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盘游戏】沙盘游戏的两大关键因素：意象和分析关系

沙游治疗中的意象和分析关系

文 | Wilma Bos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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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安娜

在其他案例中，有时候要得到最低的基本信任也有可能需要一段很长的准备时间。在这些案例当中，由于病人最初与他（她）的父母关系很不好，以致病人与治疗师必须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朋友关系才能达到一种基本的信任以及自信，有了这样的信任和自信，就能进行重新的背离，也能承受精神怪兽的狂吠。在这些案例中，应用沙盘游戏是非常重要的：它使病人重新发现了玩的可能性以及生活的可能性。它仿效了长期的抚育过程，设法去重新创造一种基本的安全感。

例如，我回想一下安娜，在决定进行分析治疗的前些年里她是绝望的，在绝望严重时她常常想到自杀。无论如何，她似乎慢慢地达到了一点，这个点使得她完全丧失了活力与热情。她吃得很少，而且她不知不觉地在一个令她无法忍受的非常痛苦的家庭和工作环境中生存下来，在家里她还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而工作是在一个社会机构。

当安娜的母亲因为肺结核而住在疗养院里七个月的时候，安娜已经5岁了。她的父母年龄都很大，都是勤奋的工人，而且都很严厉。当她妈妈怀着她的时候，她父亲是65岁，母亲是45岁。

 

安娜继续与她父亲住在一起，而在她母亲生病期间，她只有一次机会去看望母亲。那时候她只用一只手指碰了一下她的母亲，没有拥抱她，因为她确信在她面前的这个女人已经死了。不久后，她开始被一种可怕的焦虑折磨着，后来，当她长大一点后，她净化了“那件事”。“那件事”几乎一直缠绕着她，除了当她在学习的时候，她就像一只鹦鹉那样机械地重复温习课本，她设法通过唱歌来填补她的焦虑空间，因此，她的歌声就好像是一只怪兽在狂吠。

 

“那件事”的根源就是背叛她的父母的现实事件：其中一个生病了，而另外一个则用病态的注意与关心来包围她，这种注意和关心在他半明半暗地手淫的时候发挥到了极致，他有很多权宜之计的借口来强迫那个小女孩看他手淫。

 

她父亲那可怕的秘密的行为在她母亲回来后都还继续着，直到安娜到了青春期，她开始更有效地保护自己，当她的父亲请求她的时候，她不再给予任何反应，或者有时候会待她的父亲很差，但是她却从来没有勇气将她自己所遭受的情况告诉任何人。当她开始治疗的时候，她已经30岁了，但看起来却像12岁。除了非常消瘦和说话像个小女孩一样，她还发出一种奇怪的令人不愉快的气味，就像那些讨厌鬼一样，使人与她保持一段距离。

 

在治疗一年半以后，安娜——她经过沙盘游戏室的时候，总是好像在跑，从来都不会停顿一下——询问她的治疗能不能在远处那里进行，她只想在远处看见那些玩具和塑像。后来，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她都将一个洋娃娃放在手臂里不停地摇着它，照顾着它，她开始了一个抚育的过程，这使得我也开始在乎那个洋娃娃了

从这时开始，沙盘游戏室就再也没受到冷落：它成了长期的相互监护的一个指定地点。那个洋娃娃必须在一个充满了温暖，没有暖昧与敲诈勒索的地方被喂养与成长：这个地方允许那强烈的痛苦记忆重新出现，但那记忆同时也是非常珍贵的——痛苦、贫困和心理放弃。事实上，病人一直都在照顾着这个洋娃娃，直到她被另一个洋娃娃吸引了。那个洋娃娃描述的是一个处于学前期的小女孩，洋娃娃的衣着与她跟她的母亲分开后，过着那种松散的生活时的衣着很相似。

 

对第二个洋娃娃进行了一个新的游戏。安娜使它沿着沙盘的边缘走路，然后她开始敢于将它向沙盘里迈一步或者两步，在治疗的最后，她将它放在了沙盘里面，还有一堆火和一些食物。这好像是由于她从照顾第一个洋娃娃中做足了准备，以致使她重新有能力进入另一种氛围。然后病人继续玩弄着沙子，没有用其他东西，经过这样多次的治疗以后，她开始逐渐减少对自己交流的控制。安娜对她的记忆，她的梦，还有她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特别的事情的交流传达总是有一定的延迟；她并没有一想到这些事情就报告，而是过一段时间后才报告，这似乎是因为她感到有必要对她的情感生活进行强迫性的和预防性的控制，这样她才能远离任何危险的东西。

 

在第五年后，治疗进入了一个十分危险的阶段，局势越来越失控，而病人越来越依赖治疗师，因而使情况变得更加危险。她经常把电话打到治疗师的办公室，希望听到治疗师的声音，或者确认一下治疗师是否还活着，因为她害怕因自己“极度”需要治疗师的身体存在而毁了治疗师。移情使她返回她曾经遭受过创伤的关键点，并且使她能够对接下来的沙盘里的表征（图4）进行象征性的解释．即关于容纳和被容纳的可能性。

图5这个造型，中间有一个洞，周围被一个圆圈包围着，还有病人与分析师留下的手印，右边的那只手印和在沙盘箱左边的那只紧挨着，“一起托起那个洞，那件事情”。然后那两只手都用黏土模型呈现出来了，是再一次从她自己的手和分析师的手的感觉开始的，然而这一次，它足更加直接和故意的接触。

在几次的治疗后的沙盘意象构造中（图6），她摆成了一条小村庄，村里有一座塔，从塔上远远地就可以看见恐龙。然而，它们被隔离在一个岛上，一座巨大的桥将它们与村庄上隔开，它们全都被植被盖住了，这些植被一直覆盖到沙盘的外部边缘上。

沙盘游戏这种治疗性的联盟使她能够从远处控制她的病理性的情结，就像恐龙住在岛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而且也使她能够与外部世界进行交流，因而表达了她有能力区分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而且能忍受分离，还能处理因分离而出现的痛苦。

 

在摆完这次沙盘之后，病人感到心理上舒服了很多，但却开始生病了，这是很反常的，因为她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身体不舒服的症状。她得了严重的流感，之后是耳朵感染，再是猩红热，最后她终于正常了。

 

她的力比多毫无阻碍地涌现出来，不久之后——我继续发现了一些不可置信的事情——她遇到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似乎比她大一些，但却很胆小和笨拙。跟那个男人在一起，她可以找到一种温暖的感觉，使她能够表达自己，因而也有助于完成心理分析治疗。另外两年，她详细地叙述了她和她母亲之间的区别，她母亲现在仍然是个寡妇，总是在她的身边不停地敲诈她。

 

后来，在阿西尼城发生了一场地震，几乎把一间教堂里的壁画全都粉碎了，在重建工作完成后，她去拜访她的治疗师时，她评论道：“你知道吗，医生，当我看见那些遭到灾难的壁画的时候，我觉得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不能修补它们了，那种感觉就像我第一次来这里看你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无能为力。”

 

就像其他更为疑难的案例一样，这是一个令人非常感动的个案，我们使用沙盘游戏治疗，虽然只是将它作为一种有限的辅助治疗手段，我们将那个令人喜悦的结果归因于重建一种基本的信任，同时也将它归因于创造了一个能承载怪兽狂吠的关系。

 

对这个病人来说，在直接与治疗师接触中玩洋娃娃的体验，这反映了从最先开始她真的完全需要再重新经历一次分化。治疗师最初处于一个完全被动的角色里，扮演着一个保护者，有时候是作为一个会诊医生，而目标就是希望病人在她母亲的陪伴下，能够重新恰当地扮演着一个小孩的角色，远离任何形式的暴力袭击，对她来说，她母亲生病和父亲性倒错就是暴力的一种形式。

    

在这个个案当中，病人的自我认同过程被严重破坏，以至于从一开始就要求必须修复，一种几乎等同于创造一个整体行为的修复，就像病人在拜访她的治疗师时所提到的修复阿西尼城教堂里的壁画那样。为了实现她的分化，她必须重新体验作为一个孩子的经历；通过与治疗师一起分享那种共生的情况，她可以从哺乳期开始体验。

 

在这个个案中，病人试图接近象征的领域，但却被一种创伤的情形所阻碍了，幸好这种创伤没有出现得太早，但是仍然是非常残酷的，使得她几乎不能过一种最基本水平的生活。看起来，只有通过自杀而“返回到母亲的子官里”才能摆脱那个令人无法忍受的冲突。她的生活就是一个人间地狱，只有在治疗室里她才感觉安全与补偿。

 

正是安娜，是她指导着一个游戏情形，然后治疗师接受了这种情形，并使得她能够重新获得照顾自己的能力，她处于一个被保护的环境中，在那里她能够表达出她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在其他场合下是很难被整合的。安娜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她必须恢复她的自我认同，因为自我认同能使她意识到联结和分化；当治疗到了危机阶段的时候，她就能意识到联结和分化了，然后，她通过沙盘游戏的造型来表达自己能克服那种危机；由于她与她的治疗师合作使得沙盘游戏能让她进入重新体验过程。

 

在某种程度上，安娜将我们带回到一种原始的阶段：即回到母亲的充实、保护和自性本源包容的认同状态。在分析情形下，她的“见诸行动”表现了一种必不可少的需求，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同化作用和情感反刍的需求是相类似的，病人所遭受的情感反刍是不能完全委托给治疗师的，也不能迫使治疗师帮她解决。但是在这里，沙盘游戏治疗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沙盘游戏预见了一种更为简单的解决障碍的办法，那就是让病人理解性地重新详细叙述她所遭受的创伤的整个过程。

 

在有些情况下，恢复基本的信任是更加困难的，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就要求将基本的信任复原和将它翻译成类心理状态的语言，它不但是情感的也是躯体的。但病人仍然能够整合这样的内容，或者他们能够将它看成是通向意象的桥梁——就像在本书其他地方所提到的由伊娃·帕蒂丝所陈述的案例——因而为其他意象开通了一条道路。

 

在安娜的个案中，在治疗师的辅助下所进行的她的抚育历程修复了由创伤所造成的破坏，这是通过引导病人重新回到以前的情形中而实施的，或许以前的环境早就造成了一个强烈痛苦的基础，以致后来有任何的创伤都能引发痛苦。

 

这个个案也使我们对治疗结果进行一系列的反思。这种类型的初始关系能够形成女性的阿尼玛意象。安娜的思维方式是鹦鹉般的和重复的，或者仅仅只是用来填补空白的。将她的思维方式限制在一个毫无意义的强迫行为领域里，则会导致不会出现任何原始的或创造性的东西。但随着这种二元关系渐淅地修复，安娜也慢慢地体验到她那僵化的思维方式的放松，这要求她的思维方式要重新具有流动性、自然性，甚至是原始性：她与象征领域建立的新的联系都被投射到她的思维当中。

结论

    

当接受多拉·卡尔夫关于沙盘游戏是创造一种自由和受保护的空间的观点时，我们决不能将这种状态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状态，有时候只有当分析师对反移情予以大量的谦卑和关注时，才能达到这种幸运的状态。

 

这样的一种自由与受保护的空间通常是很难达到的，因为病人在初始关系中遭受了很深的伤害，以至于治疗师必须在分析关系这个方面做大量的工作，以此为序幕来达到那个能度量基本信任的必须状态。

 

将分析空间描述成是自由的以及受保护的，则暗示着在这个空间里，治疗师的自性以及自我能容纳、辅助和提供一个过程，这是一个修复病人与他们真正父母间那种不恰当的或者不充分的关系的过程。恰恰就是因为父母做得不够好，以致这些关系使儿子或女儿得不到合适的可依赖的条件，因而阻碍了他们的分化和心理成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后所能做的，就是分析师与那个个体水平已经倒退了的病人之间的非共谋性的分析关系。

在前面所举的第一个个案中，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伴随癔症症状的成长压抑的病人。经过最初几个月的治疗后，病人重新找到了一个足够安全的环境，通过沙盘游戏治疗使她能够找到一条通向她那遥远的和被疏离的内心世界路径。

 

在像这样的许多个案当中，分析师能够理解病人所建构的那些意象的象征意义，并将它们保留在他／她的内心里，相信那些意象本身能够激活以及延长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能发现治疗师的温暖、关注以及非侵人性地提供一个有效的转化所需要的基本联盟。

 

这就是我们所使用的——以一种合成的方式，即是说在两个意象的帮助下，一个是最初的，另一个我们认为是治疗过程的一个转折点——例证了病人涉及内部冲突的态度转变。这种转变不但与意象有关，而且还与伴随的联想，与分析师的态度以及整体上对生活的态度都有关系，所有这些看起来都像经历了一种变化。通过对这两个意象的构造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第一个意象的元素以反转的意义重新呈现了它们。这使自我的更新找到了一种表达方式，而且同样表达了它与病人之间那具有更加深厚资源的关系。病人的任务就是进一步地加强她自己，另一方面就是进一步地利用她现有的资源。为了创造一种人格自主的状态，她必须不停地努力。

 

那个被困于阴影之中的公主感到自己是一个牺牲品；而在第二个构造中她以一个年轻的女人出现，她选择住在印度部落营里了，而且参与照顾她孩子的需要。这预示了她以一种更加自然与较少冲突的态度来对待内部与外部现实。更新过的自我不再是那个与阴影缺乏所有必要的联系的，那个可望不可及的理想自我的奴隶了。我们在印度部落营里所看到的那幅场景，表达了自我有能力面对日常生活中的挑战，而且不再有被困的感觉。

 

然而，我们也必须记住，人格的深层次的更新并不是总能见证到的。这有一部分是分析师的问题，即他们在处理各式各样特别的病人时所遇到的问题；部分原因是有些病人的问题比我们讨论过的那些病人的问题更大。有一些疑难的个案，他们分化过程的体验是非常危险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沙盘的使用本身并不能保证失败不发生。我们感觉到只有当分析师与病人重新建立一种基本信任的条件之后，沙盘游戏才会表现出它的治疗功效。如果无意识——在这个个案当中，它失去了那个令人麻痹的特质——被允许指导这个更新过程的话，那么这样的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G．马菲曾经写道：“在过渡时期里，交互转化的精神体验，可能在母子关系中找到起源，接着这种体验就扩展到外部现实世界里：就像母亲那样，外部的现实能够改变孩子；而孩子同样也能够改变外部现实……一旦在童年期确立了这种信念的话，那么这种信念就再也不能通过自然的途径来根除：如果在儿童期就确立了信念，希望改变现实以及希望现实与个人的愿望保持一致的话，那么即使后来受到创伤，这种信念也不会消失……在过渡时期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可以通过感受生活的意义来感知，我们所有的精神产物都会被看作是送给我们周围的人的礼物。孩子体验到的消极的协调状态，将会成为积极的协调状态……”。

 

我们补充一点，这就是人们所发现的，沙盘游戏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或者被看成是可供任何病人使用的基本方法。在很多个案中都有足够好的初始关系，病人所遭受的破坏并没有危害到病人全部的根基。在其他的一些个案当中，必须修复病人的根基，如果没有修复的话，那么治疗注定要失败。

 

鲁西卡的个案（她的丈夫是边缘型人格），在开始的治疗当中并不感到有什么困难，这都得益于病人在治疗一开始的时候防御性的降低。但随着事情的变化发展，最后发观治疗是在一个不稳定的领域里进行的：在个体化进程与病人抵抗个体化进程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治疗根本找不到一个解决办法。相反，它却造成了病人决定中断分析关系，因而造成了病人持续的神经过敏和毫无进展的强迫行为。

 

第三个个案再一次告诫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最基本的分析关系。这要求必须让病人确实回到母性关爱的行为当中，因为病人会因此证明自己有能力重新发现情感与精神的来源，而且通过发现这些，她能够承受她内心的怪兽狂吠：她的怪兽，她的焦虑，还有她对灵魂与肉体毁灭的恐惧。

 

在最后的那个个案当中，那个沙盘游戏室以及它对整个沙盘游戏概念的明显暗示，这些似乎都呈现了一种摇篮的功能，它在等待着一个婴儿的诞生。它哺育了病人退行体验的深邃需要，它似乎与一个专门为沙盘游戏和为心理诞生而设计的空间联系着的，它的重要程度绝不亚于分析师／母亲的肉体存在，分析师／母亲能够激活原型的过程，这个过程能再一次地将她联结到现实生活和可能的关系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