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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谏官是对君主的过失直言规劝并使其改正的官吏。“谏”的含义是以正直之言启悟别人。谏官之“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给各类人提意见,而是给君主提意见。当然，给君主提意见并不意味着只针对君主的过失，谏官的职能是及时发现君主和高级官员的不当行为，以及反响强烈的社会问题，并直接向君主提出意见或建议。谏官职能的重点是防止君主做出错误决策、纠正已经做出的错误决策。谏官的工作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廷诤”,即在朝廷当面向君主进谏；另一种是“上封事”,即书面向君主提意见。 谏官制度是儒家“君权有限”政治思想的体现，谏官的使命之一是实现儒家的政治思想。中国古代以儒学作为君臣伦理纲常的主导思想，孔子及儒家思想固然不反对君主制度，但决不提倡和拥护无限君权。荀子说：“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这说明儒家虽然倡导“忠君”，但并不是一味服从于君主的绝对权力，而是忠于君主代表的国家整体利益，如果君主个人犯的错误有损于国家整体利益，儒家也倡导官员进行“劝谏”。如果“劝谏”无效，则建议离开。孟子说：“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古代谏官的另一个重要使命是弥补君主集权制的缺陷。君主制的显著特点是，将立法、司法和行政大权集于帝王一身。在这种体制之下，君主握有生杀予夺大权，可以超越法律约束，君主个人的过错可能会严重损害国家整体利益，或导致国家大政方针的倾斜。中国古代一直实行君主集权体制，为了弥补这种体制的固有弊端，各朝代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谏官制度则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在中国古代行政体制中，纳谏与进谏是君臣间的一种道德契约，君主用贤纳谏，臣子（不仅仅是谏官）尽忠进谏，构成了君道和臣道的基本要求。李绛曾经对唐宪宗说过两句极深刻的话:“自古纳谏昌，拒谏亡”，“古帝王以纳谏为圣，拒谏为昏。” 尽管如此，因为古代君主有生杀予夺大权，所以谏官仍然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为了鼓励谏官大胆直谏，谏官体制赋予了谏官充分的自主发言权。谏官讲错了也不要紧，具有“言者无罪”的特权，正所谓“谏言不咎,谏官不罪”。白居易两次进谏的不同结果正是这一准则的体现。 我国的谏官源远流长，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职能及设置有较大的差异。早在周朝时就有“掌谏五恶”的保氏，秦汉时设散骑、谏议大夫、给事中诸官职，专司谏诤。谏官制度从秦汉到隋唐经历了由草设到完善的过程。唐代是谏官制度最成熟的时期，除典型的谏官谏议大夫外，在门下省和中书省也有众多谏官，而且出现了谏官的专门机构“谏院”，还对谏官设定了专门的“岗位职责”，以及相应的考核制度，谏官每月领取谏纸，按时呈送谏疏，否则为失职。 宋代也重视谏官，谏官的职能进一步扩大，增加了对其它官员的监督职能，据宋史记载：凡朝廷缺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违失，谏官皆得谏正。不少研究者认为，宋朝开始，谏官由原来监督皇帝，逐渐变成了监督宰相，这导致了宋代及以后谏官制度的衰退。但是，虞云国认为，宋代由于有侍从与御史的加入，对君主起监督作用的官僚层面反而有扩大的倾向。我认为这并不矛盾，虽然对君主的监督作用没有削弱，但由于承担谏议职能的官员增加，谏议职能演变为“人人负责、人人无责”局面，谏官的作用和影响力也不像宋代之前那么突出。 谏官制度和谏官所做出的贡献对古代行政管理体系的自我完善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中国管理思想和传统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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