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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的合法性，或者是合理性，或者是存在的正当性，是历来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都必须回答和处理的问题。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古罗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从法统上说古罗马是最后被奥斯曼土耳其消灭的。日本千古一系。古代是神权制，现代是民主制而这个问题，即权力来源于民。在中国历史上就是以汤、武究竟是顺应天意而革命？还是乱臣贼子，弑君篡位得江山？这样的提问方式出现的。但这另一方面其实也就必然要涉及到对“革命”的评价了。 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也探讨了这个问题。他在《五一儒林列传 》：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必若所云，是高祖代秦，即天子之位，非耶，”按《韩非子。忠孝》云：“汤、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顺之道者也。……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亲。”黄生虽儒，而持论则同法家之韩非。 以笔者我看来，这个辕固生和黄生都是不熟悉汉家打天下的历史，刘邦入秦，乃是奉了楚怀王的旨意。《高祖本纪》：“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將軍，項羽为次將，范增为末將，北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將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又刘邦说：“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高祖的身份在当时其实已经就确定了，楚怀王才是他的主子。西入咸阳，那是奉命行事。真正灭秦的还是楚！而且还有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当刘邦入咸阳的时候，子婴的称号已经不是“皇帝”，而是“秦王”。《高祖本纪》明确说：“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在理论上，既然称王而不是皇帝就表示天下已经不是秦家的了。由于楚怀王心也被项羽杀了，天下在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共主了。所以说“高祖代秦”的说法是不对的。 就历史而论，刘邦得天下可以说是最为干净的之一，他也从没有表示出在精神上有什么想不开的历史包袱。但是，由于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 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我们这位刘启同志对自己的祖先的创业史也是一脑门子糊涂账，结果就是个非常可怕的后遗症留了下来：“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 者。”这成了几乎整个封建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不能碰的话题！ 当然，纵然是刘邦没有什么，但是汤武是受命还是弑君的问题其实依然存在，而且早就存在了。可以说黄生和辕固生在汉景帝面前这次讨论却成了历史的绝响！为了解决这个几乎没有办法解答的问题，后来的那些开国君主们就用了禅位的 把戏，和气数论的调子来解决。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钱先生又接着引述《郦生、陆贾列传》： 贾对高帝曰：“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语意本《商君书。开塞》：“武王逆取而贵顺，……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逆取”即“弑”尔。 笔者以为如果只是看到“逆取顺守”四个字，那么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并没有解答上面的问题。因为如果你一旦得到是逆取的评价，那么你就是一个弑君者，你的帝王之位来的就是不合理的，就不是受命于天！《晋书宣帝纪》载：“帝（司马懿）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及平公孙文懿，大行杀戮。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既而竟迁魏鼎云。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用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可见，天下江山得来的是否干净，是否合理，这对统治者的心理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晋明帝就没有了统治下去的自信心了。反过来说对于以王导为代表的豪族们其内心深处对于这个皇族和皇权的态度也似乎昭然若揭了。可以说在古代正史中这次谈话是非常有意思的。隐隐然，然我们看到既然君不君，也就难免臣不臣了。 然我们如果更多的看下《商君书·开塞》就会发现，商君的理论别有洞天：“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凡仁者以爱利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商君书·君臣》中也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地广，民众，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义、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在商鞅这里，君主不是从来就有的，更不是依据天命而来的，乃是圣人为了解决现实的需要而设立的。可以说，就理论而言，商鞅的这个看法才是真正的天才的，也是真正的釜底抽薪的，我们到现在依然不能不说有着极大的合理性的。既然君主不是从来就有的，既然君主的出现不是天命所立，那么黄生和辕固生的争论的问题就不存在了！纵然后来还有什么逆取之类，也不关乎天命！因为压根就没有天命！ 我们再接着看《商君书·开塞》中说：“圣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则后于时，脩今则塞于势。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商鞅这里的理论解释汤武革命又是非常天才的，他加入了“时”和“势”这两个个概念。我们看商鞅的逻辑是非常严密的，结合上面的观点，我们就会说，既然君主的建立本身就不是来于天命，而是现实问题矛盾的需要，那么当时代不同的时候的，具体的情况，也就是“势”自然不同，既然具体的情况随着时间的变化已经发生变化，那么君主自然也就要改变。所以可以“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固化的君臣上下的关系的问题。这是典型的政治辨证法哲学！完全的没有精神负担！商鞅的革命论无愧于那个解放的思想自由的而又充满理性和智慧的时代！与商鞅的看法比，韩非子的思想就落伍了，就倒退了，就开始出现僵化的趋势了。但这也折射着天下即将统一的历史信息，大动乱的时代就要结束了，时代现在开始呼唤稳定的思想了。至于黄生与辕固生的争论就开始显示出呛鼻子的迂腐的气息了，因为天下大定许久了，可谓天心归汉。当然，我们理解这种僵化的思想恰恰是那个时代开始稳定下来的表现：君臣关系需要固化下来。 至于先秦儒家呢？《孟子·梁惠王》齐宣王问“汤放桀、武王伐纣”，孟子对曰：“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韩非尝师孙卿，而《荀子·正论篇》曰：故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弑君。……今世俗之为说者，以桀纣为君，而以汤武为弑，然则是诛民之父母而师民之怨贼也，不祥莫大焉：”是则儒家者流于“受命、放杀”，钱先生认为“早有定论”。但我以为，儒家虽然早有定论，却是没有高论，商纣王何尝不是君主了呢？他不是带兵去跟淮夷作战了吗？统领三军，难道也不是君主？用君主个人的行为好坏来否定君主的身份的合法性，这分明是风牛马不相及啊！我们能说隋炀帝是暴君，从而就说隋炀帝不是皇帝？这是没有逻辑关系的。更何况钱先生也指出了历史上早就有人怀疑桀、纣二位是不是真的如人们传说的那么坏。周王朝八百年，有着足够的时间来篡改历史！今天的学者们越发这么看。孟子和荀子都是瞪着眼睛说胡话、不讲理了。而蛮不讲理的高论倒是我们孟夫子的强项！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阅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后的谈话中，说到商品生产时，顺势发挥: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它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1959年2月25日在济南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毛泽东又说，商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所以以后失败了。我们看，毛泽东主席的视角就是商纣王的职务行为，就是说的是他作为商王的行为，而不是说他的道德。 如果要问，钱先生本人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以为他所说的儒家早有定论未尝不代表他本人的看法。但是我们的解读不能停留在儒家的水平，我以为钱先生的看法是肯定逆取顺守的，也就是肯定社会革命的。先秦的儒家虽然在讲汤武和桀纣的问题上逻辑不通，但是其赞成革命的态度却是清晰和值得肯定的。虽然儒家终究还是有些羞答答的不好意思直说！这种对政治革命的肯定性，我想从根本上回答了他对共产党的政权的理解和肯定。 需要补充两点。 第一，就是关于汉高祖得天下的政治道德判断的另一个解读：陈寅恪的《读书札记二集》（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8页）之《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一则笔记是：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意林》卷一引六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道若逐野鹿，而天下共分其肉。 这则笔记的核心就是天下的归属权问题：这个归属权不是帝王一家一姓一人的，而是天下人的。这个看法比商鞅的那个更根本，也更大胆。从逻辑上说，天下既然是大家的，不是某一个固定的人及其家族的，那么谁当天下的共主，怎么当的，就都不存在政治道德善恶的包袱问题了。当然，这种政治哲学的看法无论如何也是非主流的，在我国古代，这是不言而喻的。这完全跳出了黄生和辕固生讨论的问题的既定的理论框架了。而这种思想也只能出现在天下动荡纷争的时代。然而我们也看到，钱先生所引述的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不是说问题解决了，而是时过境迁，问题存在的基础不存在了。但是反过来说，仍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我们也可以更进一步问问钱先生他讨论这个话题的背后的含义又是什么呢？这似乎就更有趣了。 第二，荀子里面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后人似乎很少论及。《荀子儒效》：“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汜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霍叔惧曰：‘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遂选马而进，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厌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乡，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 也就是说周人是因为殷人已经杀了纣王，而得了天下，类似捡了个便宜的那种解释。 这种解释类似清代初年清朝说自己是得天下于李闯王而非自己侵占了明的天下那样。 先秦西汉时代从新树立祖先文化为自己设下了一个变革政权的坑。这个坑终究是要填上的。也就是说汉景帝的这次讨论为天下提出了一个似乎不能解决的难题。谁要革命，谁就是篡权者，在政治上就是不道德的，就不具备建立政权的合法性。 这在思想上当然是一个天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是由曹丕以禅让制来解决的。用赵翼的话说就是禅代制，也就是政权进行变革颠覆的禅让制，从而与內禅制区别开，如唐高祖禅位于李世民那样的。 曹丕禅代刘汉，当代学者黄晓平在其著作《禅让制与传统中国政权危机化解--基于宪法视角的考察》一书从法制的角度进行了论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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