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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太奇：诗中神妙的剪辑艺术 张国鹄
唐代边塞诗的典范之作高适《燕歌行》中的蒙太奇就出现过三处：“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三处“蒙太奇”的运用绘制出唐代边塞风云中一幅幅血腥的长卷。其间将征夫远戍的效命死节与闺中少妇的彻骨相思，以及士卒与将帅的苦乐悬殊，作了鲜明的对照，隐伏着强烈的讽刺与谴责，揭出封建社会的痼疾，传达出广大人民的心声。思想内容和审美价值都比较高。 试看明万历年间《虐政谣》：“满斟美酒千家泪，细切肥羊万姓膏。烛泪滴时冤泪滴，歌声高处怨声高！”真令人触目惊心！作品聚集于豪门宴会，运用“蒙太奇”分镜头技法，一边拍下达官贵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场面，一边又摄下劳苦人民啼饥号寒、怨声载道的场面，强烈的对比中揭示出二者的内在联系：封建统治者腐朽生活原来建筑在劳苦大众的白骨堆上。更可贵的是，作品不光写虐政与苦难，更写怨忿与抗争：“歌声高处怨声高”，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深刻地揭示了生活的本质，鲜明地显示出民间文学“刚健清新”（鲁迅语）的原生态的美学风貌。 在当代诗词的原野上，“蒙太奇”的奇葩也在不时绽放，如胡静怡《永州柳公祠》：“一代英贤百世师，雄才初露贬于兹。十年遭际风云怨，八记情怀草木知。举世咸吟蛇者说，临江犹戒赣之麋。永州城外春如海，无复寒江钓雪时。”“柳公”，即柳宗元，唐宋八大家中坚，因参与王叔文改革集团而被贬为永州司马，凡十年。任职期间，关心民瘼，颇有政声，并创作了大量诗文作品。如此繁复内容要在一首仅56字的七律中展现，殊属不易，非有广博学识和高强概括力者莫能为之。而此篇七律却写得既浑厚致密又灵光四射。柳宗元在永州十年期间撰写的《永州八记》、《捕蛇者说》、《三戒》（《临江之麋》为代表）、《江雪》等名篇，都或明或暗地巧妙地融入其中。 其次便是善用蒙太奇手法：七律前三联记叙的全是旧时代的情事，尽管诗人着意从积极方面运思，然而毕竟写的是悲伤幽怨，字面呈现的自是“冷色调”。倘循此而下，一路写来，调子自然会偏于低沉，且缺乏变化，而“变化在产生美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英·荷伽兹《美的分析》）。有见及此，高明的作者，断然改弦更张：变换镜头，尾联巧用蒙太奇，对准新时代，引吭高歌：“永州城外春如海！”亦暖色调取代冷色调，立马大放光芒，给人以极大的美感震撼。更为巧妙的是诗人还深谙“制动”的奥秘：决不把暖色调写到“顶点”，因为到了顶点就捆住了受众的想象，不能看到更远的地方，而立马又以冷色调映衬之：“无复寒江钓雪时。”这样巧为映衬对比，则暖者更暖，冷着更冷，腾挪跌荡中诗人热情讴歌新时代的“主旋律”，就显得非常鲜明突出。黑格尔说：“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总是善于抓住冷暖色调的转化的契机来尽量赋予色彩以深刻的蕴涵。”（《美学》第二卷）老诗人胡静怡是深谙此中三昧的，是的，此类咏史怀古作品的写作，最忌讳的就是被古人掐住咽喉，只会哼哼唧唧，一味发思古之幽情。正确的写法应是饱含诗的激情“在古人的骸骨中吹进新时代的气息”（郭沫若语）。《咏柳公祠》可谓作出了个很好的示范。 以上所述都是“抒情性蒙太奇”。叙事性蒙太奇是以时间为经，用连贯性的动作和场面组接成一个个平滑、流畅、清晰的生活画面，以表现主题。试看唐人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诗作前半写暮色投宿所见，“苍山”、“白屋”，瞩目于“色”。后半写眠宿所闻，“风吼”、“犬吠”，凝神于“声”。画面组接，次第展开，很有层次。落日苍山、寒天白屋、柴门犬吠、风雪夜归，四个似断实连的画面，酝酿出寒寂清远的意境，就中托出一个孤清幽寂的隐居寒士形象。特别是由“犬吠”而感知“夜归”的胶合、焊接，更其摇曳出蒙太奇浑然天成的风神。这一点染对意境的形成、氛围的烘托，自是举足轻重的一笔。与杜甫“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羌村三首》）同样给人以温馨，可谓异曲同工。行文至此，笔者脑海里同时浮现出另一个蒙太奇，炸响出另一片远方的犬吠声：“一把镰刀一丈绳，河边打草雪兼冰。捆星背月归来晚，踩响村头犬吠声。”（刘庆霖《童年生活剪影》）这首七绝神思飞越，造语新奇，甫一问世，即受到广大读者青睐。尤其是“踩响”、“踩响”，如响之应声，像回音壁一样，是否太过夸张了呢？窃以为未必：其一，艺术原本并不排斥夸张嘛；其二，这里的夸张是很有科学根据的。声学知识告诉我们：声音沿着固体传播，比在空气中传播耗散的能量要少得多，所以前者较后者的速度要快得多，力度要强得多。况且，出于动物自卫的本能，狗总是耳朵贴地而卧，而狗的听觉又特别敏锐。所以在一个小村内脚步声的陡起，狗瞿然而惊，勃然而吠，如响而应，是很自然的。是啊，“踩响村头犬吠声”，这种出色的诗家语，是科学与艺术的联姻，是“真”与“美”的结合：内涵丰厚，韵味悠长，以动显静，形成寂寥清幽而又和谐的意境，给人以丰富的美学享受。读者会不期而然想起王维的名句：“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山中与裴迪秀才书》）在论及刘庆霖诗歌创作时，老诗人杨金亭曾予以高度赞扬，说其“具有浪漫主义激情和神奇丰富的想象力以及独立不倚的艺术创新精神”（《激情浪漫赋新诗》）。 继承古曲诗词的优良传统，新诗中“蒙太奇”的运用，更是宛如满天星斗，而有口皆碑的《回延安》中自然闪耀着璀璨的光华：“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迎，分别十年又回家中。”“送”与“迎”两个画面，虽则大体说来是同一空间，然而时间跨度却很大（十年）。大笔挥洒，气势恢弘，“送迎”热烈场面的状写，一开头便为全篇定下了昂扬、奋进的基调。“羊羔羔吃奶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传统诗学管这叫“兴”（象征）。在读者审美想象中，羊的“哺乳”和人们“进食”，其实就是银幕上两个“蒙太奇”镜头，寓托着革命战士“春晖寸草”永不忘恩的深情，写得朴实而感人。“一口口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主客边喝美酒边拉话，其乐融融，战友情深，倾吐不尽。这“互诉衷肠”是一个独立的画面，吟诵之间，读者脑海中又摇出另一镜头：“长江大河起浪花”。这个“蒙太奇”象征性的描写，就将革命友谊更形象化、更富美感地呈现出来。这就令人自然想起“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送孟浩然之广陵》）的名句。同样，这也不是单纯写景，而是状写李白眷恋友人的心潮有如浩瀚的江水，波涌浪翻般涌向天边。这同“长江大河起浪花”一样，也是一个绝妙的“蒙太奇”。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美是具体可感的。因为凡是感受不到的东西，对美来说就不存在。”（《生活于美学》）贺、李两位大师的审美实践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美学原理。 下面这个“蒙太奇”就更为精妙，神思飘逸，蕴含深厚。“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天安门。”首先是取材的典型性。“宝塔山”同杨家岭、枣园等都是延安地区带有标志性的地方。而延安不独是陕甘宁边区首府，更是党中央毛主席指导革命战争的指挥所。再有“天安门”则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在此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天安门的图案成为中国国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上的楼顶还悬挂着国徽，成为新中国的象征。“天安门”与“宝塔山”空间距离何止千里，高明的诗人用“跨步”（“脚印”、“登上”）作“黏合剂”，使二者神奇地联接起来。吟诵之间，读者在审美想象中似乎看到在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同志高擎革命大旗，率领百万雄师，呼啸前进，所向披靡，终于由延安“宝塔山”下直上北京天安门，并在城楼上豪迈吼出了震惊世界的最强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真叫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天安门”，高度概括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三个重要历史时期。“蒙太奇”手法何等高妙，诗人就这样以火样的激情、磅礴的气概、千钧的笔力，歌颂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光辉胜利。我们还惊喜地看到，诗篇结尾的两句还在发挥想象力，驱动“蒙太奇”：“身长翅膀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真如天外飞来之笔，使诗在高潮中再荡起余波，从而淋漓尽致地宣泄了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深厚感情。这一笔真像一部交响乐曲激越而深情的尾声，使人感到余音袅袅，不绝于耳，真正达到明代诗论家标举的诗歌结穴的胜境。“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四溟诗话》卷一）作品为何这样感人至深？这儿隐含一个艺术奥秘：这里字面上是抒发诗人一己之情感，其实传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是呀，诗人只是在个人狭小的感情圈子里浅斟低唱，人们是不会怎么关心的；只有抒人民之情、吐时代之声，才会产生巨大的美感力量，激起人民大众的共鸣。对这一点诗人贺敬之不独一向身体力行，可贵的是他早已具备了清醒的理论自觉。他曾一再谆谆开导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大我与小我的统一，独立与‘群立’的统一，恰恰是社会主义作家和诗人应当追求的”，“才华是脆弱的东西，它只有在为人民歌唱中才能青春永驻。”这一点正好与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保持高度一致：“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建立经得起人民检验的评价标准。”（《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这些闪耀着哲理光芒的警句，应该成为文艺工作者的座右铭。 综上可知：在诗歌创作中，如果能熟练地运用“蒙太奇”的艺术手法，就可以跨越时空，将不同意象（镜头）有机地组合成画面。这样既可以加强画面组接的外在逻辑，又可以使画面之间的内在逻辑更加严密、紧凑，增强结构的致密美和语言的洗练美，从而形成诗歌深邃优美的意境，最后达到扩展诗的内涵、增强诗美、诗力的审美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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