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清水河

韦魁元

我当编辑，学写小说，始于上个世纪1972年代，那年我从清水河县中学调在文化馆工作。
清水河县位于内蒙古南部，跟黄土高原接壤，与陕北、晋西北搭界，紧挨着滔滔不息的黄河。
这是个边城小县，蒙汉杂居，以农业为主，习俗上蒙汉交融，兼具陕晋风情。当时所在城关镇，不过四五千人，山脚河畔一条大街，一家百货商店，一家医院，仅有一所初级中学。这里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饭、山药蛋，只在逢年过节，才能吃上大肉粉条、油炸糕之类的好东西。这里雨水稀少，广种薄收，是一个很贫瘠的山区。
这里的乡亲们厚道善良是远近出名的。城里人和后山人曾编排过不少笑话寒碜清水河人，讥笑他们瞭不见自家烟囱就哭鼻子，给别人吃两颗海红子还怕老婆骂。其实，清水河人并不吝啬，有些地方还大气得令人咋舌。清水河有四大特产：一是大炭，即烤火做饭的煤。城里人要计着数烧蜂窝煤，不够烧还得拣煤渣；这里浅浅的黄土层，刨几锹就露出黑灿灿的烟煤，人们用它把炕烧得坐不住人，过年垒“旺火”，家家都烧它个千儿八百斤！二是盛产有名的紫皮蒜，馋得城里人攀亲戚托熟人，不断往呼市、包头捎。三是大瓮，也就是北方人举家过日子用来存粮、盛水、腌菜的黑瓷缸和坛坛罐罐。窑沟村烧瓷的历史可追溯到一千余年之前，烧出来的墨釉大瓮，高高细细圆圆真叫绝，一排溜置放在窑洞两侧，擦得贼亮，又实用又美观。当时城里还没“现代化”，当家的城里女人们都会想方设法托人弄几件清河瓷器来显耀。第四，就是被人拿来取笑的“海红子”了。靠黄河边的乡下，差不多家家都有几棵海红子树，结一种山楂般大小的红果子，鲜吃有点涩嘴，冬天放在窑顶上冻，冻烂了吃反倒酸甜可口，营养价值特高。早先，来拉煤的城里司机不花钱就能用毛口袋拉到城里送人，后来要的人多了，就不得不多少给老乡付点钱。于是吃着酸甜海红子的城里人，就编出了那样的笑话来！……
不过我想，清水河人的憨厚大概是有其久远渊源的。这里黄土漫漫，地层古老。人们种地时常会掘出一些斑驳锈蚀的铜镜、铁戈或是瓦罐、土砖之类的东西，老乡们东掼西扔，并不稀罕，而外地人拿去却欣喜若狂，当成宝贝；城关东头的山上，有地质史二迭纪末就完全绝灭的三叶虫化石标本，连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上都有记载，而大多数当地人却对此浑然不知；黄河边陡峭的山壁上成片的古树化石蔚为壮观，被老乡称为“边墙”的秦汉明清长城遗迹满目颓败，人们见久不怪，无人问津。……这里还是旧时内陆人“走西口”和旅蒙商骆驼队出塞的必经之地。他们从这里出发，进入“惟富一套”的河套地区和大青山后的草原腹地，开荒、打草、搂发菜，放羊、牧马、做生意，把内陆农业技术和盐巴、火柴、烟草、砖茶、布匹带来，把货真价廉的牛羊皮、药材、肉类、乳制品带走。与此同时，他们也把一些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包括山西的醋，河北的馍，以及晋剧、秦腔、梆子、爬山调等等，带到了这里，慢慢变成富有地方色彩、深受当地人喜爱的东部和西部“二人台”。这种民间小调在呼市、包头等地区与蒙古长调、民歌融合，历经漫长的岁月，则发展成为内蒙西部剧种“蛮汉剧”。在革命战争年代，这里是大青山抗日游击队和八路军晋绥边区部队频繁活动的地方，为赢得战争的胜利老百姓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清水河城关镇就曾是八路军大部队“八进七出”激烈战斗过的要地，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
这一切构成了清水河这个弹丸之地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揉合成当地古朴而淳厚的民风。文化馆既植根于这块土壤，就应努力去反映、挖掘、弘扬这种文化特质。这就是我，一个从遥远南方大城市来的青年大学生，当初在那里生活所获得的一点文化浅识。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的文化馆领导是个富有责任心的当地文化人，居然不惧那时极其恶劣的政治气候，竟同意我的建议，把一份油印宣传小报变为铅印的《清河文艺》，创办了本县有史以来第一份铅印文艺性小报，而我就成为她唯一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全职”编辑。可以说，这就是我以后几十年编辑生涯的起点，也是我小说创作的福地。那年，我以清水河为题材的小说处女作《水清流长》发表于《乌兰察布日报》上，此后便不断有以清水河为背景的小说刊发于各地期刊，收录于各种多人小说集中，直至1976年深秋出版了我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凤落山》，凡十余万字。
在清水河近十年的生活，是我初涉人生最难忘的十年。那里有我的抗争和奋斗，有我的人生和事业，有我的欢笑和泪水，有我的学生和挚友。我生长于江南水乡，却向来对北方粗犷的生活十分向往。因为我母亲是山东人，一直都固执地保留着北方生活习俗，甚至连语言都不曾改变。我还有一位会讲故事的老堂兄，他能把“三国”、“水浒”讲得活灵活现，使我从小就跟那些剽悍的北方英雄好汉们“混”得很熟。这可能就是我北方生活情结的最初基因吧。

中学时代，一位我所敬爱的语文老师帮助我有计划地课余阅读了不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前苏联卫国战争题材的小说，还有高尔基、托尔斯泰、契科夫的作品。但记得那时我最爱看的却是中国和苏联各民族的民间故事和传说，不仅喜欢阅读，甚至还在老师的辅导下写过这类小故事向上海少年报、青年报投过稿。这造就了我对文学的爱好和梦想，及至高中毕业时毅然放弃了报考医学类的计划，选择了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大学五年，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里徜徉，眼界大开，学习了很多文学基本原理，补上了许多文史哲欠缺。但当时更吸引自己的却是现实的文学创作，特别是以北方生活素材和写作语境为主的当代文学作品。如以朴实、幽默见长的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以深刻反映当代农民生活为主的柳青、王汶石、杜鹏程为代表的陕西作家群，以及以描写民族地域生活为特色的玛拉沁夫、乌兰巴干等人为代表的“草原派”作家的作品，都深深的吸引了我，引起我的关注、思考和向往。以致大学毕业前夕，因不满文艺界的大批判运动，特别是对邵荃麟等人所谓“写中间人物论”的批判，而在“文革”中受到政治上的指责和冲击，被当做坏典型发配边疆。
现在回忆起来，当初被强行“分配”到内蒙古确系“祸”之所致，但也由此因祸得“福”。当我被“一竿子插到底”，到清水河之后，忽然发现自己有一种回到梦中故乡的感觉，似乎一切都那么熟悉，什么都得心应手：住窑洞，冬暖夏凉感到舒服极了；喝小米粥感到远比大米香甜；吃炖羊肉不觉得一点膻味；河水井水勺起来就喝决不会拉肚子；从没喝过酒的我，居然会喝不醉；连抽自卷的“小兰花”也不会呛得咳嗽。于是，我惶惶不安的心镇定下来，生活游刃有余。老乡和同事们评论我说，这个上海大学生跟别人不一样。几年后，我到内蒙东部出差，那里人说我是西部蒙古人；我在西部深入生活，没人相信我是上海人；而当我探亲回到上海，小青年们都误认我是外地人。你能说这不是一种缘分，不是一种幸福吗？应该说，从那时起，清水河就深深地扎根在我心中了。
更让我感到幸运的是，到内蒙古不久，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内蒙古作家、艺术家，他们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的领路人。当我在清水河县招待所“三亩地”的窑洞里，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玛拉沁夫先生的时候，我朝圣的心情决不亚于他自己对肖洛霍夫的顶礼膜拜。他的代表作《茫茫的草原》是我认识草原生活的最早读本。他那时刚被“解放”，正躲在这个偏远小县城的招待所写电影剧本《祖国啊，母亲》。他对我编《清河文艺》，并坚持业余创作，大加鼓励，对我因所谓“家庭问题”而受到株连唏嘘感叹不已。他还郑重其事地向县宣传部门的同志建议，希望为我的创作提供一些必要条件。后来听说，他回到呼和浩特后，还曾多次向有关同志推荐过我，为我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编辑者，重在编稿，贵在发现作者。文化馆编的那份小小的《清河文艺》虽是启蒙式的，却也凝聚着一支不小的作者队伍。主要有三部分人：第一部分是我当中学老师时的学生，人数很多，其中骨干主要有韩玉、石生俊、董茂勇、魏文平、张永平、李胜、李巨、冯占农等人，现在这批人中喜爱舞文弄墨的仍不少，很多都成了县处级领导干部。第二部分是县里的一些文学爱好者，是作者中的中坚力量。如喇嘛湾电厂工人宿云，王贵窑公社农民刘遇厚，县医院大夫贾树华，县广播站干部高旺等。这些人土生土长，熟悉生活，文字功底扎实，他们的作品不但在本地受欢迎，而且经常打到盟、自治区和全国各地去，有的还出了书，产生了一定影响。第三部分就是以张瑞生、冯四亮、范游恺、荣盛、郝世秀、曹罡、苏芝英、乔志明等人为主的县委大院和基层公社的青年干部以及赵德、贾治威、张旭、田经伍、张钧等思想比较活跃的中层领导，他们是《清河文艺》有力的支持者和坚强的后盾。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为清水河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 ，其中很多同志都是我志同道合的至交。在那个是非、黑白颠倒的年代，是他们保护、关心、支持我，让我这个“可教子女”能跟大家一起，大胆地工作，愉快地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升迁到自治区相当高的职位上工作了，有的还出书立说，成了专家，但友谊永在，我永远记住他们，感激他们，是淳朴的清水河让我们凝结了坚贞的情谊。
也许是清水河的文艺创作活动比较活跃，在当时小有影响吧，大概是1975年左右，乌兰察布盟发函借我到集宁去编几本书。先在总工会编了一本工人诗选和一本散文集，后来替文化局编写了一本报告文学集，其中都选用过清水河作者的作品。当时乌盟文化局对清水河的文化活动比较重视。那时，我跟乌盟文化界接触较频繁，认识了不少人。安柯钦夫（漠南）是我很敬佩的文学前辈，他描写草原的短篇脍炙人口，他翻译的蒙古族著名史诗《英雄格斯尔可汗》彪炳史册。

他那时正下放在乌盟文化局当副局长。他为人乐观开朗，豁达大度，在他周围团聚着一大批颇有成就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其中有著名蒙古族诗人齐木德道尔吉（其诗作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向世界推介）；有北京下放在乌盟报社的散文家刘濛（柳萌）；有内蒙作协下放卓资县的儿童文学家杨平，老诗人安米；有小说家王致钧、张永昌，蒙古族青年诗人查干；还有李尧、高步成、樊树铮等一批中青年文化工作者。由于安柯钦夫和以后几任文化局领导的关照和保护，在文化专制猖行的情况下，乌盟文化环境相对宽松，这批文化人得天独厚，基本上能自由地深入生活，进行自己的创作，许多人都曾到清水河深入生活。在与这些同志相处的日子里，我受到他们思想上的关心和创作上的指导，相互间结下了难忘的友谊。豪爽耿直的杨平先生，后来是我在《草原》和作协时的领导，对我各方面关心备至，视我如兄弟，这般情意，从未敢忘怀。
我正式调自治区《草原》文学月刊社当编辑，大约是在1977年初，当时刊物还叫《内蒙古文艺》。我的复旦老校友厉燕书大姐是编辑科长，把我推荐给当时的主编扎拉嘎胡和副主编达木林。“四人帮”粉碎后，心情久受压抑的我精神大振，创作激情喷涌，连续发表了好几篇小说，他们两位对我褒奖过誉。扎拉嘎胡先生是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文学造诣很深，性格稳健深沉。他写蒙古族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篇小说《红路》和反映蒙古族钢铁工人生活的《草原雾》在读者中影响很大，我曾写过读后书评。老扎也曾到清水河体验生活，修改他的一个电影剧本。他平易近人，待人诚恳，我到呼市出差办事，时常到鼓楼他家中蹭饭吃。扎拉嘎胡先生待我可谓恩重如山。这不仅因为他把我调到《草原》，一向关心我的写作和生活，而且因为每每在关键时刻他都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大胆支持我的工作和进步要求。记得刚到《草原》不久，有位上级领导可能误信讹传，对我颇有微词，甚至传出要把我退回原单位，使我深感压力。老扎知道后不避嫌疑，多次直接向那位领导如实说明情况，坚持原则，据理力争，表现出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对同志极端负责的政治原则性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对我个人来说，这些都是人生路上难忘的大事，对他而言则是坚持做人原则使然。无论是他当《草原》主编，作协主席，还是当文联党组书记，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他的为人处事原则和政治素养丝毫未曾改变。他曾对我说过，作家就要有作家的良心，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原则和责任。在这样的领导身边工作，我感到幸运而踏实。
《草原》是内蒙古自治区当时唯一的区级纯文学汉文月刊，创立于上世纪50年代，具有浓郁的民族和地域特色，在文学界享有盛誉。我曾在《草原》上发表过几篇以清水河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受到读者欢迎和编辑部领导的重视，他们才决意调用我。编辑部人才济济，荟集着自治区文学创作精英。内蒙古老一代文学家周戈、陈清漳、韩燕如；五十年代前后成名的当代作家云照光（代表作电影《鄂尔多斯风暴》）、玛拉沁夫、敖德斯尔（代表作《在遥远的戈壁上》和《骑兵之歌》）、扎拉嘎胡、达木林、朋斯克（代表作《金色的兴安岭》）、张长弓、贾漫、杨啸、杨平、张志彤、照日格巴图、安米；以及仍活跃在当今文坛上的作家和诗人汪浙成、冯苓植、邓九刚、张之涛、尚贵荣等都与《草原》有着不解之缘，其中大多数人都在不同时期当过草原的编辑或领导。我在《草原》工作时的同事还有邓青、郭超、陈广斌、丁茂、张湘霖、孙天相、吴佩灿等，除了编辑业务之外，他们在各自写作领域均颇有建树，其中不少人都到过清水河。

我在编辑业务上受邓青老师指点最多。他是编辑部资格最老的编辑，几乎把自己一生精力都扑在《草原》上了。经他发现、培养的内蒙作家很多，有的早已成名成家，而他自己却甘于寂寞，一心一意为他人做嫁衣裳，直到离休后才出版了自己第一部译作。在文学创作上，张长弓、杨啸、贾漫则是我的良师益友。那时长弓师的家离我很近，她经常偕夫人散步时顺便到我住处小坐，天南海北的闲聊，海阔天空地议时政、谈艺术，亲密无间。他酷爱书法，有一次我把上海文学前辈杜宣先生赠我的一副墨宝转送给他，他非常高兴，马上写了一副字让我请上海文学报贺旭东、边风豪同志转呈杜老。为此杜老还专门又书一幅字赠我。老一辈艺术家情笃诚信之谊可见一斑。长弓还喜欢学国画，有一次画马，贾漫戏题打油诗，说他画得“非马非驴非牛”，惹得我们一伙人哄堂大笑。……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然长弓师却已过早谢世了。更令我遗憾不安的是，他去世的消息我竟然无从得知，事后才由杨啸先生来沪开会时转告于我。杨啸是这几位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位，比我年长不了几岁，平日相处相谈甚洽，对我创作尤为关心，至今仍保持联系。他是个非常勤奋的儿童文学家，官至副厅级，作品却源源不断。贾漫夫妇则对我生活关心无微不至，甚至还帮我处理家庭烦事，这份友情恁地了得，都清晰地印在我心头。在编辑部工作上，骑兵出身的作家照日格巴图是我最有力的支持者与合作者。我俩志同道合，工作热情高涨，曾设想对刊物进行一番革新，虽然结果收效不大，但工作中结下的友情永存。
因为我来自“山老区”，比较熟悉基层生活，所以在《草原》期间，曾先后分工编过小说、散文、诗歌和评论，接触联系的作者很多。各盟市的老作家老作者不说，单其中印象较深的青年作家就有张作寒、乌热尔图、邢原平、卓·格赫、路远、江浩、鲍尔吉·原野、白雪林、徐扬、赵健雄、成子、刘汉一、赵玉衡、甫澜涛、林海鸥、王正平、李仲臣，王升山等数十人。现在这些人中有的已是知名度很高的作家、诗人，佳作累累，活跃于文坛；有的则成为内蒙古文化与传媒界的领导、电视电影制作人、编剧、编辑。作为一名曾经的文学编辑，过去、现在和将来，我都会因此而倍感欣慰，并衷心为这些朋友祝福。
后来，因工作需要，领导上调我到自治区文联创联处工作。这是一个旨在加强区内外作家艺术家联谊、沟通，组织文学艺术创作活动的新设工作部门。因此，我有机会广泛接触了内蒙古文学、戏剧、美术、书法、舞蹈、杂技等艺术门类更多有成就的蒙古族和汉族艺术家，接受了更多艺术熏陶和艺术教育，扩大了艺术视野。我和处里几个年轻人安昕、张放、晓辉等在文联秘书长哈斯乌拉先生的直接领导下，干得红红火火。那时虽然行政事务繁忙，但我能坚持编辑老本行，由我负责的《内蒙古文艺信息》报（后改为《内蒙古作家》报），当时甚受全区文艺工作者的关注与欢迎。同时我还在文艺理论刊物《民族文艺报》编辑部挂了个名，为的是不致荒废自己的编辑业务。但大量行政事务毕竟对写小说造成很大干扰，八十年代后期，写小说成了我的奢望，盖因于此。
创联处的工作关系，使我同北京、上海、山西、河北、山东及东北三省的文联、作协和一些有影响的文学期刊、作家艺术家建立了密切联系。我们经常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名人名家，其中如贺敬之、王蒙、刘绍棠、浩然、张贤亮等。记得1985年9

月，北京作家浩然先生来访，当时由扎拉嘎胡、张长弓，杨啸、贾漫和我陪同前往伊克昭盟拜谒成吉思汗陵，到鄂尔多斯草原采风。除我之外，他们都是同辈作家，彼此交往很久，了解颇深。浩然先生思维活跃，做事认真，虽然他当时心境并不太好，但一下到生活，这位“农民的作家”无论是采访还是座谈，都谈笑风生，一切烦恼都置之脑后了。这使我十分敬佩。他是我国著名的多产作家，像许多人一样，他的《艳阳天》等作品我都耳熟能详，但如此近距离与他接触还是第一次，因此免不了总想多请教几句。浩然先生绝无大作家的派头，对我毫不吝教，听说我曾在清水河生活十多年，非常感兴趣，多次表示有机会一定要我陪他去体验一下内蒙山区的农民生活。在东胜市一起逛书店，他掏钱给我买了一本湖南出版的《作家剪影》，对我说：内蒙古作家群，人多，作品多，特色浓，你跟大家接触又多，如果一时写不出小说，那就像这本书的作者那样，写写内蒙的作家们吧！……我当时还纳闷他为啥挑这么本书送我，过了许久才慢慢悟出，这既是他对我的鼓励、希望，也有含蓄的批评，让我不要忘了用手中的笔反映自己最熟悉的生活。惭愧的是，这么多年来，我既没写出什么像样的小说，也没能按他的希望，书写出内蒙作家群，尽管他曾来信鼓励过我试写的几篇短文，并几次寄赠他的书作。杨啸先生曾来信告诉我，浩然先生这几年身体欠佳，曾几次小中风，却仍坚持笔耕不已。后来读到他病中口述的自传体回忆录，感到实事求是，真诚恳切，一如其人，令人感动。这让我记起了当年我们一行从鄂尔多斯采风后，返呼和浩特途中的情景：那天下午，我们一行途经包头，原说定与包头文联主席许淇先生会面，可能是时间搞错了，竟未能接上头。于是便决定就近去看看位于土默特右旗有“小布达拉宫”之称的五当召寺，然后径返呼市。不料上山的路崎岖不平，很费时间，待参观完返到山下时，天已经黑了。更没想到的是，车子开到一半路程，司机小张竟然困乏得连眼睛也睁不开了。贾漫不停地讲笑话逗他乐，长弓大声唱京剧给他提神，都不管用。原来小张在招待所闲着没事连打了两个通宵麻将，一分钟也没合过眼。浩然笑着建议小张索性趴在车上睡一觉，我们也好下车活动活动。内蒙古高原九月的深夜，寒意料峭，加上大家车上颠簸了一天，两顿饭没吃好，都感到又饿又乏。我们在公路旁围成一圈，燃起一堆火，每人表演一个节目，有唱有跳，饥乏感顿时烟消云散。几日来在朋友情谊包围中的浩然先生，此时完全抛却一切人间烦恼，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般又说又笑！……往事犹在眼前，没成想如今他却得靠口述和代笔来继续自己的故事。看来，他让我陪同访问清水河的愿望一时难以实现了。
我在内蒙古文联工作了十年。如果说，清水河的十年磨炼是我人生转折点的话，那么这十年文学编辑生涯则是我个人事业逐渐走向成熟的发展期，而这一切的始发点就是我心中的清水河。那里的人接纳并养育了我，那里的山水滋润了我，给了我清水河人最为宝贵的特质与精神，让我这辈子无论身处何地无论干什么都受用不尽。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之所以从记忆库里翻出这些亲身经历的陈年往事，录生活碎片于此，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真实的历史记忆，能表达我对第二故乡的一颗感恩之心，一片赤诚的神圣之情。
清水河永远是我的根。


2007．8，沪上通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