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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禽⑴问于子贡⑵曰：“夫子⑶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⑷异乎人之求之与？” 杨伯峻《论语译注》： 【译文】子禽向子贡问道：“他老人家一到哪个国家，必然听得到那个国家的政事，求来的呢？还是别人自动告诉他的呢？”子贡道：“他老人家是靠温和、善良、严肃、节俭、谦逊来取得的。他老人家获得的方法，和别人获得的方法，不相同吧？” 【注释】⑴子禽——陈亢（kàng）字子禽。从子张篇所载的事看来，恐怕不是孔子的学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不载此人。但郑玄注《论语》和《檀弓》都说他是孔子学生，不晓得有什么根据。（臧庸的《拜经日记》说子禽就是仲尼弟子列传的原亢禽，简朝亮的《论语集注补疏》曾加以辩驳。）⑵子贡——孔子学生，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卫人，比孔子小三十一岁。（公元前520—？）⑶夫子——这是古代的一种敬称，凡是做过大夫的人，都可以取得这一敬称。孔子曾为鲁国的司寇，所以他的学生称他为夫子，后来因此沿袭以称呼老师。在一定的场合下，也用以特指孔子。⑷其诸——洪颐煊《读书丛録》云：“公羊桓六年传，‘其诸以病桓与？’闵元年传，‘其诸吾仲孙与？’僖二十四年传，‘其诸此之谓与？’宣五年传，‘其诸为其双双而俱至者与？’十五年传，‘其诸则宜于此焉变矣。’‘其诸’是齐鲁间语。”案，总上诸例，皆用来表示不肯定的语气。黄家岱《嬹艺轩杂着》说“其诸”意为“或者”，大致得之。 朱熹《论语集注》： 之与之与，平声，下同。子禽，姓陈，名亢。子贡，姓端木，名赐。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贡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语辞。温，和厚也。良，易直也。恭，庄敬也。俭，节制也。让，谦逊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辉接于人者也。其诸，语辞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尝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时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问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后得也。圣人过化存神之妙，未易窥测，然即此而观，则其德盛礼恭而不愿乎外，亦可见矣。学者所当潜心而勉学也。谢氏曰：“学者观于圣人威仪之间，亦可以进德矣。若子贡亦可谓善观圣人矣，亦可谓善言德行矣。今去圣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见其形容，尚能使人兴起，而况于亲炙之者乎？”张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闻其政，而未有能委国而授之以政者。盖见圣人之仪刑而乐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终不能用耳。” 郭宽润: 本章還是要從整篇的脈絡中去理解，之前各章探討了君子的各個方面，本章則通過夫子的一個故實，使夫子的形象具象化顯現出來，這是有志於成就君子的人的學習楷模。 本章我們要透過文字，仔細體會夫子這溫良恭儉讓的儀容。本章所述並不複雜，夫子的一個學生對周遊列國中的夫子與各國國君的互動看不明白而發問，子貢來解答。到底各國國君與夫子討論政事是夫子求來的還是國君主動的。 如此本章理解的重點就在於對溫良恭儉讓這五者上，溫是指容色，敦柔润泽谓之温；良是指心善，行不犯物谓之良；恭是指溝通及身體姿態，和从不逆谓之恭；儉是指心態節制，去奢从约谓之俭；讓是指進退間容讓，先人後已谓之让。 溫處於冷熱之間的適度位置，即不冷也不熱的中庸，既不過於熱情又不失之冷淡。 良，心地善良能為對方著想，把對方的問題當成自己的問題。 恭，姿態放得很低不高高在上。 儉，無論處理什麼事都能節制有度主動約束自己，而不是揮霍無度。 讓，在有利益爭執衝突時，能夠退讓而不是強行己愿。 明顯文字對這些容色、心態、姿態等的描述，不足以形容這樣具象的經驗，大家還是要從體悟中去理解。可以想見，一位如此和善體貼入微的人與你對話時，你會如何反應，是鎖閉心門一言不發還是暢所欲言直抒胸臆？大家有無此類經驗？有的話好好體悟下，也把自己調適成如此狀態！沒有的話，多設想一下自己如此，然後調適自己的狀態，並以此與人溝通，好好感受一下會發生什麽？本章呈現出來的夫子聖賢氣象是需要慢慢體會，才能一點點落實到自己身上。 温、良、恭、俭、让，發生在‘求’和‘與’聞其政這樣的具體情境之中，發生在與國君之間的關係互動中。關係中的求、與是每個人都會有的一普遍性境遇，在這種每個人都會發生的互動中體察領悟，求易諂媚討好，與則易驕橫盛氣凌人。 對於今天的我們，文字只是我們借以體會這種境遇的媒介，來思考學習自身處於此種境遇時該如何應對，如此會對我們有更大幫助。通過責名尋實，回到具體的情境與行為中去學習，回到具象的生命經驗中去學習，而不是以抽象的理論原則來學習，處於此境遇時可多加體會自己心態及行為的變化，處於‘’求‘’時如何？處於‘與’時又如何？如此再返回到本章對照反思。 陈焱: 这一节在我看来还是体现了儒家对于为政与传道的立场。 儒家之学强调主体性，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内涵在于，儒家认为，加强自身的修养德性能够自然地使得他者为其美德所吸引。因此儒家是讲“来学”而不讲“往教”的，用孟子的话这是一种“非外烁”的状态，一个人体会到了内在于自己的一些特质，才会主动第跟随夫子去学习。这里“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的说法其实可以比照“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来理解。换言之，在孔子这里，并不将自己的理论强加于人，也不要求自己的理论能通过言说去说服人，或者说，言语并不能传达夫子的价值，并且还有可能带来误解（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夫子本人就不喜欢巧言令色的状态。在传达自身价值理念与要求的问题上，夫子更愿意使用身体力行的办法（时习之）去感召人（有点类似于某种默会知识），因为相对言说来看，在那个时代，行动要显得更为真诚些，这也是孔子的观点（听其言观其行）。 而这种观点其实在儒家的思想中随处可以见，比如曾子讲：'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里的“归”就可以解释“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的内在逻辑，慎终追远也不是言说而是行动与态度。“温良恭俭让”五德之中，没有一条有常人主动求之的意蕴。而子贡讲的，“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中的“异”处就在于这种“不求而求”的模型，实际上合乎孔子对于天道的认识。比如夫子与子贡有类似的对话：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苍天不言，却以四时的季节轮替展现大道与天命，而若能知天道，则自然会心怀敬畏（五十知天命、君子畏天命），这里可以说孔子具有某种宗教情怀，但儒者的畏的对象中却一定不存在西方一神教的神迹与奇迹，奇迹或者神迹是因不知而畏，而夫子恰恰是因知而畏，从自然之中体会天道进而敬畏天道，并由此将自身的道德使命与政治使命看作是对于天地化育的参赞，而一切的过程全部都与言说无关，涉及的都是行动与体会（默会）或者说（此处省略一大堆存在主义专有名词，就不学郭老师了）。巧的是，这里又是子贡给我们留下了佐证材料：“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因此，孔子的为政之道、为学之道实际上是来自于他对天道的理解、认识与赞赏，也构成了儒家的天人传统与看待天人关系的基本立场。后世汉儒的天人感应，实际上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当然后来显得很庸俗化。而孟子不及孔子，被后世评为有圭角的地方也在此。虽然孟子强调其好辩为不得已，但实际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论语还是庄子里，都有一些孔子遇到隐者而不得不正面对话的记述，当然《庄子》里面的记述的隐者语多嘲笑，但不论是哪个文本里，孔子在面对隐者咄咄逼人的嘲讽或者质问的时候，其应对的表现却都可以用“温、良、恭、俭、让”来概括，这体现的是孔夫子的精神气质。试想，换了孟子处此，必是一场大辩论，而在孔子看来，越辩显然离天道越远。 朱子讲这里体现了圣人存神知化之妙，不易窥测，十分切题。因为神化就是天道的展开，而神本身就是阴阳之不测的表现，存神知化本身就意味着某种默会的认识，这与“天何言哉”的说法可以互相参照，而存神知化本身出自易传，如果你相信易传是孔子作的，那么也可以认为这就是孔子的立场。最后，在前述的说法中，夫子的形象倒是有点道家的味道，道家说夫子曾问道于老子，无可考证。但是先秦学术，在孔子的时代应该还没到后世道术而为天下裂的地步，所以浑然互蕴也是正常现象。“温、良、恭、俭、让”与道家“不为天下先”的说法也可比照，只是道家之术一切只为存身而夫子则有“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的担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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