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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神秘数字“五”，先民对它膜拜的缘由，往往离不开最初用作计数时“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单就人而言，最直观的便是五官、五指、五趾、五体（头和四肢）乃至于五脏。由此，后来又有五行、五色、五声、五味、五谷、五福、五毒，更有五常、五德、五帝、五事、五官、五典、五礼、五服等等。
用手指来数数可以说几乎是数学最初级的启蒙，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释五十》中指出:“数生于手，古文一二三四作一二三亖，此手指之象形也。手指何以横书？曰请以手做数，于无心之间，必先出右掌，倒其拇指为一，次指为二，中指为三，无名指为四，一拳为五，六则伸其拇指，轮次至小指，即以一掌为十。”
而“五”被赋予诸多神秘的意义，大抵是从方位开始的。古人最初先有了“四方”的概念，如《淮南子》所言“四方上下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甲骨文的卜辞中多次提到“四方”，甚至对“四方”的祭祀，可见方位对殷人原始崇拜和原始信仰的影响深重，而且就很多考古遗存而言，殷人应该已经具备了精准的方位观。虽然并未提到“五方”，但是不难看出，甲骨文中已经出现对待此时居于中央地位的商，开始意识到了“中”的概念，如“南方？西方？北方？东方？商？（《屯南》1126）”、“……勿于中商（《合集》7837）”、“……巳卜王贞于中商……（《合集》20453）”。因此位于中央的商，就是所谓第五方的“中”了。中国历来以“中”自居，如“中华”，认为是世界的“中央”。因为“五”不偏不倚，沟通且一统四方，而四方皆能臣服，因此“五”就又变成了尊贵和神圣的代表。最神圣的体现莫过于龙袍，上有九条龙，龙是五爪，胸背正中各一条正龙，下裳下部前后各有两条行龙，两肩各一条过肩龙，这样，无论从前、后哪个方向看，皇帝的身上都有五条龙，含“九五之尊”的意思。
《同文举要》说“圣人画卦，由四而五，有君道，故曰五位，天地之中数也。”这句话说的“由四而五”揭示出意识上从四方转成五方的进化。五为中数，应该源自于河图洛书。《黄帝九宫经》说：“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总御得失。”河图法天，象四时。洛书法地，象九州。李守力先生认为，洛书由河图生成，河图、洛书本为一体，此天地一体也。河图中央的5、10组合就是洛书的缩影。洛书中央的5就是河图中央的5。洛书对数和数10，就是河图中央的10。
河图 洛书
上古时候用的是十天干是表示气候季节的，一年十月的太阳历：甲乙，木气生发，属木对应春季；丙丁，烈日炎炎，属火对应夏季；戊己居中调和，代表季节的过渡期，属土对应长夏；庚辛金革杀气，属金对应秋季；壬癸润下而藏，属水对应冬季。春季甲1乙2木，夏季丙3丁4火，中央的长夏戊5己6土，秋季庚7辛8金，冬季壬9癸10水。李守力先生认为，戊与五音同，保留了戊为序数5的信息（《说文》说的“戊”为“中宫也”，正是“五”的含义）；戊为吾，己为己，保留了戊己中央为天子观天象时自称的信息。终古文为冬，说明文字发明时期的黄帝时期确实是以冬季为年终。
“吾”实际就是对“我”的自称。“我”字从戈，《说文注》徐鍇认为“我”字“从戈者，取戈自持也”。可以看到，其实“戊”字的甲骨文与金文同“我”字的十分相像，都有兵戈之象。由此可推知，“五”即“戊”以及与“我”之间确实是有十分明显的联系。
“五”除了积画义外，不少学者如杨树达、丁山、马叙伦等还认为“五”与“午”是能够互通的。在《说文》中许慎也说“五月，阴气午逆阳。冒地而出。”《天文训》说“午，仵也。阴气从下上与阳相仵逆也”。《广雅释言》说“午，仵也。按仵即啎字。四月纯阳，五月一阴屰阳”。“午”的甲骨文生动形象的描述了“交午”的含义，“交午”的“午”在《说文》里解释为“啎”，也就是“屰”即背逆的意思。
《说文解字》中说“五”意指“五行”，“从二，阴阳在天地闲交午也”。“五”的甲骨文和金文高度一致，《说文》解释“阴阳在天地闲交午”。“五”与“午”字的甲骨文也有能够相互应证的地方，当然，两字就当今的读法而言也是一致的：
“五行”，即指水、火、木、金、土。《尚书·洪范》篇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由以上论述可知，“五”不仅是中数，也是中位，更是“我”，从而能够以“我”为中心来观察四方、思维世界。古代帝王，也正是因为能够贵为中位，以德莅众，所以才能周济寰宇，共享大同。中国人一直以来都非常推崇儒家的“中庸”思想，需要不偏不倚，君子和而不流，避免过犹不及，最终才能“极高明而道中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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