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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沌·驩兜·丹朱·武陵蛮 常德诗墙第一篇章《百代沧桑》选刊了唐代王维的《赧王墓》诗：蛮烟荒雨自千秋，夜邃空余鸟雀愁。周赧不辞亡国恨，却怜孤墓近驩兜。 诗墙诗词言及驩兜的，仅此一首。《尚书·尧典》云：“(舜)放驩兜于崇山”。驩兜是何人？崇山在何处？因事关武陵先民，故作本文予以考证。
一、浑沌与驩兜 庄子在《应帝王》篇中讲了一个故事，说“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这浑沌头上七窍皆无，倏与忽好心地给他“日凿一窍”，结果“七日而浑沌死”。对于这则著名的“浑沌”寓言，人们大多只注意其寓意：“郭(象)云：为者败之，此段喻意。”（1）却很少注意到古代有一个浑沌族存在。 《左传·文公十八年》云：“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嚣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浑敦即浑沌，下同)”。又云：“(舜)流四凶族浑敦、穷奇、祷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 《史记·五帝纪》云：“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匿，天下谓之浑沌。” 《神异经·西荒经》云：“昆仑西有兽焉，其状如犬。……人有德行而往抵触之，有凶德则往依凭之，天使其然，名为浑沌。《春秋》云：‘浑沌，帝鸿氏不才子也。”’按照《左传》等书的记载，虞舜时代确有“浑沌”这样一个“凶族”。 最早指出浑沌即驩兜的，是东汉贾逵。《史记·五帝纪》裴骃《集解》引贾氏语曰：“帝鸿，黄帝也。不才子，其苗裔讙兜也。”晋代杜预在为前引《左传》那段话作注时亦云：“谓驩兜。浑敦，不开通之貌。”（2）唐代孔颖达则将《左传》所言“四凶(浑敦、穷奇、祷杌、饕餮)”，与《尚书·尧典》所言“四罪(共工、驩兜、三苗、鲧)”一一进行比较，也得出了“知浑敦是驩兜也”的结论（3）。现代知名学者丁山先生又从语言学角度作了补充，认为“浑沌”就是“驩兜”的音转（4）。 将驩兜族称之为浑沌族，显然带有贬义(详后)。这个“好行凶德”的族类，后来被华夏族放逐到了崇山。此事在《尚书·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史记·五帝记》等古籍中均有记载。《史记》裴骃《集解》引东汉马融曰：“崇山，南裔也。”仅指明崇山在南方。这里引几条有关的资料，进一步弄清崇山的具体位置： 唐杜佑《通典》一八三《州郡》十三“澧州·澧阳”条：“汉零阳(今慈利、石门、澧县、临澧一带)县地，有澧水，有崇山，即放驩兜之所。” 明《万历慈利县志》卷四：“崇山在县西百余里，舜放驩兜于崇山，即此。”《明史·地理志五》“澧州慈利”条：“西南有天门山，有槟榔洞，与猺分界。又西有崇山，又有历山。”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慈利县·崇山”条：“县西三十里，相传即舜放驩兜处。”《清史稿·地理志·湖南》“澧州直隶州永定县”条：“雍正十三年以慈利永定卫置，析安福(今临澧)县地益之。 ……南天门，西南崇山，西北马耳，东北香炉。” 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辞源》据唐杜佑《通典》、明邝露《赤雅》、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书，说崇山“在湖南大庸县西南，与天门山相连。相传舜流放驩兜于崇山，即此”是准确的。大庸县今属张家界市，古属武陵郡。现代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亦推断“驩兜氏族畏惧兵威，暂避于今湖北或湖南西部高山里面”（5）。可见，驩兜族在虞舜时被放逐到武陵西部大山中，同当地土著一起成了原始社会末期较早的武陵先民，是有充分依据的。 驩兜，又写作驩头、讙头、讙朱。《山海经·海外南经》云：“讙头国在其南，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山海经·大荒南经》云：“驩头，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神异经·南荒经》云：“南方有人，人面鸟喙而有翼，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鱼。有翼不足以飞，一名鴅兜。《书》曰：‘放鴅兜于崇山。’一名驩兜。”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论及史前三个主要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时，指出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从采用鱼类(虾类、贝壳类、及其它水栖动物都包括在内)作为食物和使用火开始。”他说：“这两者是互相联系着的，因为鱼类食物，只有用火才能做成完全可吃的东西。而自从有了这种新的食物以后，人们便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了；他们沿着河流和海岸，甚至在蒙昧状态中也可以散布在大部分地面上了。”（6）驩兜族“捕鱼、食海中鱼”，正标志他们已从蒙昧时代的初级阶段(人类的童年)，进入到了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
二、驩兜与丹朱
丁山先生依据周初沈子它毁铭中的“讙”字从丹从鸟，断定驩兜系因丹鸟得名，“凡故书雅记所谓驩兜者，宜即尧子丹朱的别名了。……晚周诸子传说‘舜放驩兜于崇山’，实与《纪年》所谓‘舜偃丹朱’为一事之异辞。”（8） 朱芳圃先生也对驩兜问题作了深入探讨。他说：“按丹朱即驩兜、讙头。其证有四：朱即驩兜、讙头之简名，《山海经·海外南经》言：‘讙头国或曰讙朱国’。头、兜与朱音近，通用。其证一也。丹朱被放居丹水，驩兜亦放于崇山，其证二也。讙头即鹳鷒，朱亦即鴸，其证三也。《国语·周语上》：‘有神降于莘。’惠王问内史过，内史过以为丹朱之神，请使太宰帅狸姓，奉牺牲粢盛往焉。韦昭注：‘狸姓，丹朱之后也。’又《大荒北经》言：‘讙头生苗民，釐姓。’狸与“釐同音通假，其证四也。”（9） 丁、童、朱三位先生的考证，证明驩兜就是丹朱。到目前为止，古史学界似尚无异说。关于丹朱，古籍记载甚多。兹引数则如下： 尧取散宜氏子，谓之女皇。女皇生丹朱。(《世本·帝系篇》张澍椊集补注本) 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额额，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尚书·皋陶谟》) 尧子不肖，舜使居丹渊为诸侯，故号曰丹朱。（《太平御览》卷六三引《尚书逸篇》）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 尧舜故事，或说尧子丹朱不肖，尧乃禅位于舜；或说舜篡尧位，囚尧，“偃塞”丹朱。两说相较，前说带有儒家理想化色彩，而后说似乎更接近原始社会后期的历史真实。“偃”有禁止义，“塞”有阻隔义。《尚书·尧典》说舜放驩兜于崇山，实际上就是舜出于维护自已统治地位的目的，将尧之子丹朱放逐到了湘西北大山中。所以，前文说的原始社会后期的武陵先民驩兜族，也即是丹朱族。 这里需要作点说明。所谓“丹朱族”，不仅指丹朱和他的后裔，还包括受其影响的土著。一方面，丹朱及其子孙来自开化较早的华夏族，他们要尽力促使土著开化；另一方面，当地古老的民风民俗又使丹朱及其子孙同化于土著。这“开化”与“同化”的结合，便形成了本文所称的“丹朱族”。
三、丹朱和武陵蛮 在丹朱被放逐到山重水复的湘西北时，当地的土著是所谓“赤髀横裙”的槃瓠蛮。这槃瓠蛮主要生活在沅澧流域和洞庭湖一带，《后汉书·南蛮传》称之为武陵蛮。蛮即苗，武陵蛮即武陵苗，属南方苗蛮集团(一般认为我国古代部族有华夏、东夷、苗蛮三个大集团)。因为古音少齐齿，苗读为máo(《山海经·海外南经》：“三苗国……一曰三毛国”可证)，苗、蛮二声系阴阳对转，古字同音同义。所以徐旭生先生说苗蛮集团“古人有时叫它作蛮，有时叫它作苗，我们感觉不到这两个名词中间有什么分别。”（10） 《山海经·大荒北经》说：“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釐姓，食肉。”《国语·周语上》韦昭注：“狸(与“釐”通)姓，丹朱之后也。”所谓“驩头生苗民”，可以理解为前文所说的丹朱与土著那个“开化”和“同化”的过程。朱芳圃先生说：“丹朱既放而复受伐，其子姓且降为苗民，亦可悲矣！”（11）从这个意义上说，武陵蛮与丹朱后裔已合二为一。 南方苗蛮集团对于丹朱的被放逐，是满怀同情之心的。他们和丹朱一样，也不愿臣服于舜，并且进行了反抗： 帝(舜)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不依从)，汝徂征。”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三旬，苗民逆命。(《古文尚书·大禹谟》) 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高阳乃命(禹于)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墨子·非攻下》)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泽之水。由此险也，以其不服。禹请伐之，而舜不许。(《韩诗外传》卷三) 舜伐有苗。(《荀子·议兵》) 舜伐三苗。(《战国策·秦策》) (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淮南子·修务训》) 《韩诗外传》说不愿臣服的苗民，居于洞庭、彭泽之间，自然包括了武陵蛮在内。《后汉书·南蛮传》详细叙述了武陵蛮漫长的反抗斗争史：“其在唐虞，与之要质，故曰要服。夏商之时，渐为边患。逮于周世，党众弥盛。宣王中兴，乃命方叔南伐蛮方。……平王东迁，蛮遂侵暴上国。”下面仅以该书所写东汉时期为例，看看武陵蛮多次揭竿而起武装反抗的情形： 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武陵蛮“精夫相单程等据其险隘，大寇郡县。”(朝廷特派伏波将军马援率四万大军征讨)。 建初元年(76)，“武陵澧中蛮陈从等反叛，入零阳蛮界。”(零阳，今慈利、石门、澧县、临澧一带) 建初三年(78)冬，“溇中蛮覃儿健等复反，攻烧零阳、作唐、孱陵界中。”(溇指溇水、在澧县。作唐、孱陵，今湖南安乡、澧县、南县、华容、岳阳及湖北公安一带) 永元四年(92)冬，“溇中、澧中蛮潭戎等反，燔烧邮亭，杀略吏民。 元初二年(115)，“(澧中蛮)二千余人攻城，杀长吏……明年秋，溇中、澧中蛮四千人并为盗贼。又零陵 (“陵”当作“阳”)蛮羊孙、陈汤等千余人着赤帻称将军，烧官寺……” 永和元年(136)冬，“澧中、溇中蛮……遂杀乡吏举种反叛。明年春，蛮一万人围充城，八千人寇夷道。”(充县，今大庸、桑植县一带，旧属武陵郡。夷道，今湖北省宜都市) 元嘉元年(151)秋，“武陵蛮詹山等四千余人反叛，拘执县令，屯结深山。” 延熹三年(160)冬，“武陵蛮六千余人寇江陵。”(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 中平三年(186)，“武陵蛮复叛，寇郡界。” 以上所记系千人以上的大规模反抗，至于百十来人的小股反抗，大约从来没有停止过。可是，武陵蛮的反抗，一次次都失败了。在华夏族长达数千年的武力征服下，为了求生存，他们被迫从滨湖平原逐步撤退到湘西崇山峻岭之间。流传在湘西一带的苗族史诗《鸺巴鸺玛》描绘了苗民迁徙的悲壮图景： 人间坐不安宁，世上住不成家；一帮代熊代萤代酥，一群代穆代来代卡；又挟老携幼上迁，又拨船继续上划。 从务滚务嚷上来，从务流务泡上来；从洞务洞党上来，从洞焦洞湾上来…… 跨江过湖上来，穿云破雾上来；行山依水上来，走山靠山上来；猎兽打鱼上来，开山开土上来……（12） 诗中的代熊、代萤、代酥、代穆、代来、代卡，是苗民部落名称。务滚、务嚷、务流、务泡、洞务、洞党、洞焦、洞湾，是苗语地名，相传在长江、洞庭湖一带。这首史诗写苗民在七个部落首领率领下，分七路从平原湖泽地带，一步步迁到了湘西崇山地区，这似乎也是武陵蛮悲剧命运的写照。
四、武陵先民的自称之词“顽” 古人言及武陵先民自称之词的，以晋代郭璞最早。他在为《尔雅》“台、朕、赉、畀、卜、阳，予也”这一条目作注时说：“鲁诗曰：‘阳如之何’。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阳。”为了证明“阳”可作第一人称代词，郭氏举了两例。一例是《鲁诗》的诗句“阳如之何”；另一例是巴人、濮人的自称之词“阿阳”。濮人，殷周时遍布江、汉以南，春秋以后主要散布于湘西北澧沅流域。从其分布地域看，与武陵蛮重合，大约所指称的族类亦与武陵蛮一致（13）。 在郭璞之后，还有一个人提到过武陵先民的自称之词，这就是南朝宋代的范晔。他在《后汉书·南蛮传》中说：“(武陵蛮)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姎徒。”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引《说文》“姎，女人自称”后，解释说：“姎，我也。”清代惠栋《后汉书补注》云：“《尔雅》曰：‘卬，我也。’郭璞曰：‘卬，犹姎也。’语之转耳。”至于“姎徒”的“徒”，是同类之人的意思，“姎徒”如同现代汉语中的“我辈、我等、我们”。
郭璞、范哗依据武陵先民的发音，将其自称之词记为“阿阳、姎”，本无可怀疑。因为“阿阳、姎”，读音与“阳、卬”同，自应为第一人称代词“我”的方言变体。但笔者认为，武陵先民的自称之词，其实就是一直保存在常德方言中的自称之词“顽”，理由有三。 深知南方人性格的庄子曾经说过：“子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庄子·天道》)。你叫我是牛，我便自称为牛；你喊我是马，我便自称为马；你说我是“顽”，我便自称为“顽”。这正表现了南方“蛮子”不屈不挠、坚韧顽强的个性。大约从四五千年前的驩兜族开始，巴山楚水间的这些先民们就自称“顽”了。
几千年过去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一代又一代的常德人始终传承着“顽”这一古老的自称之词。这是长期被斥为化外之民的祖先心灵创伤在集体无意识中的存留，是“重复了亿万次的那些典型经验的积淀和浓缩”(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语)。时至今日，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常德人自称“我”的越来越多，自称“顽”的越来越少。也许再过三五十年，那时的常德人会对前人自称“顽”感到惊奇和不可理解：“顽”不是一个带贬义的字吗，怎么会用来作第一人称代词呢？这就是历史。今天看似不合理的东西，在历史上却曾长期地、合理地存在过。（作者：阮先） 注释： ①王先谦《庄子集解》卷二《应帝王》 ②③《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下册第1862页。 ④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55-257页。 ⑤⑩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60页、第57-58页。 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页。 ⑦童书业《丹朱与驩兜》，见《浙江图书馆馆刊》四卷五期。 ⑧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第255-257页。 ⑨、11朱芳圃《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32-33页，第36页。 12引自《吉首大学学报》民族问题增刊《湘西苗族》。 13《左传·文公十六年》：“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孔颖达《疏》曰：“《牧誓》武王伐纣有庸濮从之。孔安国云：‘庸濮在江汉之南。’是濮为西南夷也。”(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下册第1859页)参见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辞源》第1898页“濮”字条。 14常德方言保存了古音少齐齿的特点，至今将普通话中属齐齿呼的字，大都读成了开口、合口、撮口三呼。例如：闭敝陛痹币蓖辟避臂，读作[bei](因各字声调不同，故不标调号，下同)。家傢夹戛枷嫁，读作[ga]。间艰奸拣减，读作[gan]。豇讲读作[gang]。跤窖读作[gao]。角读作[guo]。觉读作[juo]。皆阶街解戒介界届，读作[gai]。六碌绿，读作[1u]。迷谜弥瀰猕，读作[mei]。娩读作[Wan]。粘碾读作[zan]。蔫酿读作[rang]。丕坯批纰砒披，读作[Pei]。卡掐读作[Ka]。嵌读作[Kan]。呛读作[cang]。雀读作[que]。壳读作[kuo]。顷倾读作[qun]。琼读作[qun]。笤读作[cao]。瞎虾读作[ha]。掀弦舷读作[xuan]。闲咸衔苋陷限，读作[han]。项巷读作[hang]。鞋谐懈邂蟹，读作[hai]。血读作[xue]。臭读作[Cou]。丫桠压押牙芽伢鸭哑读作[ea]。岩崖读作[ai]。轧读作[za]。沿、铅读作[üan]。眼鼹雁读作[ean]。仰读作[ang]。咬读作[ao]。疫役读作[ü]。尹荧莹萤营萦蓥永咏泳读作[ün]。硬读作[en]。 15《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18页。 16、17《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991、2，992页。 18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第256-257页。
摘要：文献和考古学材料表明，河南辉县一带应为共工氏早期活动的中心区域，辉县孟庄龙山文化城址可能与传说中的共工氏有关。大规模的氏族部落战争之后，洪水为患可能是共工氏族群流动的最直接原因。《史记·五帝本纪》所说舜“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并非毫无根据，虞、夏以来陆续北迁的共工氏的主体很有可能在夏、商时期逐渐在今河北平原中部一带稳定下来，并同当地原有土著民族融合，成为白狄族群的重要来源之一。白狄中的鲜虞族所建立的中山国，其文化根植于中原华夏文化的深厚土壤，积淀丰厚，故到战国时期曾盛极一时。
事实上，将共工理解为信史中的人物是有问题的，舜对四凶所在族群的军事征服导致的人群流动，应该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而流向四裔的应该仅仅是四凶族群中的一支或很少的一部分人，被征服的族群中应该有相当一部分仍留在原地，与舜所在族群的人们杂居相处。因而到禹的时候，再次发生禹“辟除民害逐共工”之事应该说还是合乎情理的。以上文字表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共工氏应该是一个势力相当强大的族群。《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国语·鲁语上》说:“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礼记·祭法》中亦有类似的记载:“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既然古代文献称共工氏曾“霸九州、平九土”，毫无疑问，在当时林林总总的“万国”格局中，共工氏应该居于万国首领的显赫地位。传说中的颛顼、舜等先后与其发生冲突，到禹势力强大后，二者之间继续发生冲突，“禹杀相柳”的传说背后则反映了两大族群势力发生了较大变化。
随着考古学资料的日渐丰富与先秦史研究的逐步深入，总的看来，以上新论存在的问题的确不少。事实上，在以上新论提出之前，徐旭生先生曾将共工氏归入传说中的炎帝集团，并称“它的旧地在今辉县境内”[4]。与徐先生的看法相类似的还有杨国宜先生[5]等。邹衡先生则结合考古学资料指出:“共工氏的主要活动地区是太行山东麓一线，即南起河南辉县，北至河北北部长城以内和山西境内。”[6]综合有关文献和考古学资料则不难发现，邹衡先生的以上观点证据较为充分，结论自然更为可靠。 目前考古学家普遍赞同二里头文化是直接从新砦期遗存发展而来的，而新砦期则是王湾三期文化的直接后继者。如果说新砦期遗存和王湾三期文化晚期是夏代前期的夏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的早、中期则为前王朝时期夏人的文化遗存，亦即所谓先夏文化[9]。郑州地区的龙山中期文化遗址如占马屯、王等发现有较多同孟庄龙山中期一样的文化因素，如都有一定数量的夹砂褐陶以及乳钉纹的夹砂褐陶罐、大袋足、釜形等。王遗址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所出夹砂黑陶釜形、深腹罐、细柄豆、圈足盘、钵、器盖都可在孟庄遗址中找到渊源。另外，王遗址中出土的成组契点纹陶器明显是受孟庄类型的影响。 以上表明，以孟庄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遗存,在龙山中期阶段已经越过黄河，来到郑州地区。“在龙山中期郑州地区的龙山文化面貌是黄河北部地区的龙山文化向南推进的结果。”[10]到了龙山文化晚期，以郑州牛砦龙山文化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同孟庄遗址的关系甚远，文化面貌差异较大。牛砦遗址出土的主要陶器以灰陶为主,并有一定数量的黑陶、红陶、褐陶等,纹饰以方格纹、绳纹为主，并有一定数量的篮纹、附加堆纹，鸡冠也较多。典型陶器有盆形鼎、罐形鼎、甑、瓮、平底盆、壶等。其中，罐形鼎下部饰有三个乳状足，豆、深腹罐等的特征同嵩山地区煤山遗址、新密市新寨遗址出土的同类器十分接近，“这当是该地区煤山类型晚期向北推进的结果”[11] 。以上材料所反映出的信息与文献记载中透露出的共工氏和禹所在的两大族群实力消长的记载完全一致。
考古学材料表明,孟庄城垣内侧有宽6-8米的壕沟，深达2米左右,沟内淤土厚达1米以上；此外，外城河龙山晚期的淤土有2-3米，“这些淤土的形成应是持续一定时间的洪水或大量雨水造成的”[12]。从已发掘的T128看，原有的龙山时期的城墙夯土已全部被洪水冲掉，且洪水在该探方内下切入生土达1.5米左右，由西向东伸去，冲沟内的淤土中包含有龙山文化各个时期的陶片，“表明该冲沟是在龙山末期或二里头时期之前形成的”[13]。袁广阔先生曾经对孟庄城址毁于洪水的一些迹象进行分析，以为孟庄龙山城址被毁的时期是龙山文化末期或孟庄二里头时期之前[14]。这一地区的人群自此全部消失，到了若干年后的二里头二期阶段，该遗址才重新有人居住[15]。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则不难推知，所谓禹逐共工或司马迁所说的舜“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16]，在大规模的氏族部落战争之后,洪水为患可能是人群流动的最直接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时期,从华北平原通往北京小平原之间惟有一条沿太行山东麓一线的交通孔道,由于受大路两侧高山、深谷和湖泊、沼泽等特殊地形的限制,这条无法替代的随机性交通要道便成为华北平原和北京小平原两大地区之间民族往来的走廊和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孔道。侯仁之先生曾对先秦时期北京小平原的交通情况作出过分析:“经永定河的古代渡口,一旦进入北京小平原,大路便开始分为几股……这个古代大路分歧之处的居民点,便成为当时沟通南北的交通枢纽。”[18]据此推测,共工族群北迁必然沿着太行山东麓一线这条交通孔道进行,所以该条走廊自然是共工集团和北方各民族之间不断进行融合的舞台。夏、商时期,文献记载中缺乏有关共工氏族群活动的信息,一方面由于该族群中的一部分已远徙它乡,同中原华夏各族的联系不多,与此同时,该族中留居在太行山东麓沿线的部分人群则极有可能已与后来的华夏族实现融合。 [1]王震中《共工氏主要活动地区考辨》,《人文杂志》1985年2期。 [2]景以恩《共工氏考》,《济宁师专学报》2000年5期。 [3]牛红广《共工氏地望考辨》,《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1期。 [4、23]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5、53页。 [5]杨国宜《共工传说史实探源》,载《文史》第3辑,中华书局,1963年。 [6]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载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83-284页。 [7、12、13、1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辉县市孟庄龙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3期。 [8、10、11]袁广阔《孟庄龙山文化遗存研究》,《考古》2000年3期。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3、57页。 [14]袁广阔《关于孟庄龙山城址毁因的思考》,《考古》2000年3期。 [16]《史记》卷1《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 [17]唐嘉弘《春秋时代的戎狄夷蛮》,载《先秦史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 [18]陈桥驿主编《中国七大古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第25-26页。 [19]段宏振、张翠莲《试论太行山东麓地区的西周文化》,载《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6年。 [20]徐中舒《西周史论述》(上),《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3期。 [21]张全喜《也论西周铜器“邢侯所搏之戎”》,《文物春秋》2001年3期。 [22]蒙文通《古史甄微》,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36页。 [24]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23《氏族》,岳麓书社,1994年,第798~799页。 [25]唐嘉弘《论“百越”的源流及其葬制》,载《中国古代民族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26]《史记》卷43《赵世家》:“武灵王八年,五国相王,赵独否。曰: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令国人谓己为君。”相王的五个国家,古代文献未作说明。《战国策·中山策》:“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后持。”史念海先生称“这时相王的五国应有中山”,参见史念海《论〈禹贡〉的著作年代》,《陕西师大学报》1979年3期。 [27、2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5年。 [29]徐中舒《夏史初曙》,《中国史研究》1979年3期。 胤子朱与丹朱旧说多解为尧之子。“胤子朱启明”，《史记》作“嗣子丹朱开明”。马融云：“允，嗣也。”郑康成云：“帝尧允嗣之子名曰丹朱开明也。”王充云：“《尚书》‘毋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谓帝敕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敕戒之。”（《论衡·问孔篇》）伪孔传始于“胤子朱”创为异说曰：胤，国；子，爵；朱，名。
中华文明的曙光\武陵郡、武陵县考
善卷考、胡说甲骨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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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咮，从口、朱声。童先生说：“皆可为丹朱可读为讙兜之证。”他认为讙兜即丹朱○（7）。
头也。”段玉裁注曰：“凡物之头浑全者皆曰
”字。“
”即“页”、“
”象人头上加羽毛之形。笔者认为，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