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历史（下）

369蓝田书院 2016-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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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唐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高峰期

唐代人参的主产区，在“历史上中国人参资源分布”中已详细述及。唐代的人参应用情况，除《新修本草》中有关人参的论述之外，在大量医学著作中记载得更为全面而具体。而且通过学者和学术上的交流，把中国应用人参的巨大成果传到了日本。其间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孙思邈及鉴真大师。

孙思邈(581～682)是唐代著名的医药学家，一生拒绝为官，专攻医事。他学识渊博，精通历史、医学和佛学，植根于民众之中，淡于功名利禄，尽心尽力救危扶困，对唐代医药事业做出卓越贡献，为历史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他高尚的医德和光辉的成就，受到后人无限敬仰，尊称他为“药王”，在其故里陕西省耀县立碑建庙。祭祀拜谒，永久纪念。

他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成书于唐永徽三年(652)，其后，孙氏晚年总结近三十年之经验，补充《备急千金要方》之不足，又撰写了《千金翼方》一书。两书除收集唐及唐以前的医药论述及方药之外，尚有大量孙氏本人的临床经验和在实践中积累的体会。此外还采录了一些印度、高丽的医学资料。

孙氏在组方遣药中，非常注重人参的地位与作用。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没有本草学的内容，对人参无专论;《千金翼方》中虽对人参有专条记载，但其内容基本上是《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二者之融合。令人惊奇的是，孙氏在运用人参组方方面，创造了历史上的新纪录，经统计，《备急千金要方》中有445个方含有人参;在《千金翼方》中，有310个方含有人参。

唐王朝全盛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版图扩大，北界包括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上游，西北达里海，东为日本海，历史上特称为“大唐”。其经济和文化交流，遍及欧亚各地。随着唐代文化的传播，中国医药科学也逐渐走向世界。日本以派遣学问增和聘请学者前去讲学的方式，全面学习和接受中国唐代文化。“唐风”在现代的日本仍有相当多的留存。直到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医学一直以汉方医学即中医学为主流。中医中药在日本得以存在和发展，其主要根源植于日本医药学始祖——鉴真大师的伟大业绩之中。

鉴真大师师徒们应日本大使和学问僧邀请，先后六次东渡，舍生忘死，战胜重重磨难和险阻，于754年到达日本。鉴真大师把佛学、医药学。语言学、哲学、史学、数学.、建筑学以及书法知识带到日本，设佛坛传布戒律，与其弟子一道，广泛传授各个方面的学问，对当时的日本文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鉴真大师把中药辨认鉴定、加工炮制、配伍应用、贮藏保管等知识，亲自传授给日本弟子，使日本有了本草学，因而日本医学史记载，鉴真是日本本草学的创始人，是日本之“神农”。鉴真当年在日本弘扬佛法。传授戒律的东大寺，至今还保存和修葺得十分完好，其中有一座日本奈良时代的宝物库;称为“正仓院”，该院收藏的宝贵文物中，有大批中药材。以日本药学界近代著名学者朝比奈泰彦为首，于20世纪50年代组织全日本学术水平较高的药学界人士，对每一种中药材都进行了详细研究，将研究成果辑成专著，于1955年以《正仓院药物》为书名正式出版。与人参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该书系统记载了“正仓院北编号为第122号”的中药。

用现代科学方法和生药学研究手段，经过精心研究;保存得比较完好的第122号中药;大多数是人参根茎(芦头〕，少数是人参根部(主根)。在《正仓院药物》中记载：根茎呈扭曲状，长10～15cm，直径1～Zcm，外表为黄褐色，有多数地上茎凹痕(芦碗)连续、密集、交替地分布在根茎的周围。在根茎的一凹陷处有麻绳贯穿，这是以绳穿人参进行干燥时留下的痕迹。地上茎残痕(芦碗)有10～12个，其分布有不明显的节段性，有人曾以此为根据，将122号中药定为“竹节人参”，即把地下茎(人参芦头)与竹节人参的根茎混为一谈，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令人遗憾的失误。《正仓院药物》的作者们，彻底纠正了这一错误，将第122号中药特征共列出五项，与竹节人参相比较，证明这味中药是真正的人参，而决不是竹节人参。对人参根，在〈正仓院药物》中是这样记载的：根，呈顺体，长约5cm，直径约1.5～25cm，外表为黄褐色。因遭虫蛀，显海绵状。若是栽培品，可能是生长十五年以上的人参;如是野生者，其生长年限则更久。据此，在《正仓院药物》中，日本学者们明确肯定：第122号中药，是产于唐代的人参，如果把它复原，以现代眼光看，它也是最优秀的人参标本(见图1—5)。这是世界上仅存的历史最为久远的人参实物。我国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关于人参主产区的记载，《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两部巨著中收载大量应用人参的处方，都令人十分信服，唐代在应用人参方面超过了既往的历史水平。此外，还通过鉴真大师，把我国应用人参的成果传播到日本。因而，唐代应用人参处于历史的高峰期。

(五)宋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持续期

五代十国的战乱，对经济破坏十分严重。宋朝统治者取得政权后即施行改良政策，休养生息，逐渐恢复了农业经济。在此基础上，商业、手工业也得到了发展，国内外贸易日趋发达。尤其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官办校正书局的成立，为出版包括医药书籍在内的各种书籍创造了条件。在此期间，一方面，国家系统校订、刊行了大量医药著作，另一方面，医药学家个人进行了许多研究和著述，宋代是历史上整理出版医药著作最多。最重要的时期。

宋太宗赵光义(939～997)在即位之前曾留心医术，搜集效验名方千余首，及至登基后，乃诏翰林、医官王怀隐、王佑、陈昭遇等人，广罗单、验、秘方，吸收了宋以前各种方书的有关内容，编成大型方书《太平圣惠方》，于淳化三年(992)刊行。该书共为100卷，1670门，载方16834首，对方剂、药物、病症、病理都有论述，是一部具有理、法、方、药完整体系的巨著，对后世有深远影响，被称为集方药之大成的医籍。由于收方浩繁，对其中有人参的方剂尚未统计，但据推断其数量不会低于已问世的其他医药专著。

宋代个人独立编著本草书籍很多，其中突出的代表是唐慎微编著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唐慎微在医疗活动中，“医不重酬，但重得方”，收集到民间和历代本草学大量资料。在此基础上，又把北宋政府编修的《嘉祐本草》和《本草图经》融合起来，在元丰五年门(1082)前后编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全书32卷，载药1748种，附图933幅，已编写体例严谨，对于药物的别名、药性、主治、产地。采收、炮制、辨析、附方等，皆有详细记载。此书规模巨大，内容详博，药物众多，方药并举，保存了《神农本草经》以下各主要本草著作的内容，是宋代药物学的最高成就。在《本草纲目》问世前的五百余年中，该书一直被视为本草学的范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是以它为蓝本编著而成的。李时珍对其保存了大量古代药学文献倍加称颂，认为“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

《证类本草》在人参项下，除对《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收载的内容条理分明地加以叙述外，对陶弘景的注释和《新修本草》的内容也有收录。唐慎微以“今注”的方式说明：“人参见多用高丽、百济者。潞州太行山所出，谓之紫团参，亦用焉。”唐氏收录的关于人参的知识还有掌禹锡等谨案药性论的内容：“人参恶卤咸。生上党郡。人形者上。次出海东新罗国，又出渤海。主五脏气不足，五劳七伤，虚损痰弱，吐逆不下食。上霍乱烦闷呕吵，补五脏六腑，保中守神。又云马兰为之使，消胸中痰，主肺萎吐脓及痫痰，冷气L逆，伤寒不下食，患人虚而多梦纷坛，加而用之。”据此论述，人参补虚和对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门市。脾、胃、心经)疾病的治疗作用，被突出出来，在人参的应用上又向前跨了一大步。《日华于诸家本草》云人参“杀金石药毒，调中治气，消食开胃，食之无忌”。这种见解在说明人参具有解毒作用，可以普及应用，与近世观点十分相似。

《本草图经》成书于嘉祐六年(1061)，是《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的蓝本之一，收载人参的内容可谓十分详尽。在距今九百余年前，对人参原植物的描述及所记载的各个特征，均真实地说明，该书所收载的上党人参就是当代的五加科植物真人参(Panax ginseng C A Meyer)。特别值得珍视的是，《证类本草》中所绘的潞州人参(即上党人参)图谱，更无可辩驳地证明，我国自古以来使用的人参即为五加科人参的见解是极为正确的(见图1—6)。在《证类本草》中，还系统而完好地保留了大量本草学文献，对本草学的考证与研究，对散佚本草书籍的校订、复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见图1—7)。

潞州人参图，以现代植物分类学观点来看，它也是一幅非常典型的人参图谱。根，主根、侧根、须根、根茎(芦)和不定根(艼)都有较为恰当的描绘，即主根呈圆柱形，有明显的横纹;侧根从主根分出，渐细，长度长于主根，这是“顺体”的特征之一;须根与侧根相连，有的自主根伸出，较为稀疏。茎直立，圆柱形。叶轮生于茎顶端，数目依生长年限而不同，叶有长柄，小叶卵形或倒卵形;复叶基部的叶较小，先端渐尖，基部楔形，叶脉显著。总花便由茎端叶柄中央抽出;顶生伞形花序，有十余朵或数十朵小花，浆果状核果隐隐可见。图谱显示，我国古代本草学家对人参全株的植物学特点了解得一十分深刻。由《本草图经晰入《证类本草》的这幅人参图，是世界上最早见于文献的人参图谱，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宋代是我国医药著述繁荣的时代，也是应用人参重要的发展时期。特别是宋代的人参主产区明显向东扩展，增加了人参资源，而且在边境贸易中通过互市交易，可以获得相当多的进口人参，保证药用之需。根据本草著作记载，这个时期应用人参的情况，基本上与唐代相当，口而宋代是继唐代应用人参达到高峰期之后的持续发展时期。

元朝征服者虽然可使疆域空前扩大，但对经济和医药文化却只能使之处于停顿状态。以元朝较有影响的《世医得效方》为例，其中只有306个方剂应用人参，较历史水平为低。

(六)明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困难时期

明代自嘉靖到万历年间，由于国家统一，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对外交流扩大，陆路和海上贸易发达，有大批药物涌入我国市场。这一时期医药事业兴旺，有关论著大批问世。在这些著作中，与人参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人参传》，该书是《本草纲目》的编著者李时珍之父李言闻所著。原书已佚，部分内容被收录在《本草纲目》中。

《人参传》在应用人参方面颇有独到之见，反映出明代对人参从理论到应用都达到很高的水平。《人参传》记载：“人参生用气凉，熟用气温;味甘补阳，微苦补阴。气主生物，本乎天;味主成物，本乎地。气味生成，阴阳之造化也。凉者，高秋清肃之气，天之阴也，其性降;温者，阳春生发之气，天之阳也，其性升。甘者，湿土化成之味，地之阳也，其性浮;微苦者，火土相生之味，地之阴也，其性沉。人参气味具薄。气之薄者，生降熟升;味之薄者，生升熟降。如土虚火旺之病，则宜生参，凉薄之气，以泻火而补上，是纯用其气也;脾虚肺祛之病，则宜熟参，甘温之味，以补土而生金，是纯用其味也。东垣以相火乘脾，身热而烦，气高而喘，头痛而渴，脉洪而大者，用黄礕佐人参。孙真人治夏月热伤元气，人汗大泄，欲成屡厥，用生脉散，以泻热火而救金水。君以人参之甘寒，泻火而补元气;臣以麦门冬之苦甘寒，清金而滋水源，佐以五味子之酸温，生肾精而收耗气，此皆补天元之真气，非补热火也。白飞霞云：人参炼育服，回元气于无何有之乡。凡病后气虚及肺虚嗽者，并宜之。若气虚有火者，合天门冬膏对服之。”

李言闻以中医药基础理论为根据，对人参的应用进行深入而全面的论述;进而用于指导临床用药，这在人参史上是仅见的。对以人参为君的生脉散所做方解，以现代医药科学水平来衡量，应当认为是权威性的阐述。在《人参传》中还特别引用孙真人(孙思邈)对生脉散的特殊应用：“夏月服生脉散、肾沥汤三剂，则百病不生。”即生脉散配肾沥汤各三服，夏季服用，预防范围广泛，治疗效果极佳。在现代方剂专著中所载肾沥汤方有两个，一个来于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一个来于宋徽宗时由朝廷组织人员编写的《圣济总录》。根据李言闻在《人参传》中多次引用孙真人的论述，所言肾沥汤方当来自孙氏名著《备急千金要方》。该书第十九卷载肾沥汤方的组成。制法和适应症是：

肾沥汤羊肾一具，桂心一两，人参、泽泻、甘草、五味子、防风、川芍、黄芪。地骨皮、当归各二两，茯苓、玄参、芍药、生姜各四两，磁石五两。为粗末，先煎羊肾，去肾入诸药，再煎，分三次服。治劳损，咳逆短气，四肢烦痛，腰背引痛，耳鸣，面色黑黯，心悸目眩，小便黄赤等症。本方中人参、五味子与生脉散组成相同，二方合用，实际上是加大了两味药的用量。其立意以补益为主，兼有祛风、活血、止痛之功用。所言“百痛不生”，以现代观点理解，两方合用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增强抗病能力，有预防夏季多种疾病的作用。这是李言闻十分推崇的孙思邈在应用生脉饮中的一个创造，对扩大和重用人参具有积极意义。

李言闻对历史上名医名家应用人参的观点进行了分析整理，颂扬良方，批驳谬误，发表了深邃的见解。谓“李东垣亦言生脉散、清暑益气汤，乃三伏泻火益金之圣药，而雷学反谓发心炫之患。非也，炫乃脐旁积气，非心病也。人参能养正破坚积，岂有发炫之理?观张仲景治腹中寒气上冲，有头足，上下痛不可触近，呕不能食者，用大建中汤，可知矣。又海藏王好古言，人参补阳泄阴，肺寒宜用，肺热不宜用。节斋王纶因而和之，谓参。能补肺火，阴虚火动失血诸病，多服必死。二家之说皆偏矣。夫人参能补元阳，生阴血，而泻阴火，东垣李氏之说也明矣。仲景张氏言亡血血虚者，并加人参;又言肺寒者去人参加干姜，无令气壅。丹溪朱氏亦言虚火可补;实火可泻，芩、连之属。二家不察三氏之精微，而谓人参补火，谬哉。夫火与元气不两立，元气胜则邪火退。人参既补元气而又补邪火，是反复之小人矣，何以与甘草、芩、术谓之四君子耶?虽然，三家之言不可尽废也。惟其语有滞，故守之者泥而执一，遂视人参如蛇蝎，则不可也。凡人面白、面黄、面青憔悴者，皆脾、肺、肾气不足，可用也;面赤、面黑者，气壮神强，不可用也。脉之浮儒虚大迟缓无力，沉而迟涩弱细结代无力者，皆虚而不足，可用也;若弦长紧实滑数有力者，皆火郁内实，不可用也。洁古谓喘嗽勿用者，痰实气壅之喘也;若肾虚气短喘促者，必用也。仲景谓肺寒而咳勿用者，寒束热邪壅郁在肺之咳也;若自汗恶寒而咳者，必用也。东垣谓久病郁热在肺勿用者，乃火郁于内直发不宜补也;若肺虚火旺气短自汗者，必用也。丹溪言诸痛不可骤用者，乃邪气方锐，宜散不宜补也;若里虚吐利及久病胃弱虚痛喜按者，必用也。节斋谓阴虚火旺勿用者，乃血虚火亢能食，脉弦而数，凉之则伤胃，温之则伤肺，不受补者也;若自汗气短肢寒脉虚者，必用也。如此评审，则人参之可用可不用，思过半矣”。

李言闻引述应用人参各家之说，进行了详细比较、深入分析，阐发了辨证用药的正确观点。对恰当应用人参，不畏名医立论，力求完善，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述与评价，这在辨证重用人参的历史上是一次重大发展，李言闻的功绩不可低估。惟李氏在提到医家姓名时，常名、号并称或名、姓互称，给阅读和理解上带来一定难度。为较好地体会李言闻的本意，对有关问题略加说明。首先，李言闻赞成李东垣的观点，批驳了雷敦的错误，强调治“炫’的有效方法是用张仲景《伤寒论》中的大建中汤。王好古是元代名医，号海藏;王纶是明代官吏兼医家，号节斋。一个说人参补阳泄阴，肺寒宜用，肺热不宜用;一个竞荒谬地称人参补肺火，阴虚火动失血诸病，多服必死。此二人对人参应用价值的认识是错误的。接着，李言闻列举李东垣(名李果，金代著名医学家，“金元四大家”之一)。张仲景(名张机，东汉杰出医学家，后人尊称为“医圣”)、朱丹溪(又名朱震亨，元代著名医学家，“金元四大家”之一)三位权威关于应用人参的见解，进一步批驳了王好古、王纶的谬论。强调对李东垣、张仲景、朱丹溪各家应用人参的成就不能否定，“二王”视人参如蛇蝎的见解是错误的。继之，李言闻非常明确地表明自己关于人参“可用也”、“不可用也”的观点。之后，解释了张洁古(名张元素，金代著名医学家“金元四大家”之一)、张仲景、李东垣、朱丹溪、王纶等人的诸多见解，同时李氏以肯定的笔触，强调了“必用”人参的适应症。李言闻认为，经过周详地审视区分，什么情况下应用人参，什么情况下不用人参，需要通过全面思考、细致辨证后才能确定，不可偏执一说，更不可武断否定。

李言闻综合明代以前各个名家应用人参的多种见解，对人参的应用价值做出了定论，这是人参应用史上的一次较全面的总结。而巨，令人真切地体会到李言闻所强调指出的是人参的补益作用及其医疗疾病的重要地位。李氏论及人参在临床上的应用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a.用于面白、面黄、面青憔悴，属脾、肺、肾气不足者。

b.用于脉浮而沉、虚大、迟缓无力，沉而迟、涩、弱细、结代无力，皆属虚而不足者。

c.用于肾虚、气短促者。

d.用于自汗、恶寒而咳者。

e.用于肺虚火旺、气短自汗者。

f.用于里虚、吐痢及久病胃弱虚痛喜按者。

g.用于自汗、气短、肢冷、脉虚者。

此外，李言闻在应用人参之反、畏、恶等用药禁忌上，也具有独到的见解。他曾列举李东垣“理脾胃，泻阴火，交泰丸内用人参、皂荚，是恶而不恶也”，古方中用四物汤治疗妇女闭经症，加用人参、五灵脂，“是畏而不畏也”，还有“疗疾在胸隔，以人参。藜芦同用而取涌越，是激其怒性也”。李氏对这些突破禁忌的临床用药方法，倍加赞赏，谓“此皆精微妙奥，非达权衡者不能知”。李言闻称赞敢于冲破应用人参配伍禁忌的做法，是发挥人参治疗作用的创造性发展。这些距今四百多年前的见解，当代临床医生和中药界人士仍难于接受，对人参的反、畏、恶等用药禁忌视同“雷池”，不敢尝试着逾越一步。显然，这方面的研究与探讨，有大量工作需要深入进行。

根据李言闻在人参应用方面的全面总结，可知在明代，我国应用人参的理论、临床辨证用药的深广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自然，这个时期对人参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大，使人参在供需之间产生了突出的矛盾。

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是我国16世纪以前药物学知识和用药经验的全面总结，是一部在世界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本草学巨著;已有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日文、俄文、西班牙文等多种文字译本传布于世界。李时珍继承家传，发扬父愿，在《人参传》的基础上，对各家本草学的人参精华都做了细致收集和整理，在《本草纲目》中对人参叙述得最为详尽，就其内容精深和字数浩繁而言，人参项下所载超出了《本草纲目》中任何一味中药所能达到的水平。

李时珍在其父《人参传》的基础上，总结历代本草学成果，在人参临床应用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附方”项下，李氏整理出67个运用人参的处方，分别应用于15类病症(宋承吉，1989)。

a.用于气虚欲脱，阴亏阳绝之证，用人参膏。

b.用于脾胃二经各症。用四君子汤、理中汤或与多种药物配伍组成处方，发挥开胃化痰的功效，治疗胃寒气满、脾胃虚弱、胃虚恶心、胃寒呕吐。反胃呕吐。霍乱呕恶、霍乱烦闷、霍乱吐泻、妊娠吐水、心下结气。

c.用于心经各症。以人参配伍，发挥开心益智功能，主治闻雷即昏、忽喘闷绝。离魂异疾、怔忡自汗、房后困倦。

d.用于肺经各症：治虚劳发热、肺热声哑、肺虚久咳、止嗽化痰、小儿喘咳、喘咳嗽血、喘嗽吐血、虚劳吐血、吐血下血。

e.用于产前产后：治产后发喘、产后血运、产后不语、产后诸虚、产后秘塞、横生倒产。

f.用于痢疾：治冷痢厥逆、下痢口、老人痢疾。

g.用于伤寒：治伤寒坏证、伤寒厥逆、夹阴伤寒。

h.用于风证：治筋骨风寒、小儿风痫、脾虚慢惊、惊后瞳斜、痘疹险证。小儿脾风。

i.用于出血证：治出血不止、齿缝出血。

j.用于淋证：治阴虚尿血、砂淋、石淋。

k.用于疟疾：治虚疟寒热。

l.用于消渴证：治消渴引饮。

m.用于酒毒;治酒毒目盲、酒毒生疽。

n.用于咬螫伤：治狗咬风伤、蜈蚣咬伤、蜂王蜇伤。

o.其他，用于肋破肠出，气奔怪疾。

明代杨起。著有《经验奇效单方》，他对人参的认识和应用具有代表性，谓“人参功载本草，人所共知。近因病者吝财薄医;医复算本惜费，不肯用参疗病，以至轻者至重，重者至危”。实际上，是因为人参日缺，参价日昂，医者、患者皆难于随心如愿地应用人参的结果。杨氏强调人参的药用地位：“然有肺寒、肺热、中满、血虚四证，只宜散寒、清热、消胀、补营，不用人参，其说近是。殊不知各加人参在内，护持元气，力助群药，其功更捷。若日气无补法，则谬矣。古方治肺寒以温肺汤，肺热以清肺汤，中满以分消汤，血虚以养营汤，皆有人参在焉。所谓邪之所聚，其气必虚。又曰养正邪自除，阳旺则生阴血，贵在配合得宜尔，庸医每谓人参不可轻用，诚哉庸也。好生君子，不可轻命薄医，医亦不可计利不用。”杨氏申明这些观点的真意：“书此奉勉，幸勿曰迂。”

李时珍则总结式强调：人参“治男妇一切虚证，发热自汗，眩晕头痛，反胃吐食，疾疟，滑泻久痢，小便频数淋沥，劳倦内伤，中风中暑，萎痹，吐血嗽血下血，血淋血崩，治胎前产后诸病”。其用途可谓十分广泛，显然，明代及其以前，在人参应用方面的认识，与现代相比，有着悬殊差异。以李时珍整理总结为界，历史上一直把人参与多种药物配伍，将其作为具有多种医疗效能的“将士”使用;而今，则多把人参当作仅有滋补作用的“富翁”相待，希冀借助其药效，达到强身健体、青春常驻。延年益寿之目的。

综合前述各代人参药用历史可知，到了明代，我国应用人参在临床理论和实践上已达到历史的顶峰。然而，人参资源却受到严重破坏，供应远远不足。因此，我国在明代，人参的供应和使用已经进入困难时期。

(七)清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衰退时期

满族在我国东北兴起，建立了清王朝。清代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在政治、思想。文化上采取野蛮残酷的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株连灭族，使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火化受到空前的摧残。在医药上，由于知识阶层的思想受到禁锢，被迫面向古典医籍的考据。在本草学方面，限于对既往本草著作的注释、补充、删节和改编，兴起了所谓“考据学”。反映当时医药学成就的本草著述极为稀少，对人参的应用、研究。著述等，也多是因循守旧，遵经卫道，缺乏创新与发展。

前已述及，明代我国人参资源已经遭到全面破坏。至清代，只能使用“辽参”;到乾隆末年，人参的生产与供应已经走向衰退。清朝统治者及其官员们极其腐败摧毁人参栽培业，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官办参业已日渐衰落。

高度垄断，不求发展，摧残人参栽培业，在野生资源日渐枯竭的情况下，使人参的生产、供应、应用均步入难于挽回的境地。清代有代表性的本草学著作《本草纲目拾遗》(赵学敏撰，刊于1765)中，关于人参应用进展情况毫无记载，而在“参叶”项下则指出“今因辽参日贵，医辄以之代参，凡症需参而无力用者，辄市叶以代。故今大行为时，苏州参行参叶且价至三五换不等。以色不黄瘁，绿翠如生，手持之有清香气者真”。这期间，人参主要供高层统治者和富豪们享用，黎民百姓失去了运用“百草之王”防病治病的能力，于是“参叶”身价大增;堂而皇之代替人参药用。

在应用人参知识与理论方面，吴仪洛在《本草从新》一书中有较完整的记载。该书对人参的应用价值归纳为：人参甘温微苦，大补肺中元气，泻火，除烦，生津止咳，开心益智，聪耳明目，安精神，定魂魄，上惊悸，通血脉，破坚积，消痰水，治虚劳内伤，虚咳喘促，心腹寒痛，伤寒，呕吵反胃，淋沥，胀满，多梦纷坛，离魂异疾，妊娠吐水，胎产诸虚，小儿慢惊，外科阴毒，因虚失血。气虚甚者，浓煎独参汤进之。挟寒者稍加附于。按人参功能在诸药之上，但气闭，肺有火热，及肺气不利者忌之。表实;表有邪者忌之。凡痘痧斑毒，欲出未出，但闷热而不见点，若误用之，以阻截其路，为祸尤烈。产辽东。宁古台(塔)出者，光红结实;船厂出者，空松铅塞，并有糙有熟，宜隔纸焙用。忌铁。不宜见风日。

在人参应用理论方面，黄宫绣在《本草求真》中有较多的阐述，他认为“人参性禀中和，不寒不燥，形状似人，气冠群草，能回肺中元气于垂绝之乡”。黄氏批驳“第世畏乎其参者，每以参助火助气，凡遇伤寒发热，及劳役内伤发热等症，畏之不啻鸩毒”的极端认识，认为参以补虚，并非填实，主张在元气素虚，邪匿不出，正宜用参相佐，“用人参内入，领邪外出”。非因外感，而是劳役发热，亦当用参，关键在于“参之所以能益人者，以其力能补虚耳”。强调“虚而气短，虚而泄泻，虚而惊恐，虚而倦怠，虚而自汗，虚而眩晕，虚而饱问食滞等，因当用参填补。即使虚而咳血，虚而淋闭，虚而下血失血，与夫虚而喘满烦躁日渴便结等症”，均可重用人参。用参之道“惟在虚实二字，早于平昔分辨明确，则用自不见误耳”。黄宫绣的一系列见解，主要集中在人参补虚方面，与现代应用人参的观点相近。

测试题看看十年后的你，会过怎么样的生活

1、你越来越喜欢一个人独处的时光?

　　A、是的——2

　　B、不是——3

2、有人说你现在越发干脆利落了?

　　A、是的——3

　　B、不是——4

3、当被不喜欢的人指出缺点时，你会不服气地反驳吗?

　　A、是的——4

　　B、不是——5

4、减肥是你一直以来的口号吗?

　　A、是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