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读历史 世所共知，印度几千年来一直是四分五裂，邦国割据，虽然也有阿育王、戒日王乃至莫卧儿王朝等等强力政权兴盛一时，但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它在政治上都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也正因为如此，在许多研究古代印度史的人眼里，“印度”更多的用来指代一个文明体系，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国家。
当然，今日印度，业已完成政治整合，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但在统一的表象下，其内部政治格局依然破碎不堪，各邦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甚至以邻为壑、划地为牢，这不仅影响了印度政治的高效运转，也对印度打造国内统一经济体的努力构成严重阻碍。
印度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笔者觉得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是封闭的地缘环境
在《地缘政治17：印度为什么对中国充满畏惧》中，云石君曾剖析国南亚次大陆的南亚地缘格局：该板块东有巴坎——若开山脉阻截；北受喜马拉雅山脉和西藏高原压制；西有兴都库什山脉封堵，南面印度洋；四周这些强势地缘屏障。
这种极端封闭的地缘环境。从好的方面来说是阻碍了外部文明对次大陆渗透，保证了印度文明的独立性性；坏处则是由于缺乏根本性威胁，印度文明存在天然的凝聚力缺陷。这使印度不像中国那样，一直存在持续的外来压力（来自漠北草原的胡人），所以必须在政治上采用高凝聚力的中央集权模式，以集中内部资源以应对外来威胁。
当然，次大陆板块也并非完美无缺。像在它的西部，中亚游牧军事力量便会周期性的翻越兴都库什山脉，对印度文明的独立性构成冲击。
不过，中亚游牧势力虽然经常入侵印度，但这种入侵，其影响更多的体现在政治层面，并未对印度文明的独立性构成致命冲击。之所以如此，除了印度文明本身体量巨大，质量也不错外，也跟中亚的地缘区位大有关联。
中亚有大陆交通岛之称，是亚洲各大权力路径的交汇点。虎狼环伺的地缘环境，加上本身地缘实力的有限，决定了中亚很难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缘政治板块存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在周边势力逐鹿结束后，沦为胜者附庸。
只是，无论是东亚的中国、蒙古，还是中东的伊朗、阿拉伯，这些地缘势力的本部核心区都与中亚相隔万里，且关山阻隔；地缘距离的太过疏离，意味着即便某一势力在中亚一时得手，其所建立的俄统治也极为脆弱，且缺乏稳定。一旦这个势力稍有衰落，中亚便又会沦为兵戎之地。
中亚的尴尬区位和有限地缘实力，既降低了它入侵印度的频率，更使依托中亚攻入南亚次大陆的势力，都存在一个无解的难题：由于身后缺乏强大稳定板块依托，它们缺乏足够且持续的能量，来对印度文明进行根本性改造，反倒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入侵成果，不得不对自身进行调整，以确保对次大陆的政治统治。这种政治上的妥协，反应在文化上，就是大体上保证了印度文明的独立性。
地缘环境的特殊性，使印度文明既无对外拓展的空间，也不至于有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况下，次大陆的内部矛盾不可避免的被放大，内部各板块将窝里斗视为首要之务。
二、地缘核心惨遭肢解
政治上要实现大一统，就必须将中央权力凌驾于地方权力之上。但谋取私利乃人之本性。因此不同地缘板块的势力，也不可避免的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至于这种最大化是否会损害其它板块、乃至印度文明的整体利益，这不是地方势力所会在意的。
在这种情况下，次大陆想在政治上高度整合，达到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个强大而有力的中央核心地缘板块，就显得至关重要。只有本部核心区强大，才有足够的能量，对边缘板块形成威慑，迫使它们即便心有不服，但出于实力对比的悬殊，也不敢轻易违抗中央。而中央则可以凭借自己本部的强大势力，辐射出一个庞大的势力范围，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一个大型国家。
中国便是这种架构的典范。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核心区，是世界一流的强势地缘板块。正是基于这个强大的核心区，中原王朝才有实力将巴蜀、云贵、关外这些相对边缘的板块；甚至青藏、西域此类极端边缘之地，陆续归入中国版图。
印度文明的本部核心区也是两河流域——印度河与恒河。虽这个印度版的两河流域，其地缘实力远不如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但南亚次大陆本身体量也不如东亚大陆，所以以此二部为依托，辐射南亚也差差足够了。
但现实却跟印度开了个玩笑：它不仅没能依托印度河与恒河完成政治统一，反倒印度河流域这块古印度文明的发祥地，最后却被伊斯兰文明吸纳，到现代，印度河流域甚至在政治上都与印度彻底剥离，建立了尊奉伊斯兰的巴基斯坦国。
堂堂四大古典文明之一，印度文明居然老巢不保，这是为什么？
很关键的一点是，印度河流域与恒河流域中央，横亘着一个面积达60万平方千米的塔尔沙漠。
其实早些时候，这里还不是沙漠，但随着气候条件的变迁与人类的过度开发，该板块才最终荒漠化。而这种地缘环境的改变，也直接改变了南亚次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
首先，塔尔沙漠在印度河流域与恒河流域之间形成了一道地缘屏障，极大的阻碍了两大板块的交流。这种地缘关系上的倒退，导致二者非但不能像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一般，经过整合融为一体，反倒不断疏离，最终走向对立。
而中亚游牧势力的侵袭，更加剧了二者的对立。印度河流域与中西亚毗邻，而中西亚则是伊斯兰文明的势力范围。伊斯兰文明崛起后，积极向外扩张，印度与其山水相连，不可避免的受其影响，而中亚游牧势力的伊斯兰化，以及对印度的周期性入侵，更加剧了伊斯兰文明对印度河流域的影响。
这种文明的同化，再加上塔尔沙漠阻断了印度河流域跟印度文明其他板块的有效交流，天长日久之下，这块印度文明的发祥地，后来居然被伊斯兰成功吸纳。
印度河流域伊斯兰化后，印度文明的本部核心区就只剩下恒河流域一部，其能量被大幅削弱。而印度河流域伊斯兰化后，又与恒河板块形成冲突，进一步牵制了这块本部核心区的能量。由于实力有限，恒河本部不仅无法从伊斯兰手中夺回印度河流域，甚至威慑孟加拉、德干高原的能力也被大幅削弱反映在政治哈桑，就是印度中央政权根本无力对次大陆各边缘板块强力压制，统治力被严重削弱。
三、种姓制度的束缚
印度的种姓制度可谓举世闻名。在种姓制度下，印度人被划分为婆罗门、刹帝利、犬舍、首陀罗四各种姓。其中，肤色较白的雅利安人占据了婆罗门、刹帝利这两大高贵种姓，经过岁月的变迁，慢慢演化为后来的印度白人；而肤色较黑的达罗毗荼人，则统统被归入犬舍、首陀罗这两大低种姓，甚至贱民。由于高低种姓肤色有明显差异，所以这种阶级划分同时也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色彩。
毫无疑问，这种划分是不合理的，天然会受到印度黑人的抵制。为了压制它们的反抗欲望，印度白人积极推广印度教，利用其“今生受苦、来世可以享福”的教义，在精神层面消解低种姓的反抗欲望，进而从思想上让它们彻底奴化。
这种奴化教义的作用十分明显：印度文明形成以来的数千年岁月里，印度白人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社会在阶级歧视和种族歧视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居然奇迹般的保持了稳定。
但其之负面效应也十分明显：
鉴于一生注定为奴，印度黑人对国家完全没有认同感；而且，宗教影响力的过分强大，也削弱了政治权力的作用（在种姓制度中，担任祭司的婆罗门位列第一等级，国王、官吏等政治权力掌控者组成的刹帝利阶级仅位列第二）。这种情况下，中央朝廷派驻地方的职业官僚，仅凭中央政府授予其的政治权力，很难对当地进行有效管理。只有扎根当地，直接控制印度黑人的土邦贵族，和与他们长期勾结的婆罗门祭司，方有能力通过日积月累形成的直接控制力，获得民众的畏服。
流官制是中央集权的基本保证。流官的权力被世袭贵族和祭司剥夺，这意味着中央朝廷的权力也难以遏制的被地方土著势力分割瓦解。
种姓制度维护印度社会稳定的基础，可它同时也是消解中央集权的利刃。在种姓制度无法破除（破除便意味着阶级战争和革命），那么中央对地方的高度控制也就成为空谈
地缘结构的封闭、地缘核心的肢解、乃至种姓制度下宗教与世俗对权力的剥夺，这三重因素，共同锻造了印度文明的分裂基因。不仅使印度陷入严重的内耗，而且由于无法政治整合，进而也就不可能打造出一个统一高效的经济体系，印度想发展壮大，成为一个强力大国，自然也就难如登天。
当然，印度人肯定不愿意接受这种结局。所以进入现代后，他们寄往通过改革，来消除这些负面影响。只不过，在改革的过程当中，印度文明又面临着更大的麻烦，以致印度的现代化改革一波三折。
印度究竟面临什么麻烦？，笔者在接下来的《地缘政治19：印度的现代化之路为何步履蹒跚？》一文中继续为大家解读。
本文选自云石地缘政治系列文章第18篇：印度之第部分。对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感兴趣的读者，可关注微信公众号：yunshi911（长按可复制），阅读全部云石地缘政治系列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