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确，从体裁上来说，音乐剧和歌剧还真的挺难划分的：都有演唱，都有剧情，不少剧目会有舞蹈场面（所以历史悠久的歌剧院都会有自己的芭蕾舞团）。因此即使在纽约百老汇这样的音乐剧中心，也能碰到一大把刚刚从剧院里出来还以为自己看了两个多小时歌剧的人。曾两次随团来沪演出《剧院魅影》的男主演布莱德·利特尔（Brad Little），就跟笔者说过他在美国被当作歌剧演员的事情。
简单来说，音乐剧和歌剧的区别主要在于：
2）歌剧的欣赏重点是声乐，观众更注重演员演唱的水平，形象和肢体表演可以退居其次。 所以体型臃肿如帕瓦罗蒂（Luciano Pavarotti）和弗莱明（Renée Fleming），也能在舞台上出演年轻潇洒的波斯王子和病入膏肓的茶花女。音乐剧是戏剧表演，观众接受的是全方位的舞台感受，除了演唱水平以外，演员的形象和肢体表演必须符合角色以及剧情的设定，因此著名歌剧女伶卡娜娃（Kiri Te Kanawa）虽然为《西区故事》录过专辑唱片，但是因为年龄和形象关系，没机会上台出演那个妙龄少女玛丽亚。 歌剧和音乐剧的起源也不相同，这两种艺术形式只是“形似”而已。不过，正在发展过程中，音乐剧和歌剧相互之间也有过借鉴，不少经典歌剧，为了吸引新一代观众，在舞美服化上开始学习音乐剧的时尚风格；而音乐剧也从不少著名歌剧中，借鉴了故事原型。 大名鼎鼎的“四大音乐剧”之一的《西贡小姐》（Miss Saigon）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剧故事原型就是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但是故事时代背景从20世纪初的日本长崎，改为了六十多年后的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
《蝴蝶夫人》最早是一部短篇小说，是作者约翰·路德·朗（John Luther Long）根据他姐姐听说的一个传闻，结合1887年发表的一本法国小说《菊花夫人》创作的。1900年夏季，普契尼在伦敦看到了根据朗的小说改编的话剧《蝴蝶夫人》，大为感动，遂找来原著，进行改编，成就了一部传世佳作。 而《西贡小姐》的缘起，则是法国作曲家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Claude-Michele Sch?nberg），在某日闲暇之余翻看画报，被其中一张照片打动了。他回忆说：“看着照片中那个被悲伤压抑沉默不语的母亲，我听到的却是地球上最悲痛的哭声；而女孩儿眼中的泪水，则是控诉所有造成亲人生离死别的战争的最强音。”
相对来说《蝴蝶夫人》的色彩比较灰暗：
从现在来看，这样的设定似乎略显单薄了，但是在20世纪初，西方国家与中国、日本等为代表的东亚文化刚刚接触不过几十年，加上信息流通渠道有限，很多东方文化对欧美人士来说，属于前所未闻之事，而刚刚结束的明治维新的日本也正在“脱亚入欧”之际，自身内部也矛盾冲突频繁，通过西方传媒报道出来，往往被视为“东方落后文化对人性的摧残”，因此深受当时“真实主义”（Verismo）思潮影响的普契尼，自然而然地以“神秘而又悲惨的东方女性”为基调进行创作，展现巧巧桑这个人物具有的悲剧力量。 音乐剧《西贡小姐》就不同了，从勋伯格和鲍勃利的回忆来看，由于他们偏好那些在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命运的题材，因此该剧的主题更宏大更“史诗化”——战争机器残酷无情地摧毁了人们对爱情和幸福的追求。所以尽管依然是美国大兵和东方女孩儿恋情的悲剧式结局，但是音乐剧中克里斯（Chris）和金（Kim）是真心相爱，而不是巧巧桑对平克顿的一厢情愿，克里斯还想带着金离开即将被攻陷的西贡，回到美国，开始他们的幸福生活。这点和越战之初，美国社会的主流观念相符。 剧终处，尽管金也采取了自杀的方式，可是跟巧巧桑的自杀，是截然不同的。巧巧桑当年为了能和来自美国的平克顿白首偕老，放弃了日本传统的神道信仰，皈依了基督教，被家人视为大逆不道，断绝了所有亲缘关系，苦等三年后却发现平克顿从来没有真心爱过自己，甚至自己的孩子也将被平克顿夫妇带走，顿感彻底绝望，无奈地以死来维护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卑微的尊严。 而金则是在得知克里斯和艾伦是因为不能让孩子离开自己的生母，才不愿意接走自己的孩子时，主动奉献自己的生命，给自己的孩子一个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的机会——至少在她眼里是这样。 因此除了故事结构上相似之外，《蝴蝶夫人》和《西贡小姐》之间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如果不加提醒，很多观众未必能直接将两剧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由普契尼的另一部经典名作改编的音乐剧，和原作的关系就比较“亲密无间”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