国君重视，“必闻其政”。子禽对此不理解，所以有此一问——“到底是孔子求上门去的呢？还是国君让他闻其政呢”其潜台词应该是说：这些国君为什么要买孔子的账？
◆“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其诸——语辞。齐鲁间语。
[集解]郑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与人求之异，使人君所行自与之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子贡答禽说孔子所以得逆闻之由也。夫子，即孔子也。《礼》，身经为大夫者，则得称为夫子，孔子为鲁大夫，故弟子呼之为夫子也。敦美润泽，谓之温。行不犯物，谓之良。和从不逆，谓之恭。去奢从约，谓之俭。推人后己，谓之让。言夫子身有此五德之美，推己以测人，故凡所至之邦，必逆闻之也。
故顾欢云：此明非求非与直以自得之耳。其故何也？夫五德内充，则是非自镜也。
又一通云：孔子入人境，观其民之五德，则知其君所行之政也。故梁冀云：夫子所至之国，入其境，观察风俗，以知其政教，其民温良，则其君政教之温良也；其民恭俭让，则政教恭俭让也。孔子但见其民，则知其君政教之得失也。
“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此明夫子之求与人之求异也。人则行就彼君求之，而孔子至境推五德以测求之，故云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也。诸，犹之也。与，语助也。故顾欢云：夫子求知乎己，而诸人访之于闻，故曰异也。
梁冀又云：凡人求闻见乃知耳，夫子观化以知之，与凡人异也。
亦会两通也，明不就人求，故云异也。
此云人君自与之，非谓自呼与之也。政是人君所行，见于民下，不可隐藏，故夫子知之，是人君所行自与之也。
按：观民而知，不待于求之说，此说有点不着边际。子贡明明是为孔子“闻政”辩解，而不是阐释孔子观察政风民情的事情。
[朱子集注]温，和厚也。良，易直也。恭，庄敬也。俭，节制也。让，谦逊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辉接于人者也。其诸，语辞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尝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时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问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后得也。圣人过化存神之妙，未易窥测，然即此而观，则其德盛礼恭而不愿乎外，亦可见矣。学者所当潜心而勉学也。谢氏曰：“学者观于圣人威仪之间，亦可以进德矣。若子贡亦可谓善观圣人矣，亦可谓善言德行矣。今去圣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见其形容，尚能使人兴起，而况于亲炙之者乎？”张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闻其政，而未有能委国而授之以政者。盖见圣人之仪刑而乐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终不能用耳。”
子贡的意思不过是说，夫子是凭才德得以“闻政”的。即使言辞便给如子贡，也不可回避孔子到处求用的现实，因此不得不说“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其意实在是说孔子有“为可知”的资本，孔子之“温、良、恭、俭、让”才是原因，若说孔子是求的话，那么他的求是“求为可知”之“求”，而不是寻常辈之求也。子贡不愧为子贡，其口才确实是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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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遍干诸侯，时有以孔子之行为为不可之议。此段弟子问对，子贡标举夫子五德，以他者的眼光为孔子辨。孔门学说，以修己为要义，强调主体的主动性意义。孔子时有“道不行”、“归与”之叹，是知孔子之用世之意急。[1]其理想在修己以敬、安人、安百姓之中，而不在“必闻其政”。“必闻其政”者，欲见用于其邦也。
四书辨疑：吕氏春秋：“孔子周流海内，再干世主，所见八十余君。”说苑贵德篇则曰：“孔子历七十二君。”史记六国表、儒林传则曰：“仲尼干七十余君。”窃以为，各书所列，非具体之数，言其多也。足以说明孔子之急于用世。
[1]先秦诸子多有用世之意。司马迁概之曰：“务为治者也。”衡诸西哲，苏格拉底以前，几无政治之说，至苏格拉底始开其端。此中西之一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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