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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剑：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讲师，硕士生导师 从欧亚大陆的整体结构而言，内陆亚洲是一块影响世界历史走向的“枢纽地带”，麦金德（H.J.Mackinder）在1904年英俄竞逐中亚之时不无感慨地说：“当我们考虑对这个广阔的历史潮流所作的迅速回顾时，不是觉得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地理关系的持续性吗？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不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那里从古到今，一直拥有适合一种具有深远影响而又局限性质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机动性的各种条件。”这一欧亚大陆“跳动的心脏”在13~15世纪的蒙古力量鼎盛时代曾经重塑了当时的世界历史，并在之后继续深远影响着欧亚历史。 麦金德的世界岛理论 如果进一步从边疆地理关系的视角着眼，在内陆亚洲与中原之间彼此相联系的四个关键性边疆生态与文化区域之中，最关键的就是蒙古地区，这不仅在于“蒙古地区是在草原与内陆亚洲山岭中牧养畜群的游牧民族的家园。他们季节性的迁徙，游牧民族的粗放经济、低人口密度以及部落政治组织等特征，几乎在各个方面都与汉人社会大相径庭”，而且还在于其独特的地缘位置。从地理角度来看，这一区域占据着欧亚大陆中部近300万平方公里的高原地带，如格鲁塞（RenéGrousset）所言，“天山和阿尔泰山朝西北方突出的弓形和与之相对的、喜马拉雅山朝南突出的凹形合起来把突厥斯坦和蒙古利亚包围起来并使之与其他地区隔离，似乎让它们悬于四周的平原之上”，同时，这一区域又处于欧亚大草原带的东部，这也就意味着，它作为高原可以占据周边文化生态区域中的制高点位置，而作为草原，其纵贯无垠的内部交通又成为沟通周边各大文化生态区域的桥梁与纽带，因此这块区域本身在历史上一直是欧亚大陆游牧力量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并周期性地与周边的文化生态区域形成互动局面。
蒙古地区的位置并不是孤立的，在这一区域的周边，紧邻着环境各异的各大生态区域，其北部和东北部是广袤的西伯利亚森林地带，其中生活着以狩猎与驯养鹿群为生的各个部落，在历史上，这一区域由于生态和人口的限制，无法建立起有效的政权组织形式，往往只能受源自蒙古草原或者其他区域的政权组织和力量的控制。在其南部，则是中原的华北区域，一般以长城为界，但实际上，这条界限并不清晰，因为“它横跨着一个过渡区域，这一区域既生活着游牧民，也生活着农民。尽管这里没有牧地以吸引游牧民，但是中原的富庶使得这块边地成为将草原各处的部落吸引过来的一块磁石”，这一界线以南的中原地带在历史上是以农耕农业为主的文明区域，其具有发达生产力的社会样态。“将华北与蒙古地区从东到西围括起来的是东北和西域，由于其各自的混合经济，这两个地区无法明晰地归入任何阵营之中。当中原与草原联合形成强大的帝国时，这些地域就成为边疆大争斗的中心，而当集权统治瓦解时，就形成各自为政的国家。这些王国在历史上影响巨大，因为大多数成功的外族统治者并不来自蒙古高原，而是来自东北边地”。
在这当中，尽管蒙古草原并不是边疆地区最具经济潜力的区域，也没有像东北地区那样成为大多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力量的策源地，但凭借着后起的蒙古游牧力量，首次将中原与内陆亚洲广阔地域纳入一个统一的政权控制之下，形成了历史上的元朝“大中国”局面，并在之后进一步为清朝疆域版图的拓展与巩固提供了思想与实践基础，正如柯娇燕（PamelaKyleCrossley）所提示我们的，“在十八世纪，清朝与蒙古、蒙古居民以及建构出的‘蒙古’历史的关系表明了清朝统治权及其受众之间的紧张而复杂的关系。尽管在努尔哈赤时代就已暗示出清朝前辈们深知宗教对展现合法性的重要性，但主要还是林丹汗的事例教会了清朝如何在‘蒙古’获得权力。但是在权力的具体实践上，蒙古第一次被构建为黄金家族后裔的所在地，并通过转轮王崇拜反复灌输黄金家族的意识，而且蒙古语言作为历史叙述和政治话语的媒介已完全制度化并具有规劝性。清廷于十七世纪晚期和十八世纪对所有必需的重要任务（行政、利益以及历史书写）加以改进，并力图在确定他们的历史性追随者的过程中加以实践。”在传统北部游牧地域与南部农耕区域的关系方面，格鲁塞曾有一个颇具说服力的判断：“凶狠掠夺和勒索定期贡赋（就天子而言，定期贡赋被委婉地说成是表示亲善关系的礼物）交替出现，大体上已成为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7世纪中突厥-蒙古人与中国人之间关系的固定模式”。但蒙元王朝的崛起打破了这种传统的草原-中原关系模式，形成了一个更大的政治实践空间与关系视野，从此之后，具有极-极关系指向的草原-中原关系被内化为王朝-国家的内部治理关系。
历史不会停止脚步，地缘的优势也随之发生变化。随着近代铁路和火器的出现，蒙古草原上游牧力量的机动性和战斗力受到极大限制，周边文化生态区域的力量开始占据相对优势，欧亚大陆的力量策源地整体性地移出了蒙古草原，转向周边地区；而随着来自海洋殖民帝国力量的压力，又使得传统的欧亚陆上力量受到前所未有的新压力，但欧亚陆上力量的内部整合又提供了反击的能量。“蒸汽机和苏伊士运河的出现，增加了海上强国相对于陆上强国的机动性。铁路的作用主要是远洋贸易的供应者，但是现在横贯大陆的铁路改变了陆上强国的状况；铁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闭塞的欧亚心脏地带，像在没有木材或不能得到石块修筑公路的广大地区内所发挥的这种效果。”这两种力量之间的较量如今依然继续着，而蒙古草原及生活中这块地域的蒙古人的未来，也将随着这种较量的推进而逐渐获得一种新的位置。 编排：@津南笑笑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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