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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因人而来，不同的人群聚集自然形成不同的文化。 中国文化的主流在士阶层。他们秉承儒家思想，一门心思做官，而且本身大多出身官宦，一身的名士派头。他们骨子里泛滥的都是休闲文化。反正有的是时间，也有钱花销，每日里不过就是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在他们身上滋生出来的是一肚子抱怨和感觉空虚的文化。 另外，在官场竞争中，缺乏一般晋升规则，起起伏伏也是常态，在这个环境里混日子，少有得意，多数时候会抑郁和消沉，以为不能施展志向。岂不知，在封建王朝，所谓理政就是盘剥百姓，把劳力的获取财富用官家掠夺的方式拿走大部分，然后把这些作为国家财富，满足皇族和官宦的生活需要。知识分子作为官僚的储备阶层，自然代表了贵族利益，他们假惺惺鼓吹的所谓“民为贵”，不过就是说，君主和臣子，你对百姓的剥夺不能让他不得活，把民力蓄养起来，就跟家里养猪一般，养肥了你才能杀猪吃肉。这个道理明摆着，轻徭役薄赋税，就是养民的唯一办法。封建王朝里的所谓清明之治，不过就是要求贵族阶层少奢靡，重节俭。可是，我们从历史上看，真正的清明治世很少，贵族盘剥，不爱惜民力，这与君主与贵族阶层的贪欲的不可满足有直接关系。在如此环境里，其实是不能产生好官，清官，以及大有作为的官员的。 现实处境与儒家文化宣讲与描绘的先朝，那个黄金时代的政治，也就是尧舜之治大不相同。这种理想与现实的不调和性在知识分子的内心普遍构成激烈冲突。最后的结果，是一部分官僚与现实妥协，成为当时王朝最大利益的获得者。他们不问理想。另外一部分在权利倾轧中被放逐到权利核心之外，不能获得最多的财富分配。于是，他们对于现实的不满最为强烈，成为一肚子牢骚的人。在作为文化载体的文学作品里，这种文人不满和愤激情绪随处可见。可是，在极权社会，他们的怒火不能直接针对皇权，于是他们诅咒的都是当朝恶政，以为朝中多小人。读历史和文学，我们很容易把感情的天平倾向于这些落魄的人，以为他们正直，有政治理想，而历史的悲剧就在于它选择了一批昏君和宵小来左右政治。若把历史颠覆，让发出牢骚的这些人都来主持政治，历史又会怎样？未必你会天真地以为，换了皇帝和一批大臣，中国封建王朝就只剩下阳光灿烂的日子了。不管谁来当政，其封建社会的政体方式决定了，他们都是会把百姓的劳力创造的财富，以赋敛的方式来集中起来，然后分到自己的口袋。对于百姓而言，他们被盘剥的的情况是不会被改变的。 中国文化中有一些言论和思想是带有欺骗性质的。因为当时的言论范围很窄，在官家就依赖史官遇到大事记上两笔，在百姓是无话语权的。可以流传下来的言论，只有那些发牢骚的文人作品了。我们用他们单方面的发言，另外就是加上自己的猜测，来判断是非，常常被欺骗。 孔子目前已然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他是神圣化的人物，此时我们心目中的他与那个生活在春秋纷争里，思想复杂，无所皈依的教书先生，一定很不相同。孔子无非是一个善于讨巧君主和贵族集团的人，他以顺应的方式来巩固当时的君主特权。他身后发展起来的儒学如此被后世君主作为愚民思想推而广之，成为显学。 遗憾的是，中国这块土地上与孔子思想一同也出现了法家思想。这却没有成为主流意识，又是为什么？法家思想对于构建一个有序的社会，比较儒学主张运用德治来强国，无疑更加快速有效。所以，孔子这人是不会被列国君主来倚重治国的。而法家可以成为君主治国的帮手。法家的主张有一半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法家的代表，他们用法制来约束百姓行为，使之按照统治者的意愿，自觉纳税和付出劳力来搞国家建设。而且，百姓之间的纠纷可以依靠法律化解，社会秩序由此构建起来。凡是法家执政的国家都会有清明的政治，百姓也比较文明礼貌。可是，随着执法的进行，君主和贵族就会发现，实现法制社会有一条基本规则，在法律面前需人人平等。君主专制，贵族得利的社会现实不是人人平等的，是存在严格的等级界限的。你想，发现被限制特权的君主和贵族还会赞成这个法家主张吗？他们最初使用法家治国，所治的是民，而不是约束自己的行为，侵犯自己的特权。这时醒悟过来的君主，自然会把法家用最为严厉的刑法给法办了。 法家都是爱国者，也是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对于推动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产生积极影响的人物。可是，他们大多最后都做了殉道者。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法家不被当时的社会既得利益者喜欢，我们容易理解，可是为什么作为百姓也不接受法家呢？在中国这块土地里，怎么法家的思想种子，在民意里也得不到呵护呢？ 这个问题也有意思。因为，我们按照常理知道，若实行法制，社会上人人平等，限制了部分人的特权，这对于生活在底层的百姓而言，是比较公平的，也是有利于他们的均贫富愿望的。——作为底层人，最大的理想和愿望是均贫富，而作为既得利益获得者则期望自己独占最大财富。这两者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家代表了百姓阶层利益，怎么他们也不接受这种思想呢？原因也很简单。在一个特权泛滥的环境里所产生的法家思想从出发点就不是，代表百姓利益的。凡是推广法家学术的人，本身就是希望借助这个所谓的御民之术来获得君主的青睐，而成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获得者。他要实现的就不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这种带有投机思想的法家，其本质想法就是借用严刑峻法来约束百姓，最大程度实现盘剥，然后自己获得应该享有的特权与利益。这个法家，所推出的法，其实是有利于自己的法，而在执法中较多针对百姓的法办，而不能实现法律的均等化对待，这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意。 也是在针对百姓的法制执行中，因为自己得利的需要，与原本的利益集团形成财富和权利配置上的矛盾，最后这些法家自然成为众叛亲离，人人喊打的落水狗。 中国的法家所倡导的法治国家，与我们在现代社会主张的法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正是看明白了儒与法两家学说的各自特点，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统治者，从两家里各取有利于自己的东西来统御百姓。从柔性的方面，用儒学来实现教化，让百姓接受社会等级制，用来稳固自己的掠夺利益。同时，还有硬手，他们用严刑峻法来管理社会，自然也是针对百姓的，不听话就法办你。 鲁迅说，中国人思想愚昧。在如此的社会环境里，作为底层的大众的百姓其实顺应才是唯一的活路。这么看，法家也是百姓最以为恶毒的。愚昧，装糊涂，竟然是中国人在封建社会活下去的唯一选择。这则是鲁迅看不明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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