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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一生以第四等的“南人”而官至一品，荣际五朝，名满四海，在整个元代可谓绝无仅有。同时，在他的身上也集中体现了元代汉族文人士大夫颇为矛盾的痛苦心态。入仕之初，赵孟頫曾抱有用世之心，但很快就产生了归隐的念头，并深深陷入误落尘网的悔恨之中。36岁所作《罪出》诗就是这一心境的真实写照：“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谁令堕尘网，婉转受缠绕。昔为海上鸥，令为笼中鸟。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骨肉生别离，丘垄缺拜扫。愁海无一语，目断南云沓。恸哭悲风来，如何诉穹昊。”遗憾的是，这种悔恨和无奈并未就此了结，反而成为他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在晚年的一首自白诗中，他这样写道：“齿豁童头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唯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或许，正是在这种痛彻肺腑的深深自责中，书画艺术几乎成为他唯一的精神支柱和赖以维持心理平衡的支点。或许，积极倡导书画艺术，并试图以近于复古的方式重振经典的权威，正是他充分体现自身社会文化价值的理智选择。 南宋、辽、金至元代初年，世人多以苏、黄、米及唐人碑版为取法对象，陈陈相因，韵味殊薄，书法艺术的发展也进入到历史的低谷。有鉴于此，赵孟頫积极倡导古法，以“二王”为宗，并提出“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的著名论断。所言“用笔”并不局限于具体的技法规律层面，同时也包括对于传统书法艺术精神的认识和回归。他广泛深入地学习古今各种书体，均以王羲之“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中和之美为旨归。《元史》本传称赵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元人虞集认为赵孟頫“楷法深得《洛神赋》而揽其标，行书诣《圣教序》而入其室，至于草书，饱《十七帖》而变其形，可谓书之兼学力、天资，精奥神化而不可及矣”；好友鲜于枢则称其“篆、隶、真、行、颠草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可谓推崇备至，堪称“唐以后集书法之大成者”。 各体之中，赵氏以行草书成就最高，对后世影响也最大。44岁所作《归去来辞卷》以行书为主，间以草法，用笔圆劲遒媚，风神骀荡，格韵不在宋人之下。纯粹的草书作品不多，散见于尺牍之中，如《与鲜于枢尺牍》、《王羲之轶事帖》等。晚年所作《行书十札卷》是赵孟頫致好友石民瞻、高仁卿十通尺牍的合卷，真、草间出，散淡自然，妍润多姿，比那些长篇大作更见才情韵致。明代王穉登即认为:“赵魏公书名绝世，而尺牍尤工，纵横放逸，无不如意，如入禅三昧，虽游戏而皆入圣者也。”他的大楷筑基于晋唐，但能绝去颜、柳较为夸张的顿挫之法而略带行书笔意，中年后又融入李邕笔法，开创了端雅流利而不失坚劲峭拔的“赵体”楷书，后世则以“欧、颜、柳、赵”并称。49岁所作《三门记》楷法精严，宽博凝重，气息醇厚，颇得李邕《岳麓寺碑》神韵；63岁所作《胆巴碑》则在端雅凝重之中透出潇洒飘逸的韵致，是充分体现赵体楷书神韵的杰出代表。小楷得力于锺、王，法度严谨，结体绵密，用笔遒劲，63岁所作《道德经卷》用笔飞动而细腻精到，刚健中不乏婀娜之姿，堪称赵氏小楷极则。 另外，他的篆书如《三门记》篆题，承接唐代李阳冰之法，而颇具圆劲精美之致；从传世《六体千字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籀书和隶书。值得一提的是，章草一体自魏晋以后少有问津，赵孟頫在全面学习和继承古法的过程中，对章草也颇为留意。他的章草从《皇象急就章》刻帖入手，用笔刚劲有力，气息高古，而无雕琢刻画之弊；同时，在《与山居源绝交书》中，他有意识地把行书、草书、章草融合在一起，在当时不失为一大创举，并对元、明书家产生很大的影响。 总体而言，赵孟頫身体力行所倡导的书法“复古”，并不是机械地模仿古人，而是对几千年书法传统的全面梳理与发掘；不是要刻意突出所谓的个性风格，而是要从雅文化的审美价值取向出发，对书法艺术精神的净化和提升。只有当我们把赵孟頫置身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才会清晰地认识到他的书学主张及其书法取法的现实意义和文化价值。正是在他毕生致力于重建经典权威的努力下，他那一派萧散蕴藉、端庄秀逸的书风不仅弥漫了整个元代，也使他成为晋唐以后最具影响力的杰出书家。诸如“仪风冲霄，祥云捧月”，“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其匹”的盛誉，当之无愧。当然，后世以赵孟頫有辱大节而诬枉其书为“奴书”者，也不乏其人，若赵公有知，必当冷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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