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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考古资料复原中国史前史，实现古史传说与考古资料的有机结合，是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一生追求的目标，也是他所创建的学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五千年文明见证”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上，考古学家、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郭大顺表示，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将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进一步整合已经逐渐成为可能。针对这个话题，记者采访了郭大顺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报》：苏秉琦先生曾希望能将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进行整合。您也曾写过《追寻五帝》一书。您认为现有考古材料是否可以印证传说中的五帝时代？ 郭大顺：关于五帝时代的历史，文献记载很少。目前，史前考古进展已经证明，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五帝时代，尽管还无法与具体的人物相对应。如果文献的记载可以由考古学成果来证明，那它就是有依据的。 苏秉琦先生曾经对五帝时代的年代做过一些研究，以考古学分期与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阶段划分之间的对应最切中要害。在他看来，按照古史传说，五帝的时代可分为两大阶段，黄帝至尧以前是第一阶段，尧及其以后是第二阶段。考古学上以距今大约5000年为界的仰韶时代晚期与龙山时代，即为五帝时代前期与后期的对应。如果遵照苏秉琦先生的研究思路，从时空框架和时代特点这两方面入手，就有望将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作进一步的整合。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些年来，对于红山文化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这对于五帝时代的研究有何帮助？ 郭大顺：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后，苏先生在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的同时，就将红山文化及其与仰韶文化的北南关系作为以考古学为依据研究五帝时代历史的一个突破口。在苏秉琦先生看来，7000年前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沿太行山向北发展，与辽西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碰撞，又同河套文化结合，三个原始文化结合在一起，又折回到晋南。华山、泰山、北方三个根在陶寺结合，这就是五帝时代的中国。 五帝时代是一个多区域多文化频繁交汇的时代，其中又以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交汇为主流。五帝时代的时间框架确定后，其空间框架和时代特点，即诸部族和代表人物的分布地域，他们的活动轨迹和相互关系，就成为用考古材料复原五帝时代历史的重头戏。 随着考古学成果的不断积累，关于五帝时代主要部族的诸代表人物与考古学文化的对应也开始有线索可循。依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各区系诸考古文化所起的作用是有主有次、此消彼长的。因此，分辨主要的考古文化和它们的中心遗址，并与史书所记的五帝时代代表人物相结合，可能是更为有效的方法。 关于五帝时代前期代表人物的活动地域，一般限于从中原地区寻找。不过老一辈史学家已注意到，古史记载的黄帝族的活动多与北方地区有关，如黄帝族非定居农业的“往来迁徙无常处”习俗，黄帝与炎帝、蚩尤战于华北平原北部的涿鹿之野，以及周初封黄帝之后于蓟等。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正为此提供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如近年考证红山文化女神像为中华“共祖”的观点，红山文化为中华古文化“直根系”的观点，辽河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先走一步”的观点，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北南交汇导致规模宏大的祭祀建筑群出现的观点等。所以苏秉琦先生说：“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红山文化研究而言，未来还有哪些课题需进一步深入？ 郭大顺：现在红山文化研究才刚开始。就牛河梁遗址而言，虽然它的研究和发现已进行了近三十年，但很多研究还比较初步。目前所知的16个地点的发掘工作还没有全部完成。此外，2010年开始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又在牛河梁遗址区内发现了27处红山文化遗址。在牛河梁遗址区以外，也不断有新的发现。这些都将为红山文化研究提供新的材料，相关的田野考古有待继续进行。 我们过去研究历史比较侧重于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对精神领域的发展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考察比较忽略。在中国文明起源的初始阶段，神权在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所以要特别重视精神领域的研究。红山文化的研究在这方面也需要加强。 为此，对于红山文化的研究，还需要牢牢抓住祖先崇拜这一特色，这也是中国上古时期的核心问题。红山文化的发现证明，中国古代对于祖先的崇拜可以上溯至5000年前，在红山文化时期已相当发达。到了商代也有祭祀先公先王的传统，比如考古工作者在殷墟的王墓里就发现了几千座祭祀坑。《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传统的信仰就是崇拜祖先，这与红山文化的精神一脉相承，一定要向前追溯。（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1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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