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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邓石如篆书的发展历程 篆书为五体之祖，而后渐出隶、行、草、楷等书体。相对来说，学篆书和草书者虽非甚寡，然出类拔萃者罕见。原因在于，草书大家尤其是狂草大家，需要性情和法度兼备，修养与才情缺一不可。篆书较之一般书体来说，除了风格要求之外，首先是释读要求，也就是说，篆书首先必须保证文字的正确性，其难度不可小觑。在所有书体当中，篆书是使用时间最长、体系最为复杂的书体，与文字学有着天然的关系，但又有很大的不同。草书可资借鉴的资料有限，但结体处理属于动态的，不同风格的融合存在某种可能性；篆书的取法资源太过庞杂，而且是静态的，如果要形成个人风格，难度很大，尤其是原创性书家极少。 隶变之后，篆书发展进入了一个特别时期。篆书在应用范围上逐渐缩小，而后受到隶书的影响，在笔法和体式上出现变异和乖谬的现象。自汉至明的千余年时间里，篆书处于相对沉寂期，虽然不存在断代之忧，却远离了正大气象。但另一方面，书法五体之间不可分，可以相互借鉴和启发。虽然篆书的实用性没有了，因为是书体之源，故而始终不可缺席，书家既可以单纯地钻研篆书，也可以在学习其他书体时研究篆书，大有裨益。 当时间行进至清初之时，篆书的时代来临了。 首先是全国范围内“文字狱”苛政的施行，造成当时的知识分子忌惮政治，沉迷于故纸堆，造就了金石考据极其发达，为书家研究篆书提供了数量极为可观的各种资料。 其次，自汉至明的数千年时间里，篆书的低谷为清代篆书的创造性发挥提供了足够的空间。高潮和低谷总是循环往复的，书法存在着自身的调节机制，可以不断地来完善自身的选择。 再次，出现了专门致力于篆书的领军人物，这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邓石如。他是清代篆书发展的核心人物，也是整个篆书发展史中划时代的人物，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对于篆书来说，天时、地利、人和在清代都具备了，篆书迎来了新的高峰。当时小名头的篆书家有数百人之多，如此高密度实属罕见。但真正具有原创性、有开山凿石之功的首推邓石如。 邓石如的意义在于其身份的庶民性，改变甚至颠覆了惯常以来书家都是高官大僚，非文人士大夫莫属的状况，一生以一介布衣终老，蔾杖芒鞋，成为一代宗师，更具有典范价值。书法的发展经历“神性的时代”到“圣人的时代”，再从“文人的时代”过渡到“平民的时代”，成为人人可以热爱和尝试的文化艺术形式，任何人都可以一试身手，邓石如无疑示范了一种成功的方式。清代篆隶书的革新以及碑学的兴起开拓出新局面，这个盖世功勋是由邓石如悄悄在山野之中建立起来的。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云：“清代书人，公推为卓然大家的，不是东阁大学士刘墉，也不是内阁学士翁方纲，偏是那位藤杖芒鞋的邓山人。”  邓石如书《周易·说卦传》 邓石如的篆书经历了一个从继承到开创自我风标的过程。吴育《完白山人篆书双钩记》中记载了邓石如的学篆自述：“余初以少温为归，久而审其利病，于是以《国山石刻》《天发神谶文》《三公山碑》作其气，《开母石阙》致其朴，‘之罘二十八字’端其神，《石鼓文》以畅其致，彝器款识以尽其变，汉人碑额以博其体。举秦汉之际零碑断碣，靡不悉究。闭户数年，不敢是也。暇辄求规之所以圜，与方之所以为矩者以摹之。”邓石如初学李斯、李阳冰，后学《禅国山碑》《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石鼓文》及彝器款识、汉碑额等，渐次融入隶法，大胆地使用长锋软毫，提按起伏，丰富了篆书的用笔，结体灵动而千变万化，风格纵横捭阖，突破了千年来“玉箸篆”的樊篱，为清代篆书开辟了一个新天地。邓氏兼以小篆入印，强调笔意，风格雄浑古朴、刚健婀娜，书印相辅相成。特别是到了晚年，他的篆书圆涩厚重，雄浑苍茫，臻于化境，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将其推为“四体书皆国朝第一”。 来源：《中国书画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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