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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开始于二十一年前的那个夏天。 那时我刚上高中，读书的兴趣还只是停留在古典文学的历史演义和怪力乱神里，除了通读金庸小说七八遍之外，几乎不曾主动涉猎现当代文学；却常在上学路上的书摊上见到一本叫做《围城》的书，青色的书封，搁在一众言情小说周边，被书摊老板不断推荐着，只是不清楚里面的内容，甚至望文生义地以为是讲战争的。 某日课间，前排Ｚ君闲聊时突然提到该书，说是一本著名的婚恋小说，电视已然播过；同桌Ｙ君听罢立即表现出浓厚兴趣。于是三人商量凑钱购买此书，却在每人各出多少及书的最终所有权上起了较大争议，乃不了了之。等到后来自己忍饥挨饿攒了一周的早饭钱跑去书摊时，却发现那书已被人买走，悻悻而归。不久班里便开始传看一本似曾相识的青皮书，读后无不拍手称快，依稀便是那本《围城》，不知为谁抢先。后传来传去，直至秋去冬来，方传至我手中。时已岁末。 那年除夕似乎是自己最后一次肆无忌惮地放烟花了，更是我家搬上楼房、离开大杂院前的最后一个春节；所以，也是我最后的一次围炉夜读。当新年钟声敲过，春晚进入梦乡，我家的人也分头就寝了。只有我从记事起每年都要坚持守岁，没有什么理由，只是一味地坚定。更小的时候还要先去绕着院子里的一棵大椿树跑上几圈，嘴里唱着古老的歌谣：椿树椿树你为王，你长粗来我长长。长大后就没有了天真，只是一个人在灯下守着，一盆炭火，一本书，一杯水，如此而已。 这书正是《围城》。这当然不是一本关乎战争的书，却恰恰反映了战时的种种世态民生；这也不是一本婚恋小说，然而有关感情和婚姻的情节和思辨却无处不在。小说主人公方鸿渐出场不久便是个不怎么讨好的角色，却因为作者对其形象和性格的精妙刻画拉近了我与人物之间的距离，不由对其境遇感同身受；其在感情上的弄巧成拙，也让年少的我有了最初的怅然。与赵辛楣等前往三闾大学一行堪称本书经典，战时的世相，跋涉的甘苦，人性的博弈，尽收眼底。与孙柔嘉一场婚姻的前前后后，则是小说主题的完美注解：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要出去，婚姻也好，权力也罢，生活本身，也大抵如此。 也正是这本书开启了我对现当代文学的兴趣，令我彻底折服于白话文的优美韵律之前。锺书先生对比喻修辞的信手拈来或刻意而为，让小说处处闪烁着文人的轻薄和智慧的幽默，也让人持续享受着阅读的快乐。 杨绛先生的名字则是在读了《围城》之后才知道的，因为《围城》那篇文采斐然的前言便是杨先生大作。于是高一暑假专门跑去家乡书店的仓库里把几乎能找到的钱、杨两位先生的作品都买了下来，只是钱先生的作品除了《围城》，也就只能找到一本海峡文艺版的《人·兽·鬼》，杨先生也只买到了三联版的《干校六记》和《关于小说》，上海文艺的《春泥集》。而其中我最早阅读和最为喜爱的就是《干校六记》。 《干校六记》其实只是杨绛的一篇散文，共3.2万字，却印成了一本小32开的册子。我当年是最喜欢这种薄薄窄窄的小册子即袖珍本的，觉得无论是携带还是阅读都非常舒适和方便，而且更加适合把玩。全书仿沈复《浮生六记》的体例，共分“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六记，主要讲述了钱先生夫妇69年被一起下放到河南罗山干校后的日常生活。杨先生的文笔与乃夫大不相同，平实质朴得让人亲切，极具生活气息。干校生活的苦中作乐，在先生的文字中读来，像电影胶片一般清晰感人。杨先生自言回京八年干校琐事仍历历在目，其实，我初读此书至今已近二十年，但那种淡茶般清香的悠悠文笔以及它所带来的阅读快感，仍然清晰可见。 两年后来到北京读书，随身带着的行李箱里放着的书里，就有钱杨二位先生的《围城》和《干校六记》两册。 大学期间，钱先生的书只买了一套花城版的《钱钟书论学文选》，杨先生则补齐了各种单行本，包括三联版的小说《洗澡》、散文集《将饮茶》和《杂忆与杂写》等，尤其是《将饮茶》里的那篇《丙午丁未纪事》，延续了《干校六记》中的文风，通篇洋溢着她与钱先生特有的平凡中的浪漫，逆境中的乐观。那是一股涓涓而流的爱意，那是一种童心未泯的超脱，让人钦佩。小说《洗澡》则作为先生唯一的一部长篇作品，通过平实却又讽刺的笔法，勾画了那个特殊年代里需要洗掉“不干净的尾巴”的知识分子群像，可作为解放后的另一种《围城》来解读。 毕业后的第二年，我在非典前夕遭遇了第二次失恋，在全城封锁的时候遭遇心锁。那年夏天，杨绛先生新作《我们仨》首发，先生以简洁而沉重的语言，回忆了先后离她而去的女儿和丈夫，以及一家三口当年那些快乐而艰难、幸福而又磨难的日子，感人肺腑。我在西单图书大厦买了两本初版本，按照几个月前的承诺贱兮兮的寄给了ex，还写了一封信作为书评夹在书里。而这封石沉大海的书信，也成了我们最后的一次联系。有趣的是，不出我所料，《我们仨》如愿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和如今的怀人经典，但三联从第二版开始就把封面从初版的明黄色换成了再版的灰咖色，我的初版本几乎已经绝版。 四年之后，我在家乡迎娶了妻子，带着她游走了生我养我的地方，以及少年时期读书的那些去处。回到北京正好赶上杨绛先生96岁高龄写下的新书《走到人生边上》出版，而这本书也成了我和妻子为数不多共读的作品之一。相比较而言，妻子比我更喜欢先生这本新作，对于人生晚年依然保持睿智思考和“胡思乱想”的老人深为敬佩。记得妻子当时曾对我说，以先生的思维水平和每天八段锦的锻炼习惯，成为百岁老人不成问题。如今看来，果然如是，先生健康长寿，也是我等读者的幸事。 08年前后，我在地坛书市一气儿收获了杨先生多本著译，人文社《堂吉诃德》、网格本《吉尔布拉斯》，以及香港版的散文集《倒影集》等。杨先生其实更是一个翻译大家，《堂吉诃德》的杨译本，既是史上第一个从西班牙语原文译出的汉语全译本，也是永远的经典译本；而其“点烦论”的观点也成为自己翻译理论和风格的基础，点去一字不嫌其少，留下一字不厌其烦，相得益彰。 09年时，人文社版《杨绛文集》八卷本再版，对于没有买到04年初版本的我而言，此次再版自然不能错过，同时还把三联版的《钱钟书集》一道搬回来了家，和杨先生文集永远摆在一起，而两位先生的各类单行本也被我摆在书架的同一个格子里，不离不弃，见证着我20年来不灭的阅读记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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