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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家汪曾祺 史飞翔 2016年3月23日《安顺日报》 汪曾祺被誉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身上有一种文人雅士的闲适、恬淡和从容。他不仅是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而且是书法家、绘画家、美食家，堪称是“多面手”。汪曾祺素有美食家之称，他每到一处不食会议餐，而是专走小街偏巷，品尝地方风味和民间小吃，每每陶醉其间，自得其乐。不仅如此，他还有一手精湛的烹饪手艺。拌荠菜、拌菠菜、干丝、烧小萝卜、塞回锅油条，这都是他的拿手菜。他说：“我不爱逛商店，爱逛菜场，看看那些碧绿生青、新鲜水灵的瓜菜，令人感到生之喜悦。”文人爱美食，古来有之，但懂美食，且能食出心得这就是不是普通人所能够达到的了。汪曾祺深知美食三昧，那些寻常小食一经他的点晴之笔，无不令人垂涎，感慨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汪曾祺笔下，美食不再是寻常的果腹，而是一种文化、一种境界、一种艺术、一种态度。 汪曾祺是上世纪40年代初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他的文学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但是他大量地发表作品、包括成名却是在六十岁以后。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沈从文在给施蛰存的一封信中谈及昆明的一些人和事时就说道：“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棋，将来必有大成就。”1962年10月，沈从文在致程流金的信中替汪曾祺鸣不平：“人太老实了，曾在北京市文联主席‘语言艺术大师’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数年，竟像什么也不会写过了几年。长处从未被大师发现过。事实上文字准确有深度，可比一些打哈哈的人物强得多。现在快四十了。他的同学朱德熙已做了北大老教授，李荣已做了科学院老研究员，曾祺呢，才起始被发现。我总觉得对他应抱歉，因为起始是我赞成他写文章，其次是反右时，可能在我的‘落后非落后’说了几句不得体的话。但是这一切已成‘过去’了，现在又凡事重新开始。若世界真还公平，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在汪曾祺几十年的笔墨生涯中，有一部十分奇特的作品——《中国马铃薯图谱》。1961年春天，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汪曾祺一时没地方去，就留在了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协助工作。所里交给他一项任务，到设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一套马铃薯图谱。接到任务后汪曾祺每天一早起来就到马铃薯地里掐一把花，几枝叶子，回到屋里，插在玻璃杯里，对着画它。他曾写过一首长诗，记叙这段漫长单调的生活，其中有两句是：“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这样他居然真的写成了《中国马铃薯图谱》，可惜的是书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了。否则，他也可以留下一部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所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那样的奇特传世之作。汪曾祺“文革”后复出文坛，他在新时期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不是小说，不是散文，也不是戏剧，而是一篇名叫《“花儿”的格调——兼论新诗向民歌学习的一些问题》的学术论文。一个作家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被迫搁笔，莫过于不能写他想写的东西。透过《中国马铃薯图谱》和《“花儿”的格调——兼论新诗向民歌学习的一些问题》我们不难想像在那个非正常的时代，汪曾祺经历了怎样的剧痛。身处逆境不以为苦，反以苦为乐，达观潇洒，随遇而安，这就是汪曾祺。 汪曾祺淡泊名利、豁达开朗。他既无政治野心更无政治头脑，但他一生却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始终能够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以平淡的心态感受人生艰难，并且创造了积极的、乐观的、诗意的、美的文学人生。贾平凹在一首纪游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大器晚成、老而弥坚，汪曾祺的创作之路对于今天那些整天跑马圈场、急于立身扬名、树碑立传的作家有着深刻的警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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