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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的这一做法，立刻遭到了广大网友的质疑： 网友骂声一片，不少人给这件事打上了“卖国”的标签，认为这是“拿着纳税人的钱去研究，成果却卖给外国”“国内教授唯利是图”。这些看法只是毫无根据的诛心之论。 小薇来做一个小调查，看看大家对这事儿的看法： 抗肿瘤药能治疗哪些重大疾病？ 据了解，ido抑制剂作为具有新药靶、新机制的药物，可应用于治疗肿瘤、阿尔茨海默病、抑郁症、白内障等多种重大疾病，社会、经济效益前景广阔。 目前，国外医药行业对于ido抑制剂药物的市场前景颇为看好，多家国外知名药企均宣布要加入ido抑制剂的研发竞争。但现有的ido抑制剂普遍抑制效力低下，尚无ido抑制剂药物问世。而杨青带头研发的新型ido抑制剂，已经申请了国内专利和pct国际专利，有望成为第三个进入临床实验研究的ido抑制剂。 据悉，协议签订后，美国huya公司将向复旦大学支付一定额度的首付款。若该ido抑制剂在国外临床试验结果取得优效；在欧盟、美国、日本成功上市；以及年销售额达到不同的目标后，美国huya公司向复旦大学支付累计不超过6500万美元的各项里程碑付款。 在过去，欧美国家在创新药研究领域一直领先国内，国内向国外输出专利的案例并不多。创新药物研发是一个投入大、风险高、周期长的过程。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创新药领域基础研究和高端研究都较为薄弱，再加之中国新药研发出来之后审批手续较漫长，并且要通过招标才能够进入医院，企业对于开发自主创新药的积极性不高，市场上的国产药以仿制药为主。 是许可不是转让，“卖”专利的说法并不确切 大部分人在骂“凭什么把专利卖给外国人”的时候，其实根本不清楚事实是什么。查看复旦大学官网上的消息，不难发现其中有这么一条信息：“根据协议，该公司（美国HUYA）将采用里程碑付款方式向我校支付累计不超过6500万美金，以获得该药物除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以外的全球独家临床开发和市场销售的权利。”这说明，复旦只是进行了专利的海外授权，专业术语为专利实施许可，这种情况下，专利的所有权不变，被许可人只享有合同约定范围内的实施权。
实际上近年来，新药专利的海外授权比较普遍，许可方还都是国内搞新药研发的医药企业，比如去年9月，上海恒瑞医药公司就与美国Incyte公司协议，以高达7.95亿美元的价格，售出PD-1药物的海外权益。 国企药企“接不住”也“做不了”，只好和外企合作 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研究、审批、生产上市，这是新药研发要经历的几个阶段，加起来研发周期平均为12年，而且每个阶段都会有一大批新药“夭折”，最终能够真正上市的寥寥无几。更重要的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研发费用也迅速增加，塔夫茨（Tufts）药物开发研究中心2014年给出的数据显示，开发一个新药的平均成本大约26亿美元，其中包括14亿美元的研发开支和12亿美元的同期投资损失。但不计算每个药物平均3.12亿美元的售后开支。 正是由于新药研发投入大、风险高、周期长的特点，国内鲜有药企有实力进行新药研发。首先资金就是个大问题，举个例子，2014年，全球研发投入前25名的制药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平均在37亿美元（最高达103亿美元），而国内的数据显示，2014年国内排名前10的制药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平均为4亿元（最高为6.8亿元）。再加上我国新药审批慢，程序繁琐，国内药企对全程自主研发新药的积极性也不高。即便国内药企进行了新药研发，并且成功上市了，但想要在国内市场上很快收回成本也非易事。 因此，将新药专利的海外权益授权给国外企业，只是因为国内药企没能力进行研发。实际上，专利权输出有好处，可以帮助开拓海外市场，有利于国内创新技术获得国际市场的认可。 况且，高校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处置有法可依 高校科研项目一般由财政资金的资助，有人认为财政资金源于公民的纳税，因此，专利权应归属公众，由政府代管才公平。但这样只会使得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大大受挫，并导致专利产业化转化率低，因为国家不可能投入那么多钱来保证后续的市场化和生产。 从国际潮流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的《拜杜法案》出台后，相关立法都已转向将专利权赋予科研项目的研发人员，从而带动研发成果投入市场。 2007年我国的《科技进步法》也明确了该类项目知识产权的归属——除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公共利益的外，由项目承担者依法取得。 而上个月，国务院更是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的通知，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校等将科技成果向企业或者其他组织转移。因此，复旦选择出让新药专利海外权益的决策完全合情合理。
那种“把肉烂在锅里”的心态——国内企业没能力研发，宁愿让技术“冬眠”，也不愿卖给外企，完全无视创新规律，对科研工作者进行道德绑架。科研不是做公益，有投入无收益，如何谈创新。 最重要的是让高校好成果走出象牙塔 目前，中国的高校、科研单位的科研技术力量比企业雄厚，每年都有相当多的科研成果申请专利或通过验收，但很多也就到此为止。这里有一组数据，据知识产权报《高校如何盘活专利运用这盘棋?》的报道，“1985年至2013年，‘985高校’的授权专利总量为12.4万件，但实施专利许可和转让的仅有6191件，占授权专利总量的5%。”这组源于《中国大学专利态势及影响力统计分析研究》报告的专利对比数据，切实反映了“985高校”的技术创新之强和专利转化之弱。
然而，专利制度设计的初衷是让发明人在一定期限内获得垄断利润，从而激励创新。但现在，高校科研工作者手里有了专利，有了垄断权，却不能产生经济效益，花费大力气研发却得不到真金白银的回报，专利制度优势无从体现，高校创新就难以形成良性循环。 相比，美国高校的产研结合模式就比较成熟，以斯坦福大学为例，作为“硅谷的心脏”，其源源不断地以专利许可和技术转让的形式，将科研技术转向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形成学、研、产的良性生态。成果有效转化，离不开斯坦福大学内部设立“技术许可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以下简称OTL）的知识产权管理模式，其通过专业化、商业化的运作，大大提高了技术转化的效率。该模式引起美国各个大学的模仿。而目前，虽然国内很多高校设有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但却更重“保护”，忽视“推广”，有条件的大学应该聘用具有技术、经济和法律等交叉知识背景的工作人员，就本校研究人员完成的技术成果进行独立评估，对于具有潜在市场价值的技术发明申请专利，并积极向产业界寻求技术转移。 国内的自主知识产权新药正在进入爆发增长期，这否表明中国在药品自主研发方面已经迈入国际先进行列？是否意味着我国对进口药品的依赖度正在降低？ 中国药品自主研发到了什么水平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中国大约有7108家规模以上医药制造企业，但其中大部分为中小企业。由于药品研发具有投入高、周期长、风险大、失败率高的特点，中国许多制药企业以生产仿制药为主，走的是“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风险低”的道路，真正从事研发的制药企业非常少。在此前召开的首届“中国制造”药物创新传播论坛上，国家工信部消费工业司副司长吴海东就曾表示，我国95%的化学药品都是仿制药，而且水平参差不齐。药物研发是高投入、创新驱动、高价值的典型代表，虽然我国医药企业和专门的研究机构在药品研发上有所突破，但由于中国药品市场不健全、药品管理制度过于复杂，药品研发的成本很难在短时间收回，使得药品自主研究没有足够的后劲。 就中国仅有的一些有能力进行药品自主研发的企业而言，其投入研发的资金规模也远远小于国际领先药企。全球每年上市的创新药物为42个，平均研发周期为13.5年，平均投入为8亿多美元。2015年全球销售额最高的10种药物，全部由跨国药品生产企业研发，没有一家属于中国。这些制药公司的研发投入最高可达销售收入的20%以上，最低的也有12%，但在中国药品生产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只有2%。 科研人员的投入力度是决定药品自主研发能力的关键因素，是衡量药品自主研发水平的重要指标。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大中型医药制造企业从事研发的人员为55234人，平均每个企业42人，占全部从业人员的9%，而发达国家医药企业研发人员占从业从员的比例高于30%。 因此，虽然与过去相比，中国的药品自主研发能力有所提高，但从整体来看，我国医药行业的创新能力仍比较低，距离国际领先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目前依然是全球跨国药品生产企业引领着药品的创新。
内容来源：腾讯评论、搜狐网、新浪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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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小薇倒是觉得：科学无国界，你们怎么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