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小心，柏拉图“穿越”到了谷歌总部，与一位工程师争论起来。双方的聚焦点是，有没有一种生活值得去过？如果有，什么样的生活最值得过？对于这些问题，软件工程师想开发一个“道德答案搜索引擎”，收集所有关于美好人生的数据，再根据每个人的个性，进行“定制”。一如既往，柏拉图认为，值得去过的生活只有一种，那便是哲学或爱智求真的生活。这是美国小说家、哲学家丽贝卡·戈尔茨坦在其新书《柏拉图在谷歌总部》中想象的情景，她借由此书，带领我们重返古希腊时期——西方文明的源头，心智生活的黄金时代。在中国，学者陈嘉映亦从古希腊出发，对“该怎样生活”展开伦理学角度上的探究。今年5月，《何为良好生活》面世。在陈嘉映看来，“我该怎样生活”这个命题不只是人生道路之初的问题，也是贯穿人一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不是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不是选对或选错人生道路的问题，而是行路的问题——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我们是否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这也是《何为良好生活》的副标题“行之于途而应于心”的含义。《红楼梦》里谁最快乐？陈嘉映说大概是薛蟠。“快乐有点重要，但是跟良好生活有时候不沾边。步步为营地把日子过好，这也算幸福生活，但和良好生活比，还是差了一些。”那么何为良好生活？简单的快乐不是良好生活吗？陈嘉映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善好乃万物之所向”，这个“所向”就是eudaimonia，英语通常译为happiness,陈嘉映看来，这个译法太糟糕，eudaimonia既包含行为良好，又包含日子过得好，不同于快乐，也不同于幸福，而是“良好生活”。“相比之下，良好生活或亚里士多德所说的eudaimonia则更多与品格、灵性、有所作为相连。尼采早就指出，在古希腊人那里，良好生活与行动不可分离……”谈到幸福与良好生活的细微区别时，陈嘉映写道。无论是在书中，还是演讲时，他都提出，德性与好生活“编织”在一起，要“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典范或者说德性榜样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52年生于上海，年轻时插队内蒙古。1978年，在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随熊伟先生读海德格尔哲学。1983年11月赴美留学。1993年5月回国，翌年重返北大任教。2002年转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被华东师范大学聘为终身教授、紫江学者。2008年1月，转入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工作，任外国哲学学科专业负责人，特聘教授。被认为是“中国最可能接近哲学家称呼的人”。2015年5月，出版伦理学著作《何为良好生活》。我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不只是人生道路之初的问题，而是贯穿人的一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不是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不是选对或选错人生道路的问题，而是行路的问题——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我们是否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在最初“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没谁一开始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了解周边环境并预见环境的变化。我们一开始不可能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这不在于我们还不够聪明，而在于我们的本性在一开始不够具体，本性有待在盘根错节的实践中向我们逐渐清晰地显现。我们大概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歌德说他的浮士德是一系列越来越纯粹或纯洁（rein）的努力。我把这个“纯粹”或“纯洁”理解为：自身通透。我以为，这种自身通透是phronesis最核心的含义——洞明自己行在何处，浑然一体地洞明自己和自己所行之路，从而能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把自己大致保持在天性所指的道路上。站在亚里士多德的立场，把道德、好生活编织在一起陈嘉映三十多年的哲学生涯肇始自“文革”中的插队经历。1952年，陈嘉映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干部家庭，后随父母迁居北京。在超过一甲子的岁月里，上海、北京是他生命中的“双城”，不过，上世纪60年代末至1976年，他也被时代潮流裹挟，在内蒙古插队。这是陈嘉映精神世界成型的重要阶段。兄弟三人在一处插队，找书、阅读哲学著作，分享想法，“夜里为一个抽象概念争得天昏地暗，直到天亮”，这股热情也带动了身边的人。在此过程中，陈嘉映“感到自己被真理的孤独光芒照耀着”。他研读了黑格尔、休谟、孟德斯鸠、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的著作。哲学之外，还读到了托尔斯泰、歌德、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其中歌德的诗剧《浮士德》，对他影响深远。
陈嘉映表示，“自青少年以来，这部诗剧就成了我灵魂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另一处，他解释道：“在《浮士德》里，你读不出强烈的立场，我当然不是说书中没有对道德伦理的思考和敬畏，但它更多的是将道德伦理放在人的整个生活场景中，作为其中的一个维度出现。这种气质就更接近于希腊精神。”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陈嘉映堪称古希腊“真爱粉”。1978年，他考入北大，后留校任教、赴美留学，90年代回国，先后在北京、上海两地高校任教，这一路，作为古希腊的“业余爱好者”，陈嘉映未改初心。上个月，他还在上海宣讲古希腊的城邦生活。彼时，希腊人的理想是面向更高的生存，追求——希腊词“arete”，大意是“卓越”，后人译之为“品德”或“德性”。“不过，卓越和现在所谓‘有道德’还是很不一样。现在所谓道德，几乎变成了个人的甚至内心的语词。以希腊人的率真，他们不会把卓越当作只求内心满足的德性。”在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把哲思视作最高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善好乃万物之所向，而人生之所向乃eudaimonia——这个词语译作“良好生活”更为贴切。“我大致站在亚里士多德的立场上，（将）道德、好生活编织在一起。”上海演讲时，陈嘉映说。在北京，又笑称，“我所讲的所有有意思的东西，多多少少都是从亚里士多德那儿偷来的”。
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成功人士很容易被认为过上了好生活，但如果德性缺位，“好生活”将大打折扣，甚至遭到唾弃。“有所作为跟成功学没多大关系。今人把有所成就的人统称为‘成功人士’，实则，成功人士和不成功人士一样，有的过着良好生活，有的品格低下、灵魂干瘪。”陈嘉映写道。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在不甚理想的社会环境中，能依靠品格而不钻营取巧来获得成功吗？陈嘉映的回答带着过来人的口吻，他说：“……你要是有心好好生活下去，就得在这个社会现实里建设你自己的良好生活——毫无疑问，这种建设包括批判和改造。不过，我们仍应留意，不要让批判流于抱怨，尤不要因习于抱怨而放松自己、放纵自己。说到底，并没有谁应许过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对于社会“道德滑坡”的流行看法，陈嘉映坦承自己并不确定这是否是一个事实。“中国人的道德在下滑？我不是特别知道。比如上世纪六十年代闹‘文革’的时候，打地主，打老师，丈夫出卖妻子，儿子出卖爸爸，也不是说道德高尚得不得了。如果那时起点特别高的话，我们可能看出下滑，但起点那么低……”在培养德性的过程中，人首先进入学习阶段。“如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我们通过弹琴学会弹琴，通过行正义之事学会正义。在德性领域，就像在其他实践领域一样，典范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陈嘉映写道。他认为，德性上的学习，主要不靠读书或听课，而靠典范——来自“身边”，而非硬行树立起来。这时候，成功人士又一次扮演了世俗而重要的角色。尽管陈嘉映多次对成功人士宣扬道德、售卖“心灵鸡汤”感到厌恶甚至愤怒，但他也认为，在德性学习时，成功人士具有榜样力量。“知道这样做而不那样做是好的，最突出的标志是成功和名望。当然，它们并不同于卓越，然而，如维特根斯坦反问：有什么比成功更具说服力呢？”6月28日，在北京一家书店举办讲座时，陈嘉映再次强调培养德性时典范的力量。他说：“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从身边的人攫取榜样，这个人在这里比你做得好一点，那个人在那里做得比你好一点，他们完全不是道德楷模，但是你能够从这些人身上实实在在地学到东西，德性得到培养，不断地生长。”同时，陈嘉映分享了一条“路径”，即从够得着的地方开始，学习成长，慢慢深入，追求自我与有德的融合。
学习阶段之后，人的主要任务是做事，此时，典范成了参照。我们要以做事的方式来实现个人进一步的成长，在实践中渐渐明了自己的本性，而要培养更高的德性，实现自身，就需要对某些本能、感觉、欲望加以抑制与克服。陈嘉映解释道：“我们在一时一事上学习何为德行，是为了学做一个整体有德之人。我本来是吝啬，但我知道吝啬是个缺点，我因克服缺点而感到高兴——我想成为一个较为优秀的人，在优秀的人身上，吝啬是不协调不自然的，是一种扭曲，就像城里人在街头撒尿不协调不自然。”不过，在现实社会中，我们还需要面对“坏榜样”。2009年，青年学者周濂撰文认为：“示范伦理的另一个潜在危险在于，虽然好榜样能够触动我们的人性，但是坏榜样却往往更具诱惑力。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这样问道：如果不正义的人过得比正义的人更幸福，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成为一个正义的人？”周濂提到陈嘉映所写《梦想的中国》一文，其中说：“我梦想的国土不是一条跑道，所有人都向一个目标狂奔，差别只在名次有先有后。我梦想的国土是一片原野，容得下跳的、跑的、采花的、在溪边濯足的，容得下什么都不干就躺在草地上晒太阳的……”周濂表示，这样的梦想无法寄托在几个好榜样身上，同时，“若要遏制坏榜样的无穷破坏力，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正义制度的建设上，这个社会必须要能带来比‘靠人们的信念坚持’更多的保障”。“我梦想的国土不是一条跑道，所有人都向一个目标狂奔，差别只在名次有先有后。我梦想的国土是一片原野，容得下跳的、跑的、采花的、在溪边濯足的，容得下什么都不干就躺在草地上晒太阳的……”最近两个月，陈嘉映反复演讲的一个主题是“德性能带来好生活吗？”这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他通过各有侧重的演讲，不断深入思考。与此同时，怎样才能过上良好生活，也是读者阅读他的新书时自然追索的一个问题。书中，陈嘉映对知行关系、善恶概念等进行了学理意义上的探究，这一探究基于实践活动，即便如此，不能反过来，把探究当作“良好生活指南”。事实上，道德问题并没有“路线”和“答案”。“这类探究并不指导我们怎样做到知行合一，怎样从善去恶，甚至并不直接回答‘哪些品质和做法是善好的’这类实质善好问题。指望伦理学来指导伦理生活，指望‘道德哲学’来提高‘道德水平’，这些都是错误的想法，因为‘理论’做不到这一点而责备它无能则是错误的责备。”陈嘉映强调。在他看来，伦理学“以更加曲折的方式与伦理生活相联系”，其路径可以是——比如通过分析，纠正“一切行为皆在于追求快乐”这种流俗看法，据此做出相关的调整、改变。这并不意味着说服他人，而是采取开放的态度，以加深思考，相互学习，彼此理解，使个人更通透、更丰富，最终实现自身。在华东师范大学演讲时，陈嘉映说：“每个人的好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除了过良好生活，那么，是否也有人要过一种不那么好不那么快乐甚至自毁、作恶的生活？推理小说《八百万种死法》中，教堂的一个常客玛丽说：“知道吗？我有个很棒的发现，那就是人活着，不是非觉得好过不可。谁规定我有快乐的义务？以前我老以为如果我觉得紧张或者焦虑或者不快乐，我就非得想个法子解决不可。但我觉得这不是事实。”玛丽虽然纯属虚构，其想法却与现实雷同。北京讲座尾声，一位男生站起来向陈嘉映提问：“你说要把德性编织到生活中，过良好生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良好的生活呢？”话音未落，现场一片笑声。陈嘉映先讲了一个独立、叛逆的青年让人“心痛”的故事。这个青年人和母亲极难相处，愤而离家出走，几年后，被母亲找到。为缓解关系，两人一起游玩了两天，但最后决定，还是各自回归各自的生活。分别之际，母亲说，你走什么路都行，我就希望你好。青年稍微停顿，回答她：“但不好又怎么样？”“作为母亲，这是人生的一种极端体验。无论如何，我是想说你说的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是呢，我回答不了。”陈嘉映说。这是中央民族大学附近的一家餐厅。陈嘉映去一楼，和那里坐着的学生聊天，很自然就谈起美国同性恋婚姻法案。他说自己是法律保守主义，宪法大法官原该是踩刹车的人，防止社会太快的发展。回到楼上，这个话题再次被聊起。席间，陈嘉映又说到在美国被打劫的事儿——那种情况下，一般给打劫者几十美元了事，他也是如此应对。这和他演讲现场所谈“德性的有限性”多少相关，他不会认为人在任何场合都要拍案而起，做一个绝对勇敢的人。这正是希腊城邦生活的题中之义。这些闲聊，都指向一个主题：哲学家如何与时代相处，或者说，在这个时代，哲学家如何自处？这是我希望通过陈嘉映的思考、生活来呈现的主题，但因为空间与采访原因，对陈嘉映的访问完全零碎化，且两人似乎不在一个频率上。毫无意外，这个“主题”终于没有达成。作为记者，这是我的遗憾。作为读者，这些闲聊的片段，可以当作《何为良好生活》的最好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