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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51年初太平军起义开始已有14年的时间。自咸丰二年曾国藩创建湘军开始，也整整12年了。期间大清江山已易两位帝王，西方列强的入侵，丧权条约的签订，民间反抗教派势力的积聚，小农经济的日益破产，使得天京陷落成为满清同治阶级最为渴望的曙光和最为宝贵的果实。 城破之日，攻城统帅曾国荃手下的幕僚赵烈文的日记记载：“中丞跣足，汗泪交下…”两天后的6月18日深夜，驻守在安庆的湘军主帅曾国藩得到捷报后则是“喜俱悲欢，万端交集，竟夕不复成寐。” 攻克天京作为太平天国农民政权覆灭的标志和收复半壁江山的基本节点，以此功放眼大清朝史近无几事可比拟，曾国藩也因此功而名扬后世，被誉为晚清中兴第一功臣。在上表朝廷的功奏中写到：“幼天王积薪宫殿，举火自焚。”捷报传到北京，朝廷封曾国藩围一等侯，其弟曾国荃为一等伯，湘军将领自上而下受赏被封者无数。这本是曾氏家族耀祖欢庆之时，然而曾国藩却是十分胆颤与苦恼。因为他被一支背后的暗箭射中，射矢之人便是另一位中兴忠臣左宗棠。这一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冷箭，因为他让曾氏家族蒙上欺君之罪。 城破之时忠王李秀成将幼天王接入忠王府，并在当天夜里率千人假扮清军护卫幼天王从太平门缺口突围，混战中李秀成被俘而幼天王得以脱身继而逃亡广德。 对于以宗法制维持继统的专制主义集权制度来说，一个政权的兴亡不是城都的攻破，领土的丧失，而是政权最高权力者——其政权下人民心中那“皇帝”的生死。幼天王作为太平天国政权的象征，他的存在意味着希望的延续。况且江西时值尚有十万太平军残众，众将拥立幼主那么太平天国政权极有可能东山再起。如此重要一个目标人物得以逃脱，造成难以估况的复杂局面不说，首要的麻烦便是事实与呈奏不符，以假易真的邀功便构成了欺君之罪。 当幼天王率残部奋死抵抗得以逃脱的消息由南京的曾国荃部传到安庆的曾国藩大本营时，一份记录此事的奏章已经传到了北京的朝廷。报此事者正是左宗棠。慈禧太后阅后的怒气可知，朝野上下对此事的发生也是一片哗然。其在降曾的圣旨中写道：“洪福积薪自焚，茫无实据…湖熟防君所报斩杀净尽之说，全不可靠…将防范不力之员牟从重參办。”曾国藩作为慈禧太后最为仰仗的得力大臣，得到如此激亢的圣旨在其一生中实属罕见，其一往在朝中稳重忠实的办事形象也难免在慈禧太后心中大打折扣。其后曾左二人针对此事的细枝末节向朝廷做了针锋相对的质问与辩解。那么左宗棠为何射此冷箭，谁又是受益者？ （图）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经过两千多年的继承与演变，其内在运行机制已到达炉火纯青的水准。对于一个疆域如此之大，民族如此多异，宗教如此混杂的庞大帝国，在科技无法今比的下，中央政府的每一条指令能在每一个基层单位得到传达与执行，这本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上下衔接之如此默契，各项指标征缴贯彻之如此顺利，都离不开每一级岗位上士大夫们的协力合作，而这种合作伴随着制度的演进，创新成为新的制度并常态化，这就是人们所谓的潜规则。在曾左相存的晚清时代，官场潜规则已相当完善，上级与下级之间，同年与同年之间，同僚与同僚之间等等，每一层级都有相当严格的“例”“奉”之规与办事规定。但是无论对于哪一层级，作为封建官僚体系下的同一阶级，皇帝是他们每一个人的负责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体现的正是这个道理。虽然皇帝与大臣都在封建制度的屋檐下，但利益分层阶级的原则决定了拥有众生统治权的皇帝与依靠皇帝喂食的大臣的不可逾越阶级鸿沟。因此在依附皇权的生存的同时也需要对抗皇权来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这种既得利益不仅仅体现在封建制度下直接与财产挂钩的土地与金银，还体现在一种无形的资产链——关系网。这就是伴随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最为特色化的官官相护原则。 在此次告奏之前的同治二年，左宗棠已被朝廷升为闽浙总督，至此他已与两江总督曾国藩官职地位平等。按照同僚之间有事相通，官官之间相互保护的原则，左宗棠应将此事密告给曾国藩，即使向朝廷汇报也应先将此事向曾国藩通报。也许有人会认为此前二人有恩怨瓜葛，在这里要交代一点的是，曾左二人以前并没有恩怨情仇，相反左宗棠羽翼的壮大正是在曾国藩提携下步入朝廷大员的行列。那么左宗棠为何敢冒“官场之大不韪”而造此，这，就是左宗棠这团春意色之不同。 “养活一团春意色，撑起两根硬骨头。”这是曾国藩最为有名的自题联。意思是说不管是顺逆之境，人都要向春天一样生机蓬勃，包容柔和，同时做人做事也不能一味委曲求全，要挺起腰杆，撑起脊梁。上句论揉，下句论刚。曾国藩自述刚是其性格的主要方面，他在《挺经》中记载：“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屈挠之节，临财有不沾染之廉，此威信也。”他的春意色虽然侧重于论柔，用春天的柔和包容讲做人之和谐，处世之随机应变，但是对于整个积弊万千的晚晴官场来说，曾国藩养活的这团春意色则更多的用其刚的一面——“临难有不屈挠之节，临财有不沾染之廉”所展现。12年围剿太平军的过程中，他一败靖港，二败湖口，三困祁门，一战骁勇之太平军，二战朝中险恶大臣之非议，腹背受敌，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与忠诚扶满清大厦于将倾之间。而对于钱财之冷漠，自身之清廉则始终贯穿曾国藩的一生。这样的一个人在晚晴的那个时代，就如同一股春风突然拂过久立寒冬中大清帝国的躯干，使那冰冷无力的身躯活力再现。这一团春意色的不同所在，不仅在于其意色之义，更在于那大环境下春色之奇。曾国藩养活得一团春意色，左宗棠亦也。 （图）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汉族，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 相较后人世世恭仰的曾国藩，左宗棠似乎在名气上稍显逊色。左宗棠少负大志，天资聪颖，早在入仕之前，便因才智过人而受两江总督陶澍，云桂总督林则徐等人的接见，被林则徐誉为绝世奇才。但相较于曾国藩十年七迁的仕途之顺畅，左宗棠则相形见绌颇为不顺。左宗棠十五岁成为秀才，二十岁中举，但其后六年的三次会试均不及第。科举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体系下读书人步入官场的正途，不仅意味着前途——学而优则仕，更重要的是受两千多年儒家思想框架下苦读对于读书人的意义所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古代读书人的最终目的所在，读书入仕是为了为皇帝服务，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这是圣贤赋予读书人读书的意义，然而能以此目的在仕途上坚守这个目标的文人士大夫不多，但是它作为封建读书人理想与抱负的初衷，深深的镶嵌在读书人的思想里，它不是后人视前人之自诩彪炳，而的的确确是读书人的灵魂。 天资如此聪慧再加上读书人自有的清高心里，左宗棠万万没有想到会被自己为之奋斗的制度拒之门外，这种失意感对于一个读书人尤其是对于像左宗棠这样自小就因才智而受人注目的读书人来说可想而知。不能沿着正途进入社会上层进而实现他的志向，使左宗棠的心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恰恰是其对曾国藩射此冷箭的诱因所在。虽然此后左宗棠转入幕僚之列，以另外一种方式开始仕途，但作为一个科举落榜的读书人，这就成了他一生中不能抚平的痛处。这种痛处日积月累，锻造了他一身独特的春意色。 纵观左宗棠的一生，他孤芳自傲，刚直凌人。咸丰二年，左宗棠在郭嵩焘等人劝勉下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张亮基帐下，统领全省军政要务，当起了有实无名的湖南巡抚。其后在与曾国藩的合作中，多次以讥讽嘲笑的方式或以表达观点不同之不满，或以表达战场失利后他提前预见之准确，可以说他与曾国藩谦逊、顺柔的性格特点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也正因为此，左宗棠的官场交际圈十分惨淡，人才幕下也多是出走之人，如此才茂英雄一世但孤傲一生不可不谓之一憾。但不可否认的是左宗棠身上这刚正之气与扎实的才能。和曾国藩对于金财的态度一样，左宗棠也是一个正直自守，以清廉自居的士大夫，他助力湘军共灭太平天国起义，临危受命平定甘陕回乱，据理力争千里奔途抗击沙俄收复新疆。相比曾国藩，左宗棠的春意色则完全落脚于刚。对于整个鲜有贤能的晚清官场来说，左宗棠养活的这团春意色犹如倒春寒后更为料峭的春风，以摧枯拉朽之势孤单地为寒冬过后的大清王朝蓄意最后一点春色。但这团春意色的不同不仅在于其意色之义，更在于其因科举落榜之后驱使性格变化的春色之寒。 （图）曾国藩手札 曾国藩性情柔和，做事按部就班，稳扎稳打，谨慎而才逊。左宗棠性情刚直，做事直切主题，善用奇策，胆大而谋盛。这不仅使人想到东汉末年群雄混战的两个人物——诸葛亮与周瑜。历史的某些特质总是能在前行的步伐中得到回眸。这又是一个双雄并世的时代，又是一个二强各有所嫉的谋局。历史上真正的周瑜并不像《三国演义》中那样恃才度小，但历史上真正的左宗棠却像《三国演义》中的周瑜那样孤傲忌贤。左宗棠曾在其家书中写道：“八股愈做的入格，人才愈渐庸下。”可见左宗棠对于科举八股取士的态度之劣。这种态度和我们今日待昔日之科举相似，但左宗棠的时代与当今时代不同，他作为封建时代的传统读书人，恰恰是那个制度下的产物。一个人如果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制度产生了厌恶的情绪，那么他八成在制度中受到了挫折。但个人是不可能改变一项流传千古的“圣贤”制度，那么要想有所作为，改变的只能是个人自己。左宗棠即是如此。科举的失意使左宗棠对于高中榜甲，登堂入仕之人潜意识里多了一层敌意。对比曾左二人，他们年龄仅差一岁，又为同乡，只因科场张榜不同而命运不同。这样的一个人在自恃才高的左宗棠心里，就如同一根刺一样深深的扎人他那被科举伤透的心，即使左宗棠以另外一种方式在官场上奋起直追，但官做的越大，这小小的瑕疵就会越发醒目。嫉妒，就是这支箭射出的原因。 历史仅仅是历史，但政治却不仅仅是政治。一个巨人的时代需要的是驾驭，两个巨人的时代需要的是平衡，多个巨人的时代需要的是削弱。当太平天国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半壁江山的时候，曾国藩一人操办的湘军就是大清的救星，是帝国的未来。当太平天国政权分崩离析，战争的颓势日益显现的时候，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独挡一面的曾国藩就是满清政权的威胁。所谓政治，政是指领导，治指的是方法，而治是围绕这政进行的。领导与方法的实施都离不开人事，政治从本质上说就是人事协调与妥协。人事进行的关键在于识人与用人。作为帝国的最高权力者，咸丰皇帝、同治皇帝与慈禧太后以及满清议政大臣，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曾左二人是何性格，有何才能，有何特点。他们要做的，正是用尽其才为满清政府服务，为满清政权的继续存在服务，任何风险的苗头都会在第一时间扼杀在摇篮里。曾国藩谨慎持重，待人宽厚谦逊，一场太平天国运动使其威震九州，桃李满园。在他的提拔与举荐下前后共有26人担任二品以上官员，52人担任三品以上官员，对于中国这个向来讲究门生德报的传统国家来说，桃李传芳在有些时候就等于个人意志的延续，这一点在政治上则有可能表现为个人权利的延续。况且平定太平天国事业未尽，兔死狗烹的时刻未到，而鲜有贤能的晚清的确缺少一位稳扎稳打的帅才，唯一可用之策便是平衡，于是与曾国藩背道而驰的左宗棠一点一点地被推到了湘军大帅的宝座上，曾国藩的卧榻边。 （图）左宗棠书法 这两团春意色皆为“清奇之色”，皆为“贤才之色”，但又皆为“牺牲之色”。他们再清再奇再贤再能，也无非是最高统治者的实用工具。农田需要灌溉，没有清水，天下苍生就会遭殃，流民四起便会使政权灭亡，而曾国藩恰恰是这湍湍清水。但曾国藩之清水太柔了，这就需要像左宗棠这样的刚之水泥加固河道，在必要的时候填些泥沙，阻缓一下水速。这就是两个巨人的时代，这就是布在楚汉两界的那盘春意色，这就是政治权谋。 文种、白起、李牧、韩信、周亚夫、徐达、刘基、袁崇焕、年羹尧…他们都是独当一面或是开创政权之功臣，或是救存亡之秋时的春意色，但这种春风带来的是一片春火，只有火后万物才会复苏，因为他们缺少一个对手的保护。 曾国藩与左宗棠，悲哀地生存在同一时代，就像《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和周瑜，似乎因为对双方的谋斗而永远无法发出自己身上的全热，然而作为同一时代，同一屋檐下的对手，他们又是幸运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有一个实力相当的对手，或许他不仅是前进道路上的催进剂，而且是你不会出局的重要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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