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理想似乎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有时若即若离，有时又不期而遇。观看千乘万骑巡视的“千古一帝”，泗水亭长刘邦发出“大丈夫当如是也”的叹息，吴中壮士项羽迸发出“彼可取而代之”的豪气。面对汉末风起云涌的诸侯割据，隐居隆中的诸葛孔明在《梁甫吟》里观看着世势。自比管仲、乐毅，等待着“致君行道”的时机。虽然三人功业各异，但是他们的人生如绚丽的彩虹，在历史的天空中留下不朽的壮丽。
与三人相比，司马光的人生更值得我们留意。司马光生活在北宋的太平时期，少年得志，二十岁那年高中进士。在宋代的科举社会里，考中进士意味着步入仕途、飞黄腾达的人生大幕已经开启。在司马光入仕的最初几年里，北宋政坛经理了范仲淹志在革新政治的庆历时期。在革新运动失败后，范仲淹写下了流芳千古的《岳阳楼记》。在这篇名文里，范仲淹抒发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主人翁意识。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里对宋代士大夫的这种政治自觉、主体意识做了深刻的剖析。余先生以为，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造就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巅峰时期。
沐浴着朝气蓬勃的政治空气，司马光自然期待着“得君行道”的政治机遇。英国人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自幼酷爱读史的司马光，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知遇，以十九年的悠久岁月，铸就了《资治通鉴》这部中国政治文明的鸿篇巨制。对于司马光的能力，宋神宗看在眼里。即位不久，就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宋代，枢密副使属于宰辅集团的成员，担任枢密副使意味着进入决策集团的核心位置。但是，当时王安石正处在“得君行道”的位置，深得神宗的礼遇。因为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司马光主动请求任命为洛阳散官，全力写作《资治通鉴》。神宗对司马光念念不忘，多次请他回京，他都不为所动，不改初衷。
宋哲宗幼年即位，神宗生母高太后摄政，“以母改子”，废除神宗的多项改革成果，启用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以垂暮之年再入京师，走向了政治舞台的核心位置，成了新政府的领袖人物。司马光曾经评价王安石不宜作宰相，因为他性格过于执拗。实际上，司马光的性格比王安石更为执拗。凡是王安石所实行的政策，他全部予以废除，而不能以平心处置。司马光废除免役法，新政府的核心成员范存仁、苏轼、苏辙等人，均表示反对，司马光却一意孤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予以坚决废除。司马光以高年处宰辅之首，年迈多病，大半时间在家办公，执政次年，即告病逝。
司马光的为政作风使北宋末年的党争愈演愈烈。司马光去世后，逐渐形成了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以刘挚为首的朔党。哲宗亲政后，反对派上台，元祐党人被一网打尽。宋代党争虽然惨烈，但是与汉代的党锢清流、唐代的牛李党争、明代的东林议政，有着显著的不同。宋代的党争基本上在士大夫内部进行，而汉、唐、明的党争基本都是在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之间展开。 图\网络 文\曹南逸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