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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李新峰教授《论东亚史中的枢纽地带----以明代大宁为中心》原载《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7期，微信版删去注释与部分细节论述，征引请以原发表版本为准】 二十世纪初，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提出了欧亚大陆的枢纽地带这个地缘政治概念，其理论核心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主要舞台在欧亚大陆，在以往的人类历史中，欧亚大陆东部、南部和西部这些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都出现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而欧亚大陆腹心地带的自然条件相对恶劣，居住在此的游牧民族充分发挥地理环境赋予的军事机动性，多次入侵甚至控制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建立大陆霸权，所以欧亚大陆的腹心地带是决定人类地缘政治格局的枢纽地带。
历史进入航海时代和工业时代后，以英国为代表的海权国家发挥工业技术与海洋机动性的优势，成为制约大陆霸权的主要力量。但是，欧亚大陆的周边文明可以通过控制枢纽地带，发挥其区位和资源优势，建立新型的大陆霸权以与海权抗衡。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带来的后果，特别是二战后苏联霸权的建立，契合了麦金德的设想，从而使枢纽地带这一概念被地缘政治学和历史学认可，即使二战后美国海权主导世界的事实也没有削弱它的理论光芒。 但是，麦金德的枢纽地带理论，主要是通过一系列富于文学色彩的历史叙述表达的，在提炼过程中又受到强烈的现实关照（特别是对英国的海权前景的关注）的影响，在逻辑构建和实证方面尚有不少可以推敲的余地。首先，作为一个地理单元，枢纽地带的地理条件与人类活动的技术能力，究竟何者居于主导地位？其次，枢纽地带既作为大陆霸权后方腹地的防守价值，又作为威慑其他文明地带桥头堡的进攻价值，彼此互为矛盾。枢纽地带的区位、资源、机动性是否一定会成为其拥有者的优势呢？这些逻辑上的缺环，尚需通过史实分析加以充实、验证。 麦金德对人类古代史的叙述，着眼于整个欧亚大陆这个人类活动的主要舞台。可是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这两千年中，欧亚大陆边缘的各大文明地带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各自独立的分舞台。其中，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世界这个分舞台格外富于独立色彩，农业文明与北方骑马民族的对抗则是东亚历史的主要脉络之一。所以，本文选择东亚历史上的明代为例，用相对微观一些的农牧对抗史的事实，来验证枢纽地带这个概念的历史实在性与逻辑可靠性。 唐代以前，中原农业文明与北方草原游牧文明的冲突及其结果，一直主导着东亚历史的基本走向。唐代后期以来，东北地区的渔猎民族崛起，至北宋后期，强盛的女真族曾入主中原一百余年。至游牧民族建立的蒙元帝国时代，女真族在中原不复存在，但留居东北的女真人仍对草原和中原具有潜在的威胁。 明朝建立后，东亚大陆上出现了农业、游牧、渔猎三大族群集团三足鼎立的格局，有明三百年间，三方叠有盛衰，最终渔猎族群的代表满族入主中原并控制草原。在这个三方长期角逐的舞台上，位于三大族群分布区的中间地带，就是大宁地区，它不存在麦金德理论中那种成为某势力后方腹地的可能性，可是它是否曾经作为某方势力的桥头堡，发挥过历史枢纽地带的作用呢？ 大宁处于区位意义上的枢纽地带 大宁地区，指以今内蒙古宁城县为中心的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中上游地带，位于大兴安岭南端以东、燕山东端以北。从唐代后期开始，契丹族人曾以此为核心建立了横跨三大族群分布区的辽帝国；在嗣后漫长的历史角逐中，金代在此设置北京；元代设大宁路；明代始设大宁都司，后放弃。 从自然景观上看，大宁地区的森林草原地带是北方草原地带的东南边缘，与游牧民族分布区密不可分；从地貌上看，大宁位于大兴安岭以东的高平原地带，与渔猎民族分布区天然一体；从气候上看，大宁是农牧交错带中最偏东地带，温度、降水、土壤相对适宜农业开发，又与农业民族分布区有直接的关系。 对三大族群而言，大宁皆可视为边缘地带。这个边缘地带与三大区之间，多以明确的地物标志为政治、军事分界点,不妨以明初为例。
在西方和北方，大宁与草原以大兴安岭南段的山脊为军事分界线。洪武二年（1369）六月，明军常遇春部占领大宁、全宁，随即进攻滦河上游的蒙元上都开平，“进攻大兴州……大破之，擒其丞相脱火赤。遂率兵道新开岭，进攻开平。”此大兴州位于大宁、上都之间大兴安岭南段的分水岭上，是大宁地区与西方漠南草原的分界点。 洪武三年（1370）五月，明军李文忠部击破盘踞应昌路的北元政权，“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与数十骑遁去。文忠亲率精骑追之，至北庆州，不及而还。”洪武二十年（1387）五月，朱元璋说：“胡主谓我得志无意穷追，必顺遂水草，往来黑山、鱼海之间。” 次年明朝倾国北征，五月蓝玉战报称：“臣等既逾大碛，复度黑山入敌境。”“逾大碛”即渡大宁与潢河间沙地，“度黑山”即过庆州，庆州当时被视为大宁地区与北方草原的分界点。
在南方，大宁与中原以燕山为界。洪武二十年二月，明军准备经营大宁地区，“大将军宋国公冯胜等兵至通州，遣逻骑出松亭关，闻虏骑有屯庆州者，乃遣右副将军蓝玉乘大雪将轻骑往袭之。”三月，“冯胜等率师出松亭关，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峪四城，遂提兵驻于大宁。”松亭关位于燕山山脊，为中原汉地与大宁地区的传统交界点。 在东方，大宁地区的草原沿潢河铺展，与森林地带没有明显的山河阻隔，但东方仍有一个体现大宁军事地位的要地。洪武二十年，明军由大宁出发进攻松花江上游地区的纳哈出，“大将军宋国公冯胜等至辽河之东……遂进师，驻金山之西……驻师金山东北……往一秃河受其降……悉以纳哈出来降将卒妻子及其辎重俱南行……闰六月……次于金山亦迷河。”金山位于潢河即西辽河南转处，属大宁草原的东端，可以视为大宁与东北森林地带的分界点。 明初的军事行动与结果说明，如果大宁地区的势力占领庆州、大兴州、松亭关、金山这些地点，就会对其他地理单元的势力构成重大威胁。如果来自其他地理单元的势力占领这些地点，往往意味着占领大宁，进而威胁其他地理单元。所以，从区位角度看，大宁确是处于三大族群分布区之间，处于暖温带森林区、中温带森林区、中温带草原区三者之间的一个政治、军事枢纽地带。 可是，区位意义上的枢纽地带，是否一定就是历史舞台上的枢纽地带呢？一个地区地处周边强大势力之间，并不一定就具有重要意义。区位是成为枢纽地带的必要条件，但绝非充分条件，只有这个地带的经济、军事资源在当时的各方实力对比格局中得到充分利用，中间地带才有可能成为枢纽地带。 大宁地区的游牧条件不但优于漠北寒冷的干草原，也优于漠南大兴安岭以西的阴山南麓和锡林郭勒草原，其附近的平地松林更是辽金以来游牧民族的重要木材来源。对东北渔猎民族而言，这片草原则是在针叶林地区之外饲养马匹的优良牧场，与其南部的围场一带构成了纵马围猎的天堂。对中原农业民族而言，它的气候相对温和，是燕山以北最适宜农业开发的地区。 自辽金以来，东亚大陆气候变冷，各个自然景观带略有南移，大宁地区的资源对于北方民族的重要性亦有增无减。与此同时，中原民族的农业生产方式在持续向北拓展，大宁地区对中原势力的吸引力也与日俱增。另外，大宁地区又是一个易守难攻、进退有据的地区。 所以，大宁地区的独特资源和可资利用的方便程度，的确对于它周边的农耕、游牧、渔猎三方都具备足够的诱惑力。既然如此，明代的三方鼎力格局，是否真的曾经充分发掘了大宁的区位与资源潜力，使之成为历史的枢纽地带呢？ 明朝建立后，蒙元政权退至漠南草原抵抗，大宁地区控制着通往漠北东部的交通线，东方的辽阳行省在此驻扎重兵，与元顺帝所在的上都构成了东西两大据点。明朝通过两次战争，把元军逐出了大宁地区，后经反复扫荡，于洪武中期在大宁地区屯兵戍守，建为重镇。 洪武二十年，明军从大宁出发深入东北，在今吉林省的松花江流域迫降了支持北元政权的纳哈出所部，这是中原王朝的军队第一次大规模攻入如此遥远的东北森林深处，战果十分惊人。洪武二十一年（1388），明军再次从大宁出发，在遥远的捕鱼儿海（今内蒙古呼伦贝尔）消灭了北元大汗的直属部落。这是两千年农牧对抗史中中原王朝对北方民族空前绝后的一次军事胜利。 在这两次战争中，明军都是在大宁屯集重兵和物资后出发的。在此之前，明军横越大漠进攻草原曾以惨败告终，以辽东为基地北进森林也多年未果，而在占据大宁后突然大获成功。可以说，大宁的突前的、利于中原王朝军队屯守的区位，是明朝先后击败盘踞东北和草原的劲敌的基本前提。 从明代中期开始，漠北东部的蒙古人复兴南下，重占漠南，不过这时多数蒙古人还是采用冬季南下过冬、夏季北还避暑的策略。嘉靖时期，蒙古人以后来的察哈尔部为核心，把整体重心移向漠南，其中可汗所部居西拉木伦河南北，也就是大宁及以北地区。鞑靼可汗的到来，对三方格局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此前，蒙古人对明朝的压力主要来自西方的宣府、大同边外，此时东方的蓟镇、辽东压力陡增，特别是中原与辽东之间的交通受到威胁，迫使明朝在此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而在西方特别是黄土高原地区则完全陷于被动。辽东此前面对的东北方面的压力，主要来自毗邻大宁的海西女真，此时海西女真受到来自西方的威胁，实力逐渐削弱，而东方的建州女真开始坐大。 综合而言，蒙古主力入居大宁，并未对三方格局产生颠覆性影响，但产生了不小的震荡，导致中原与东北势力的内部调整。在此过程中，占据大宁无疑使蒙古人在三方博弈中占据了主动地位。 明朝末年，新兴的满洲与明朝展开了激烈的战争，满洲先占辽东，后在辽西步步紧逼，但努尔哈赤、皇太极先后在宁远、锦州受挫，无法从正面越过坚固的辽西走廊防线，而且还面临受明朝与蒙古夹攻的危险。皇太极转而改变策略，分化拉拢了大宁地区的部分蒙古部众，随即控制大宁，打开了向西通往蒙古高原的大门。皇太极由此出发，压服蒙古各部，先后四次从大宁以至大宁以西地区迂回南下，攻破长城，进入中原内陆。 这四次“入口之战”，不但消灭了来自宣府、大同的明朝劲旅，瓦解了回援京师的关宁铁骑，而且基本摧毁了明朝的华北地区，明朝的战争形势彻底恶化，直到洪承畴兵败松山，坐待灭亡。所以满洲占领大宁，实乃改变与明朝的相持态势、一举奠定进兵中原基础的关键。
与此相反，如果没有占领和经营大宁地区，三方中的两两对抗往往处于僵局之中。永乐初年，明太宗为酬谢大宁守军靖难之功，把大宁守军迁入内陆，放弃了大宁地区的屯守。北方的兀良哈部落因缘时会，经常在大宁活动，甚至通过大宁地区骚扰明朝边境，明军对此无可奈何，即使发动皇帝亲征偶有斩获，也丝毫不能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 明代中期，瓦剌一统北方草原后，也先太师的主力盘踞阴山南麓，只委派受瓦剌压制的鞑靼部众暂居此地，其势力深入东北地区，但无法对东北女真部落实施直接统治，其主力能够突破宣府、大同防线，从西南方迂回到北京城下，但无法对明朝京师形成战略包围，面对坚城只能退兵。 嘉靖、隆庆时期，阴山南麓的土默特部逐渐成为漠南蒙古中最强大的一支，但没有能力整合大宁的大汗部众，对女真部落更是鞭长莫及，虽多次突破宣府、大同甚至蓟镇的防线，再度兵临北京城下，却仍然无法从根本上威胁京师，只能大掠而去。由此可见，大宁之得失，对于明朝、蒙古人、女真人的命运确系举足轻重。 有明一代，大宁地区先后被明朝、鞑靼、满洲占领，多次引发震动东亚大陆政治格局的重大事件，充分反映了这个枢纽地带的地缘政治价值。可是，通观明代大宁的历史，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大宁在明代近三百年历史的大多数时期内，并未充分体现其枢纽地带的作用，而主要是作为各方之间的缓冲区存在。 明初的中原强大王朝、明中期的草原复兴政权、明末的东北新兴政权，当时都曾有机会把它经营成分隔、震慑乃至进攻其他两个对手的桥头堡，获得地缘上的主动权。但是，为什么在大多数时期里，三方势力没有着重经营这个至关重要的地区呢？ 大宁地区同时具有适合游牧民族、中原农业民族和东北渔猎民族生活的混合自然地理特征，三方势力即使在并不强盛的时期，也有足够的技术能力来占领、开发大宁。永乐初期放弃大宁后，明太宗旋即发动了五次北征，深入漠北寻找蒙古主力决战，此时若重占大宁并非难事。明朝前中期在西北地区广筑长城，屯田远达河西走廊、西南山区，在密迩京师的大宁地区却并未逐步拓殖，这显然也并非人力物力所限。蒙古人南下后，首要目标往往是阴山南麓甚至河套以内的鄂尔多斯高原，后来甚至深入青藏高原，但对大宁地区除了上述嘉靖时期由大汗盘踞外，多数时候也未加以关注。 这说明，三方势力在大多数时期并没有遵循占领桥头堡这个原则去改善地缘态势，他们在具体的军事、政治、开发活动中的利益考量，显然也没有受到枢纽地带的特别吸引。由此可见，在明代东亚大陆的宏观政治格局中，历史的枢纽地带这一概念，尽管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验证，但并非当时的政治博弈所主动考虑乃至无意中受其制约的事实存在，它更适宜于作为一个从独特的角度去认识、刻画历史的描述性工具，而尚且不能成为一个剖析历史变迁深层原因的解释性工具。 当然，明代大宁作为枢纽地带时起到的鲜明作用，还是凸显了这一工具的一定的解释能力。从桥头堡的角度看，强大势力占据大宁之后所获得的利益之大，出乎当事人意料，这是否意味着枢纽地带这项地理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甚至决定着历史的走向呢？ 洪武后期的两次战争，首先是明太祖在洪武五年漠北惨败后长期惨淡经营的结果，当时明朝的经济、社会状况逐步从元末战乱的破坏中恢复过来，北方边境的屯田初见成效，国内大规模移民基本完成，西南、西藏的威胁已经消除，明朝得以集中力量对北方大敌发动攻击。同时，北元政权自爱猷识理达腊去世后，内部发生了分裂，北元大汗远离了鄂尔浑河与克鲁伦河流域，局促于呼伦贝尔一带，从而给明军以可乘之机。 换言之，全盛时期的明军即使不利用大宁，从辽东向北进攻纳哈出，或者再度发动渡漠作战，也不一定就不能胜利，其实永乐时期的渡漠亲征就并未利用大宁为基地。同样，满清“入口之战”前，皇太极虽然无法在正面战场获得胜利，但已经巩固辽东、辽西，收服朝鲜、野人女真和蒙古各部，然后才从容迂回南下的。而此时，明朝早已只能被动防守，无法对孤军深入的清军造成威胁，即使皇太极只能从正面硬攻，明朝的防守体系也是岌岌可危。由此可见，战争的胜利首先是实力对比发生明显倾斜的结果，大宁枢纽地带的作用是在这个前提下才得以发挥的。 综上所述，把视野落实到明代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从大宁这个枢纽地带的历史可以发现，枢纽区位、资源等地理因素并不能构成成为枢纽地带的充分条件，地理环境只是提供了可能性，地理因素那些看上去富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仍然是在人类活动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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