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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你曾加入过哪些情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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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现在,一些残留的忠诚仍会让我不愿多谈这些话题。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进入了那个秘密世界,好像是一下子闯了进去,没有更改的可能。在伊顿公学的任教结束后,我进入了冷战时的情报机构。在那里像幽灵一般生活了七八年,那是在四十年以前,但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像是一个小小的大学,提供了日后创作必需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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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冷战结束后的间谍工作与此前有什么区别?你是否还和一些特工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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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和一些人保持联系,大部分是美国人,有一些是以色列人。英国人都不和我说话。理解情报工作是什么是很有必要的,它永远不会消失。从好的方面来说,它是一个健康政府的左膀右臂,它提供了政府需要知道的东西。
这是一种信息的收集,就像新闻工作一样——如果你想这样理解——只不过是秘密进行的。而剩下的那些介入、骚动、刺杀,所有那些垃圾一样的东西,在我看来不仅是反机构的,也是徒劳且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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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谍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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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你的工作状态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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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手写稿子,然后由我的妻子打出来,不断地打,一遍又一遍。在工作上,我就像一个苦行僧。这很像是运动员的作息:你必须知道一天中什么时候是最佳写作时间。我是早起的人,喜欢在晚上喝酒,带着好的想法睡去,醒来时就是已经完成或可以推进的想法。我相信睡眠的力量。
过去几年我一直住在乡村,远离那些作者和文学机构。比起作家,我更愿意和一个伐木工人说说话。我喜欢最原始的材料,不喜欢过多地交流想法,也不喜欢谈论我的工作。说实话,我是个很令人讨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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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为什么改了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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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被问过无数次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滑稽的名字,有的时候属于作家的想象力就会帮我的忙。我说自己在伦敦巴特西桥的一辆巴士上向下看,正好看到一家裁缝店。有趣的是,这是一家裁缝店,因为我痴迷于买衣服以便让自己看起来像是波恩的外交官。那家店就叫做勒卡雷。
这个说法在很多年里都让大家满意,但随着年龄增长,谎言也不攻自破。我很想强迫自己说出真相,而那真相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选了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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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在你的书里,似乎存在一个一百页和之后部分的明显分隔,后半部分的层次明显要清晰一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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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所有人一样,我也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其中一个就是在前一百页上花费太多时间。我总是想如果我拥有另外一种生活,可能会写完一百页之后重新开始。我会尽可能晚地进入故事核心,并且快速讲完。越晚进入故事,你就能越快将读者拉进中心位置。但开始得完就意味着前面需要回顾性的内容,这也是我一直在着力解决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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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迈利的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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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你作品中的人物似乎总是在寻找自己的身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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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但这或许是一个人永远触不到的黄金中心。我在寻找我自己的身份,他们也在寻找他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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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和军火商打交道是怎样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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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尽我所能不被注意,就像墙上的一只苍蝇。其中最惊险的一次是在莫斯科,为《变调的游戏》搜集素材的时候……我很想见一见俄罗斯黑手党的头目,通过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我终于在之后的两三个早晨里见到了迪玛。
迪玛讲了一通俄罗斯的无政府主义。没错,我杀过人,没错,我做过这个做过那个,但我并没有触犯法律,这些全是出于自我防卫。不管怎么说,法律也并不适用于后共产主义时期的俄罗斯。于是我说,迪玛,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在美国,再大的恶棍也会在某些时候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出现。他们参与修建博物馆、医院、体育馆。那么你认为你什么时候可以承担起责任,为孙子、重孙们着想?
迪玛开始回答,而我的口译陷入沉默。我问,发生了什么,弗拉基米尔?他说了什么?他回答说,大卫先生,非常抱歉,但他说让你滚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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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你的作品中是否涉及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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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的作品大多表现了制度忠诚和自我忠诚之间的张力,表现了爱国主义的模糊定义——我们这一代的英国人需要考虑爱国主义去向何处,它应该如何被定义,它意味着什么,以及这一概念被误用时会形成怎样可怕的推动力。这些东西都在我的意识里,并通过角色表现了出来。我并不想说教,但我确实在这样做。而我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这是非常荒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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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有一些书宣称是理解你作品的指导手册,你对此有何感想,是否和这些作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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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本都没有读过,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会感到尴尬。但当然我非常高兴,有人愿意创造出一个区别于现实世界的世界,并且用文学术语加以阐释。BBC改编了我的作品后,我就开始逃避“史迈利热”和“勒卡雷热”。我并不想成为那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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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你是否想过当一名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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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总是想着我应该成为一个演员。有过一次灾难性的经历,我出现在自己的电影里。我的台词大概只有八个字,但拍了十六条。乔治·罗伊·希尔(曾执导勒卡雷作品《小鼓女》)不停看着我说,“大卫,你说得太模糊了”“大卫,太呆滞了,再来一遍”。我想,要么就是他在折磨我,要么就是我演得和自己想象中一样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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