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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在当代有何价值？ 中华孝文化，是指中国人的孝意识、孝行为及其具体的内容与方式，它既是伦理学，又是道德哲学，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孝经》就是一部对源远流长的孝文化进行总结、概括、升华的经典文献，在南宋时期被列为十三经之一。 孝文化作为传统的家族社会的精神支柱，具有家庭的和社会的双重意义。它一方面适应了维护家族制度稳定，协调以父子关系为轴心的各种关系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被统治者利用来为其专制政权服务。其中既包含着体现人类亲情、符合民众意愿的精华，又有专制主义的糟粕。当今社会，君主专制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孝经》还有现实价值吗？ 答案是肯定的。《孝经》中贯穿着两个基本观念，一个是“孝”，一个是“忠”。我们对《孝经》的古为今用，主要是对这两个传统观念进行新的阐释，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1、关于“孝”的观念。 “孝”的观念涉及到肉体与精神、父母与子女、长兄与幼弟、传宗接代与光宗耀祖等多个侧面，是全面而深刻、辩证而统一的。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它的认识又往往带有片面性。对“孝”的观念进行再认识，必须丢掉片面性，坚持实事求是的、全面辩证的思想方法。 一是要全面把握“孝养”与“孝敬”的关系。在许多人看来，能够赡养父母，让他们生活好，就算尽到了孝心。应当肯定，在物质上、生活上奉养父母，这是子女尽孝最基本的一条。但正如孔子所说，仅仅做到物质上的“能养”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内心深处真正地尊敬父母，让他们享受到精神上的快乐。当前，特别在城市中，多数退休的父母已经“不差钱”，他们最怕的是孤独，最需要的是子女在精神上的体贴和关爱。因此，在注重“孝养”的基础上，突出强调“孝敬”的重要性，是十分必要的。一曲“常回家看看”，不胫而走，争相传唱，长盛不衰，就是因为它表达了父母在情感上对儿女的渴望和真情呼唤。 二是要全面把握“孝顺”与“谏诤”的关系。俗话说，“孝顺”、“孝顺”，“顺”就是孝。这种把“孝”理解为一切顺从、听命于父母的观点，流传甚广，影响颇大。其实，孔子是不赞成子女一切顺从于父母的。他所主张的父子关系，是父慈子孝。他所主张的兄弟关系，是兄友弟恭。双方之间是相互的、对等的，而不是一方绝对地服从另一方。所谓“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之类，是后世的一些人为适应专制主义需要而附加上去的。《论语》中明确记载，孔子所说的孝就是“无违”，是指“无违于礼”，子女对父母不符合礼的言行，要“几谏”，也就是委婉地规劝。《孝经》在“谏诤”一章中，更是明确地提出了“故当不义则争之”的原则，认为“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据此可知，孝顺之“顺”，绝不是一切顺从的意思，而是指父子和顺、家庭伦理关系顺畅。我们要把孔子提倡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精神，与现代法治的权利、义务平等精神结合起来，创造出父母爱护儿女、儿女尊敬父母的，民主平等、和顺融洽的新型家庭伦理关系。 三是要全面把握传宗接代与光宗耀祖的关系。在儒家关于“孝”的观念中，还包含着结婚生子和承继父志两方面的内容。结婚生子是为了传宗接代，延续祖先的生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这种观念的集中反映。人类需要一代又一代地繁衍，传宗接代无可厚非。我们要强调的是，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们，要学会用科学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树立起计划生育、生男生女都一样、少生优生等利国利家的新观念。承继父志是为了扬名显亲、光宗耀祖。我们不应当简单粗暴地把它说成是“封建余孽”，因为其中体现着继承前人遗志、发展前人事业的积极进取精神，是促进社会不断前进的重要因素。儒家把自己能够建功立业而使父母受到尊敬，称为“大孝”；把自己不能修身立德而使父母受到辱骂，称为不孝，这无论对于家庭教育，还是对于学校、社会教育来说，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因为它符合父子亲情这个人类的天性。《孝经》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认为抓住孝道这个根本去推行教化、实施政治和社会治理，容易收到好的效果，讲得就是这个道理。反观当今社会的一些现象，由于近代以来对传统孝道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否定，在长幼关系上造成的严重后果时有所闻。青少年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就是一例。当然，青少年犯罪有多方面原因，但是，这些孩子心中只有自己，没有父母，不懂得违法犯罪行为会给父母带来多大的伤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有鉴于此，重视从孝敬父母入手，加强青少年教育，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2、关于“忠”的观念。 孔子说：“孝慈则忠。”（《论语·为政》）儒家关于“忠”的观念是由“孝”的观念迁移而来。当我们把其中已经不适用于当今社会的成分剔除以后，就会看到，“移孝作忠”的确是孔子的一个智慧。 一是要澄清“忠”字的本质内涵。《孝经》强调，把对于父母的孝心用来侍奉君王，就是尽忠。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数千年的皇权制度，忠于帝王的社会政治基础已不复存在。那么，“忠”的观念是不是也就过时了呢？不是。因为“忠”字的本质内涵，是诚心诚意、全心全意地为他人办事。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曾参，日日反省的头一件事，就是“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可见，在孔门师徒的眼里，是把真诚地为他人办事视为“忠”的，这个“他人”是泛指，并非专指君王一人。只是到了专制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代，“忠”字才成为皇帝的专属。再者，孔子所说的忠于君王，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孝经》所体现的，也是这个精神。如同“父慈子孝”一样，“君礼臣忠”也是相互的、对等的。把《孝经》关于“谏诤”的问题联系起来，就更加清楚地看到，把“忠君”解释为对皇帝的绝对服从，并不是孔子的思想。今天，皇帝们已经被送进历史博物馆，我们讲“忠”，就是要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需要指出的是，党的性质、宗旨和组织原则，都不允许“效忠于某某人”的行为，这是党的纪律、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所不容的。 二是要弘扬忠实诚信的时代精神。孔子讲“忠”，常常和“信”字连在一起，例如他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论语·卫灵公》）他认为，言语忠实诚信，行为坚定敬业的人，虽然是到了尚未开化的地方，也能行得通。由此可见，“忠”字包含有诚信的意思，我们常说的“忠诚”一词，就是典型的一例。办事讲忠诚、讲诚信，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当今时代，是多么重要、多么迫切地需要，这是不言而喻的。 三是“移孝作忠”，对于加强干部的考察、选任、管理工作具有借鉴意义。《孝经》态度鲜明地鄙视那种不爱自己的父母而去“爱”他人、不尊敬自己的父母而去“尊敬”他人的人，认为这种人违背道德人伦、专司逢迎拍马的无耻行径，虽然可能一时得逞，但是君子却并不看重这种卑劣的行为。现实社会中我们也能经常看到这种人的影子，他们在家中不孝敬父母，甚至夫妻关系、父子关系都搞得一团糟，而在官场上却凭借投机钻营的本事青云直上。当然我们更要看到，许多这样的人最终还是走向了违法犯罪的深渊。这就足以说明，《孝经》关于孝是人的一切品德之根本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孝道所体现的是人性、人伦，它是一块“试金石”，在它的面前，各种阳奉阴违的骗人伎俩，都将被识破；各种表里不一的华丽外衣，都将被撕掉。我们强调在干部任用上坚持“以德为先”的原则，仿效一下古代“举孝廉”的做法，在干部考察中仔细查一查他们“八小时之外”的表现，特别是看一看他们如何对待父母，如何对待妻子儿女，这对于全面、客观、正确地识别和使用干部，是十分必要的。 四是坚守孝敬父母、忠于职守的观念，有利于养成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孝经》认为，谨慎行事，保重自己的身体，爱惜自己的名誉，不给父母造成伤害，这是尽孝的重点。如果能建功立业，从而使父母受到社会的尊重，这更是“大孝”的行为。在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另一方面，也到处充斥着诱惑和陷阱。一个人，尤其是掌握某种权力的人，如果心中有父母、有妻子儿女、有组织的重托和群众的期望，就能常怀律己之心，增强免疫力，不被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奢糜生活所击倒。古人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这是很有道理的。关于“百善孝为先”，我们已经讲得很多了。关于“万恶淫为首”，有人先是把这个“淫”字偷换概念，曲解为“男女之事”，然后批判这句话是否定人类的繁衍。这种把戏并不高明。毫无疑问，“万恶淫为首”的这个“淫”字，是指不正当的性行为，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常识。看一看如今倒下去的那一个个贪官，绝大多数都是先在“淫”字上被打开缺口，然后一步一步走上不归之路的。如此看来，把“淫”视为万恶之首，并不为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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