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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意人生

 尤里蒙提 2016-03-26

【摘  要】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称醉吟先生。中唐时期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一生有众多政治主张可以用“济世”二字理解,但是因为仕途失意,失情失友多没有实现。他的文学主张其中地体现在《与元九书》里,其新乐府诗、讽喻诗、闲适诗、唱和律诗都有继承与创新,掀起了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本文从白居易的人生经历、思想与创作入手,着重地分析了他的思想与创作情况,其思想是复杂又矛盾的,文学作品是丰富多彩的,成绩巨大。总而言之,就其一生而言,则是失意人生。
【关键词】人生;失意;思想;文学创作;影响 
        人生就是生存与生活。生存是指活着。生活一方面是指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又是指人或生物为了生存与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人的人生意识如何,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它不仅会影响到人的衣食住行,而且还会影响人的生活观念,从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人生观。
        人生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如得意人生、失意人生、进取人生、退隐人生、消极人生等等。造成人生的种种不同表现形式的原因是:一、生不逢时;二、仕途失意,才华难施展;三、情场失意,醉生梦死;四、失情失友,人生凄苦。因此,人生失意会让人明白人情世故,从而导致人的思想,行为与生活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古代文人而言更是如此。如中唐时期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终其一生而言就可以判断他是失意人生的人。他的失意关键在于生不逢时,失情失友,仕途失意,是一种人生无常的失意。
        下面就白居易的人生经历、思想与创作情况进行适当地分析,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1.白居易的人生经历:
        白居易(公元772-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祖上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县)。因为其祖父和父亲都在河南做官,所以,他于唐代宗大历(即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生于河南新郑县东郭宅。作为一个官家子弟,白居易的少年时代应该是无忧无愁的。但是,他生不逢时。白居易出生时,正是安史之乱以后,中央集权失落,藩镇割据,时局动荡不安,各种矛盾激化,河南也正是碰到战乱,眼看战乱还得继续下去,十一岁那年,白居易在父亲白季庚的安排下,离家远游,从北到南,奔走各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就是他的少年时代。后来,白居易于十五岁时写的绝句《江南送北因凭寄徐州兄弟》是这样诉说的
        故园望断欲何如?楚水吴山万里余。
        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1]
        又如七律《自河南经乱阻饥兄弟离散》云:
        “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
        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
        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2]
        这首七律内容表面上是白居易一家颠沛流离生活的写照,实际上是当时人民痛心疾首的事。因为从“时难年荒”、“骨肉流离”看,这是中唐时局动荡不安的证明。虽然当时的时局动荡不安,但是,作为出生于书香门第的白居易在少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没有忘记读书。他五岁就开始学诗,经常是“昼课赋,间又课诗,又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时胝。”[3]白居易十五岁时就写出了《赋得古原草送别》诗。其诗云:“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4]这首诗显露了白居易的少年才华,又加上当时诗人顾况的赞美,为白居易扬名长安打下了良好基础。后来,白居易在大哥白幼文,叔父白季康的介绍下,于贞元十六年考取进士,时年二十九岁。贞元十八年,三十一岁的白居易与元稹试书判拔萃科及第,元白交友。贞元十九年,三十二岁的白居易授校书郎,初上仕途。这是白居易的青年时代,依靠科举入仕实现学而优则仕的理想人生阶段。
        初上仕途的白居易应该说是幸福的。因为白居易从初授校书郎到元和元年授左拾遗,元和二年又授翰林学士阶段,仕途如意。同时,爱情之花盛开,元和二年,三十六岁的白居易与杨虞卿从妹结为夫妻,可谓双喜临门。元和三年,白居易任左拾遗兼翰林学士,完成了从流难少年到皇帝身边的侍臣的身份转变任务。这时的白居易可以说是人生得意。他为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济世为民”的理想。关注国家大事,关注民生,累次进谏,皇帝都有所采纳。可是,就在这时候,牛党之争开始,元和五年,白居易罢左拾遗改官任京兆府户曹参军,仕途受小挫折,但仍充翰林学士。谁知道人生无常,元和六年,已满四十岁,人到中年的白居易连失亲情,母亲与爱女先后离开人间,只好按古代孝礼,回家守孝三年。元和九年冬,白居易守孝期满重返长安,皇帝授他左赞善大夫官职,他对于这种陪伴太子读书难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的清闲官职不满意,决心为国为民出力。元和十年,白居易本是为国分忧,积极地就宰相武之衡遇刺身亡事件进谏,不料却遭到有权势的官僚诬陷而被贬谪江州司马,仕途失意,人生苦楚。为此,白居易写下了《舟中雨夜》一诗。诗云:“江云暗悠悠,江风冷修修。夜雨滴船背,夜浪打船头。船中有病客,左降到江州。”[5]诗歌真实地记录了白居易的人生失意之苦,心里充满了悲凉情绪。这一年,白居易刚好四十四岁,正是年富力强,为国效力,多想为皇上分忧的时期,却是才华难施展,贬到江州做司马,心中之苦无人知。诗人曾在《江南谪居十韵》诗中写道:“壮心徒许国,薄命不如人,才展凌云翅,俄成失水鳞。”[6]足见这次挫折给诗人心灵造成的创伤之深巨。从这些诗中可知,白居易人到中年仕途失意,“济世为民”的儒家思想受到严重打击。除了仕途失意外,接着又失亲情。元和十二年,四十六岁的白居易又痛失兄长白幼文,家门真是不幸。历经人生的风风雨雨,明白许多人情世故后,终于在长庆二年,已是五十一岁的白居易厌倦京官生涯而请求外任,以解心中之闷,获得唐穆宗的恩准。于是,白居易先后任杭州刺史、苏州刺史。为官仕途中还能够坚持“济世”为民,有筑湖堤、蓄水、开六井,重视人才培养的功劳。在苏州刺史离任时,白居易被热情的苏州人民随船十里相送而感动,写下了《别苏州》一诗。诗云:“浩浩姑苏民,郁郁长洲城,来惭荷宠命,去愧无能名。青紫行将吏,斑白到黎甿,一时临水拜,十里随舟行。饯筵犹未收,征棹不可停。稍隔烟树色,尚闻丝竹声。怅望武丘路,沉吟浒水亭。还乡信有兴,去郡能无情!”[7]这是白居易中年人生经历,是白居易“济世”为民和“独善其身”的阶段。由此可知,白居易是以儒家思想为世用,以老子思想为谋身,以庄禅思想来娱乐。
        从此以后,白居易从大和元年(公元827年)三月回朝任秘书监起,直到会昌六年(即公元846年)八月去世为止,共二十年时间,中间历任刑部侍郎、河南尹、太子宾客、太子少傅等职,最后以刑部尚书致仕。这段人生时期是白居易由中年走到晚年时期,他的知足保和与独善其身的思想已成主导思想。他向洛阳兴善寺凝公学佛,白居易写的《见元九悼亡诗因以此寄》的诗中说到:“夜泪黯销明月幌,春肠遥断牡丹庭。人间此病除无药,唯有《楞伽》四卷经。”[8]除了对禅宗北宗了解外,他交往的南禅僧侣更多且与马祖门下洪州禅师关系尤为密切。他还向惟宽问道;贬居江州时期,他与智常交往,在庐山香炉峰、遗爱寺之间建草堂,与元集虚、东西二林长老等人聚于草堂。晚年,在洛阳香山,白居易与如满和尚往还,自号香山居士。白居易不仅信佛,而且也是一个学习道教,对老庄道家有心的人。在诗中,他往往将佛道并列:“大抵宗庄叟,私心事竺乾。”[9]或者如《游悟真寺》所说:“身着居士衣,手把《南华》篇。”[10]再或者是“身委《逍遥》篇,心付头陀经”(《和思归乐》),他体会到二教的同一旨趣:“行禅与坐忘,同归无异路。”他的《睡起晏坐》是这样说的。修行实践中,白居易或许会早上修道而晚闻习禅,在《味道》诗中说:“扣齿晨兴秋院静,焚香宴坐晚窗深。七篇《真诰》论仙事,一卷《坛经》说佛心。”而在《早服云母散》中也说“晓服云英”,而后“夜坐观禅”。有时,他将道士与僧人视作一家,一同请来;有《竹楼宿》诗云:“小书楼下千竿竹,深火炉前一盏灯。此处与谁相伴宿,烧丹道士坐禅僧。”[11]、]白居易的这种退隐人生的念佛悟道生活,可以说是“独善其身”的表现。因为他从大和三年(公元829年),白居易五十八岁起就过起半官半隐的生活。退隐人生观浓厚,他六十七岁时所作的《醉吟先生传》云:“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通学小中大乘法。与嵩山僧如满为空门友,平泉客韦楚为山水友,彭城刘梦得为诗友,安定皇甫朗之为酒友……”[12]所以,白居易晚年多病,无心仕途,沉醉 于诗酒淫色之中又称为“醉吟先生”。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白居易病逝在洛阳,终年七十五岁。追赠尚书左仆射,葬于洛阳龙门山,李商隐为他作墓碑。
        2.白居易的思想:
        白居易一生命运坎坷,其思想复杂多变,不同的人士对他的思想有不同的主张,以游国恩为代表的文学史家,主张以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为期分为前后两段人生历程,其思想也相应为:前期积极人生,乐意为民请命,后期因仕途失意,失情失友,为消极退隐人生,学佛悟道坐禅,消失了积极人生观转向独善其身的消极人生观,诗歌风格也前后不一。以朱光宝为主的文学史家主张把白居易的人生分为三个时期,四十四岁贬江州司马以前为“兼济天下”时期,思想积极;从四十四岁到五十五岁任苏州刺史为思想转折时期,其思想是“兼济和独身”兼有的思想;再从五十五岁到去世为“独善其身时期,其思想是佛道禅为主导。[13]黑龙江大学的张安祖教授认为:“白居易思想以长庆二年,他主动请求外放之际为分界线,此前虽然有起伏,但总体来说是积极的,以‘兼济’为主;以后则因为时君与兼济之志的实现不再出现而不抱希望,消沉下来,以‘独善’为主”[14]。我个人认为:考察白居易的思想应与其复杂的人生经历相结合,因此主张把白居易的思想分为:三十一以前是少年、青年人生时期,其思想为学而优则仕的考取功名思想。三十二岁到五十六岁是青年、中年时期。其思想是先是“济世”为民,后是“济世”与“独身”相兼顾。五十六岁到七十五岁是中年向老年人生转变时期,其思想是学佛悟道坐禅,生活趋向于闲适,退隐思想浓厚。
        3.白居易的文学创作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一生在不同人生思想的指导下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流传至今的作品有三千多首,还不包括遗失的作品。他是算得上多产作家。他的诗歌创作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3.1揭露政治黑暗,同情人民疾苦敢为民请命的讽喻诗。这是白居易诗歌最值得肯定的地方。
        如早期作品《秦中吟》和《新乐府》。又如《红线毯》诗中说:“宣州太守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暧,少夺人衣作地衣!”[15]再又如《新乐府》组诗中的《卖炭翁.苦宫市也》云:“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16]在诗中,作者充分地暴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体现了对社会、对人民、对政治的强烈正义感和责任感。这是白居易少年时期那段颠沛流离生活体验和“济世”为民思想指导诗歌创作的结果,是值得肯定的地方,有人道主义精神,也是“卒章显其志”的写法。
        3.2感伤诗、闲适诗,显示出白居易成熟的创作风格。
        白居易的感伤诗为受外界事物所感,情理动于内形诸咏叹者于外,以《长恨歌》和《琵琶行》最为有名,真正地代表着白诗的最高成就。两诗皆极易上口入耳,无注脚即可明白,但艺术感染力极强,是叙事兼抒情类作品的典范之作,发展了乐府民歌的优点,使叙事类作品的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白居易写《长恨歌》是借李、杨的爱情悲剧,来讽刺唐玄宗爱美人不爱江山,给国家与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的事,批判他的祸国殃民的行为,从而使爱情主题、政治讽刺主题、时代感伤主题,各有所依存与附丽,构成了一个内在联系的三得变奏的统一整体。[17]而《琵琶行》的主题则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诗歌从浔阳江夜送客写起,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以天涯歌女弹奏琵琶音乐的美妙,作了出神入化的描写:“、、、、、、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银瓶乍破水浆进,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舟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18]他把琵琶歌女演奏琵琶技艺写绝了。诗的结尾:“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样的情景结合的叙述再次点明了琵琶歌女的高超的演奏艺术,极富感染力,让人有同病相怜之意,恻恻动人之美感。
        白居易遭贬江州司马,还有一首诗也是感伤的诗。如《放言五首》(其三):“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神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19]诗歌写得有深度有理趣。
        3.3杂律诗,含短小律绝和“千字唱和排律”注重写实尚俗,有形式美特征。
        白居易自幼习文,学写诗,少年才华初露。他的少年名作《赋得古原草送别》就极得当时名士顾况欣赏。特别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两句写出了春草顽强的生命,表达出自然界由枯而荣的生命力的强大。同时也显示了白居易的卓越才情。白居易与好友元稹互相酬唱作品有一些好作品。如白居易《舟中读元九诗》诗云:“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元稹则有《酬乐天舟泊夜读微之诗》说:“知君暗泊西江岸,读我闲诗欲到明。今夜通州还不睡,满山风雨杜鹃声。”[20]元稹与白居易同时遭贬,一个在通州,另一个在江州,两人在“通江唱和”也就成为文学史上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他们的唱和诗多为长篇排律,次韵相酬,短则五六十句,长则数百句,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如白居易有《东南行一百韵》寄元稹,元稹即作《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回赠。[21]白居易与元稹在元和年间所写的通州唱和千字排韵,次韵相酬,穷极声韵,形成了诗到元和体变的新局面,标志着抒情诗中的叙事成分的加强,带有故事性,打破了诗歌创作的传统规范和模式,具有形式美。诗歌呈现出写实尚俗的特征。
        3.4诗歌理论突出,以《与元九书》为代表。
        白居易是一位有自觉理论意识的诗人。他把文学当作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要求诗能“补察时政”和“泄导人情”,主张文学应侧重于写实,著诚去伪,这是他有意识地继承杜甫的写实道路。他在《与元九书》中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自登朝以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22]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不仅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也影响了同时代其他人的诗歌创作。如元稹、张籍等人。他的讽刺诗以写实风格为主,突出讽喻美刺的作用,是真正地做到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结合,把中唐诗歌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白居易的贡献是伟大的。
        4.白居易作品的评价: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作品总体风格也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兼有一点浪漫主义风格。如《长恨歌》的开头部分是写实的,结尾是写虚的。前面是现实主义风格,后面就有浪漫主义色彩,再加上《长恨歌》吸收印度佛教文学故事及民间文学的营养,有浪漫主义色彩成分存在,这说明了白居易善于吸收有佛教思想的故事与民间文学知识,能灵活运用。白居易诗歌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如讽喻诗、感伤诗中的卖炭翁、琵琶歌女等形象。杂律诗中寄情于山水的诗采用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动形象,趣意盎然。如《早兴》诗说:“晨兴出照屋梁明,初打开门鼓一声。犬上附眠知地湿,鸟临窗语报天晴。半销宿酒头仍重,新脱冬衣体乍轻。睡觉心空思想尽,近来乡梦不多成。”[23]诗作描写了宿醉醒来的早春清晨一派生机盎然,明媚悦人的景象,传递出舒心畅意的心绪。将生活中的这一常见之景描摹得生动细腻,极富情趣。
        5.白居易诗歌对后世的影响:
        白居易的诗歌浅俗易懂,在当时很有影响,上至宫廷,下至百姓,都有很多人抄读白诗。他的《长恨歌》被后代作家当作再创作的素材加工,如白朴、洪昇据《长恨歌》写成《梧桐雨》、《长生殿》,马致远据《琵琶行》写成《青衫泪》,蒋士铨据《琵琶行》写成了《四弦秋》等作品。此外,白居易还是词创作的有力推动者,其《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等小令,为文人词的发展开拓了道路。白居易的诗还影响到了国外,日本、朝鲜、越南等国,都有他的诗歌流传。据史料记载,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诗,藏之秘府,暗之吟诵。
注释:
[1]   陈友琴著《白居易》,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版,第2页
[2]   白居易著《白居易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224页。
[3]   陈友琴著《白居易》,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版,第2页。
[4]   顾学颉 周汝昌选注《白居易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7月北京第1 版,第2页。
[5]   陈友琴著《白居易》,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5月第1版,第31页。
[6]   张安祖著《唐代文学散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6月北京第1版,第78页。
[7]   陈友琴著《白居易》,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5月第1版,第56页。
[8]   陈引驰编著《佛教文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122页。
[9]   陈引驰编著《佛教文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123页。
[10]  [11]同[9]注释。
[12]  顾学颉 周汝昌选注《白居易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7月北京第1版,第375页。
[13]  朱光宝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下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91页。
[14]  张安祖著《唐代文学散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6月北京第1版,第88页。
[15]  白居易著《白居易诗》,吉林文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88——89页。
[16]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选编《中国文学史参考资料简编》(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第2版,第511页
[17]  罗宗强、陈洪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376页。
[18]  顾学颉 周汝昌选注《白居易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7月北京第1版,
[19]  张明非主编《唐诗宋词专题》。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式,第42页。
[20]  杨军 文笙  吕燕芳 ……选注《元稹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4月北京第1版,第184页。
[21]  杨军  文笙  吕燕芳 ……选注《元稹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6月北京第1版,第132—135页。
[22]  蒋凡 郁源主编《中国古代文论教程》,中华书局,2005年7月第1版,第173页。
[23]  顾学颉 周汝昌选注《白居易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7月北京第1版,第284页。
参考文献 :
[1]  陈友琴著《白居易》,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版。
[2]  白居易著《白居易诗》,吉林文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3]  顾学颉 周汝昌选注《白居易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7月北京第1版。
[4]  陈引驰编著《佛教文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8月和第1版
[5]  张晶著《禅与唐宋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
[6]  张安祖著《唐代文学散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6月北京第1版。
[7]  罗宗强、陈洪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8]  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修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2版。
[9]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10] 张明非主编《唐诗宋词专题作品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11] 杨军  文笙  吕燕、、、、、、、选注《元稹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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