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　帖】谢觐虞临《虢季子白盘》　■薛元明

谢觐虞临《虢季子白盘》

■薛元明

　　谢觐虞是近代书画史中流星一般的人物。名不如字响，如果说谢玉岑，可能会熟悉一些。因为早逝，声名不为更多人所熟知，但若提及其胞弟谢稚柳，则涉书画者莫有不知者。多才而早逝，总是令人悲伤的。然而换个角度看，浓缩的人生旅程中充满惊人的创造，留给这个世界一定数量的艺术精品，也算一种交代和安慰。谢氏兄弟作为文化大家族中世家子弟，家学渊源有着关键的塑造作用，可以说是一个地域和一个时代的缩影。

　　当时有人评价谢氏篆书，觉得“海内名公大夫，无不知江东有谢玉岑矣”，甚至“可胜缶翁”，即能与吴昌硕相颉颃。吴昌硕在当时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比谢玉岑大55岁。吴昌硕既享高寿，创作精力旺盛，留下来的精品很多，声名远播。其实书画家无论高寿或早逝，最终要靠作品说话。岁月流逝，大浪淘沙，书家冷热沉浮，都会有起伏变化，但只要作品是硬货，迟早会脱颖而出。

　　也许说谢胜吴，不免夸张溢美，但谢在当时，引人关注，受到推崇，自有不凡之处。按照我的观点，不是单纯的书家，才是真正的书家。谢的书法受教于一代名家钱振锽。此外，其与词学家朱祖谋、叶恭绰和学者夏承焘，多有交往，与画家张善孖、张大千兄弟交谊深笃。擅长刻印，世人誉为“方寸之间，气韵夺人”。综合来看，其书名大于画名，画名大于印名，最终词名大于书名，所谓“碧海青天夜夜心，烟雨江南谢玉岑”。只可惜天妒英才，过早去世。

　　谢玉岑存世的书法作品数量不丰，侧重于篆书，特别是金文，临作在其中占有很大比例，由此可以看出前贤的立身之本。甚至可以说，正是临摹，其中蕴含和折射出的思想、方法和境界等因素，决定了各自的创作成就，两者相辅相成。临得好未必写得好，但写得好必定临得好。定理和逆定理不一定同时成立。《白盘》是金文中顶级的铭心绝品，与《大盂鼎》《毛公鼎》《散氏盘》并列，足以见证其不朽的艺术魅力。金文虽然数量不可胜数，风格令人印象深刻者少之又少，能够取之不尽、生生不息的更是屈指可数，《白盘》以独特风格令人注目。作为西周宣王时器，笔画圆润畅达，给人以“眉清目秀”之感。笔力雄健，笔势中暗含着极强的运动感和力量感,与后来的《石鼓文》有相通之处，结字修长工稳而富于变化，章法处理上，优美舒展的字形和疏朗萧散的布局构成了极强的形式感。通篇气韵肃整，“形散而神不散”。 

　　临摹时最关键的是体会用笔。强调“用笔”，旨在从临习技法上来加以明确，从铸刻关注书写。《白盘》中最显著的特征是长笔画的运用，几乎每个字都有，有效改变了字形中的疏密关系，强化成独特风格。书家在临习过程中，如果能巧妙地抓住某一个“关键点”，哪怕是很偶然出现的“亮点”，加以发挥运用，对于成就自身个性大有裨益。比如杨沂孙学邓石如，强化“方”的特征，莫友芝学邓石如，反其道而行之，运用碑额笔法，强化“圆”的特征，皆形成了各自面目。但同时也要掌握好“度”，否则将某一笔法过度运用，容易形成习气。

　　将谢觐虞所临《白盘》和他其余的临作结合起来看，可以看出谢的篆书根基正是《白盘》，其中的长笔画尤多，使得字形空灵疏宕。有些笔法甚至更加夸张，如第四行“王”字竖画，末字“庙”字广字头中的起笔点（见右图），更为显眼突出，有稚拙之美。与吴昌硕异曲同工之妙在于，其强化用笔和结体中“圆”的意味，少见方折，流畅圆通。因为字形中多见长笔画，所以字形上多半是纵向，实际上已融入了《毛公鼎》的一些精华。作为一个致力于金文研究的书家来说，很多融合都是不自觉的，见闻广博加上勤奋临池，最终成就个人风格。

　　也许是因为寿短的原因，谢觐虞的篆书虽然风格初具，但并不强烈，长处是没有习气，不足是没有进一步深入和完善，这是一种难以弥补的遗憾。毋庸讳言，相比原作的空灵疏朗，临作存在过于均匀排布的不足，整齐化的用笔和整齐化的排列，少了一种自然，多了一份堆砌。金文多半铸刻于弧形的表面，有一种天趣，移到纸面上，必然会多出一份人工安排。实际上，但凡临摹的过程，就是天然和人工之间的取舍，彼此之间存在着“对抗”和“反叛”，即“戴着镣铐跳舞”。均匀安排是一种放之四海而能行得通的办法，有时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难免失之均衡。绝对的静止和分割，是金文临创的大忌。但是，想要保留金文的“原生态”之美又绝非易事，一切需要时间来锤炼。假以天年，相信谢玉岑的金文会是另一种面目。但人生不能假设，也不能重新来过。

谢觐虞节临《虢季子白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