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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今日峤雅”展还有不少的好东西，比如有一件五代刻本的《雷峰塔经》。此经今日市场所见大多是翻刻本，而今能将原物拿出来展览，对于一般爱好者来说，这也是个开眼的机会。我问曹先生，他的主藏方面是在哪里？他告诉我说，自己收藏专搞两头，他自己对先秦文献有兴趣。当然，这不可能收藏那个时代的简牍文书，他只是在此方面搞研究。而收藏的重点，则放在了不为今日藏家所注意的民俗类书籍，包括非名著的小说以及小调、鼓词等等。另外，他对人类学也感兴趣。总之，他说自己的收藏是避开热点，专走冷门。我问他，这些物品在书店中少有出售者，他从哪里得到自己的所需呢？他说做任何事情肯定都有自己的渠道在，否则难有所成。
于是我就向曹先生请教起了得书渠道问题。一般而言，这都是藏家的一个小秘密，极少愿意跟他人分享，但曹先生讲话却有着领导口吻式的风范，他能讲出一大堆各式各样的事实，但这些事实并不涉及到他个人。这种聊天方式也同样能给我以很大的收获。他说，到拍卖会上买书不是个办法，因为那要花很高的代价，因此当地的藏书人虽然也有到拍场去买书者，但人数却不多，因为当地也有着独特的地利，那就是这里距台湾，尤其是距香港很近。
曹先生告诉我，其实香港的藏书数量并不小，大多是在解放前带走者，而今这第一代藏书家大多已经故去，书到了第二代人手中，这些人对藏书没太大兴趣，而台湾的情形也是如此，故而这些书渐渐散失了出来，但是这种书源渠道并不容易找，因为这些人卖书并不会公开地上拍，必须要透过各种关系找到卖主，方才能够成批的买到。因此曹先生认为，在这新旧交替时期，是买书的最好时节，这就如同几十年前，人们从破旧平房里迁入了楼房，也会大量买书，而这个时节一旦错过，买书就又要等几十年了。曹先生的这个方法论我在此之前还真没听别人提到过，由此可知，这也是广东人藏书的独特方式吧。
而我很好奇的问题，则是广州古籍书店哪里来的那么大量的徐信符南州书楼旧藏？在我的感觉中，中国其他地方的古籍书店所收之书，凡有钤盖“南州书楼”戳迹者都是出自广州古籍书店，杜经理称确实如此。他告诉我，在文革之后，书店到徐汤殷家拉回了两车线装书。杜经理强调，这两辆车是大型的解放牌，每车的载重量都有几吨重，因此这些书连换带卖，一直卖到了今天，库中仍然还有一些库存。 关于南州书楼藏书的故事我当然很熟悉。十几年前，我曾来广州寻找此楼，然我眼前所见，这个楼已经拆的没有了痕迹，变成了一条宽阔的大马路，但在查证史料时，我却把它的藏书故事梳理了一过。抗战爆发时，徐信符当时在中山大学任教，学校为了避免损失，准备将校址先迁往罗定，但徐信符认为自己上了年纪，故不想跟着学校一同迁移，于是全家转移到了香港，他把自己藏书中的最重要部分也运了出去，这些书寄存于香港冯平山图书馆。但而后因为生活困难，徐信符把一部分书卖出，得钱来再此生活。而后其家又迁到了澳门，在澳门也卖出了一些书。看来藏书还真有个好处，那就是在经济上遇到困难时，可以售书以救急。
那时的南州书楼精品部分都寄存在香港，这批书受到了不同部门的关注。当时伦敦东方图书馆曾提出整批收购，而后傅斯年也来到香港劝徐信符将书售给台湾当局，最终也未能谈成，而后林语堂也来到香港跟徐信符商量将这些书卖给新加坡大学，同样也未能达成协议。而徐信符去世之后，就由他的两个女儿在香港保管。但此两女对书不懂，而后传来日本派人前来香港商谈收购这批书的事情。1961年，广东省委闻听此事之后，有意把这批书收回来，于是当时的广州市市长朱光就约见了徐汤殷，当时徐汤殷留在了广州，经说服之后，就派徐汤殷专程赴港说前他的姐姐，把书卖给广州。几经商谈，这批书终于买了回来，而徐汤殷也就留在了香港。
从以上的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南州书楼的旧藏除了徐信符在世时出让了一部分，余外基本上卖给了广州市，也就在藏在了而今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善本库内。那市面上见到的这些南州书楼旧藏是怎样散失出来的呢？我所查得的资料，是徐汤殷突发疾病，逝世于香港，而他的女儿则前来广州把剩余的那部分线装书全部卖给了广州古籍书店。但杜经理说，剩在广州的那批书是徐汤殷自己回来卖给书店者，然而这批书卖完之后，他发现自己回不了香港了，因为他当年从广州赴港就没有正式的手续，书卖了，但人回不去了，这让徐汤殷恐惧了起来，于是他就到处活动，找到各种关系，他送出的礼品就是南州书楼所藏的善本。经过一番活动，徐汤殷终于回到了香港，然此后不久，他却因脑溢血去世了。
杜经理告诉我，古籍书店收购南州书楼的那批书他不是当事人，这些细节都是老店员向他讲述者。但是当地的另一位大藏家潘锡基的旧藏却是他曾经手者，那已经是九十年代初期的事情。最初他在店内搞收购时，有两位妇女每过一段就拿来一些古书、碑帖或者字画让杜经理做价，杜每次都其收购下来。来的次数多了，杜就问这两个女人家里还有多少藏品，两人说还有很多很多。于是杜经理说，既然如此，那就不用你们辛苦地一点点搬运了，我可以上门收购。两女闻听此言大感高兴，她们说早知道如此，就不费这么大气力了。因为她二人认为店里的人不可能上门去搞收购。
杜经理说，来到了这两个女人家，方得知此两女就是大收藏家潘锡基的女儿们，此时潘锡基早已去世，此两女准备搬进楼房内居住，但是不愿意把这些破烂东西搬进新房子，于是就想办法将其处理掉。杜的到来让两女很高兴，她们带杜来到收藏的阁楼内，杜看到在此堆满了藏品，于是就找来辆面包车，一车车地往回拉，竟然拉了三车还有富裕，这可是古籍书店的一大收获。
杜经理说，因为这些藏品保存不善，大多都有了虫蛀，但里面的好东西确实不少，里面有许多的碑帖为整裱本，并且大多有名家的题跋，他印象最深者里面有一件上面有桂馥的满跋。而后为了整理这些物品也下了不少的工夫，其中还找到了一册宋版的医书，但杜经理强调，他不确定这册医书是不是从潘锡基家征集而来者了，因为他是从库房的藏书堆里翻出来的。而后嘉德的拓晓堂来到了这里，将此书征集去，在拍场上卖出了一个好价钱，因为此书上面有宋代的牌记。他说的这件事我有印象，当时这也是我的欲得品之一，然而在拍卖现场可惜力不如人，被一位从未出现在拍场上的小伙子拿下。此人拍得此书后，转身就离开了现场，看来是有备而来，也很可能是一位代拍者。而今这难得一见的宋版医书再未出现在拍场之上，不知落到了什么人手里。冤有头，债有主，没想到那册宋版竟然出自此店。
“这样的大漏儿再不可能捡到了”，这是我今天跟杜经理聊天听他说到最多的一句话。难道藏书的好时代真的过去了？我是一位当局者，其实我不能客观地看待和评价这件事，但我总觉得，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当然了，在信息和网络时代，能领三、五年的风骚已经可谓一万年太久，不知何进又走进了下一个轮回。这就如曹其文先生所言，香港和台湾的藏家已经进入了换代期，而中国大陆何年迈入这个节奏？我却难以做出相应的预测。
曹先生插言说，潘锡基在当地的收藏很有名气，并且他兄弟二人都是收藏家，且两人的收藏并非大款式的胡乱买，他们都有自己的深入研究，这种藏家其实最为难得。虽然难得，但他一生的心血不也就被他的两个女儿做了如此的处理，虽然这个处理让杜经理很高兴，但我听来多少还是有些感慨。曹先生同意我的这个说法，他说，如何能安排好藏品的身后事，这确实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他又用着领导讲话的姿态，对此事做着高度的总结性概括。我向他请教，而今当地的藏书家有否藏有所成者？他告诉我，本地有位叫叶天军的先生收藏很有实力，他专藏稿抄校本；还有一位陈俊宝者，藏书以数量著称。
曹先生还给我讲述了另外当地一位藏书家独特的经历，他首先问我，是否注意到了泰和嘉诚拍卖公司以及其他的几家公司近两年在不断地上拍董作宾的旧藏？我说，确实如此，所上拍者大多是散篇，尤其甲骨拓片居多，并且上面大多有董作宾的跋语，我只是奇怪为什么这些东西源源不断地拍不完？曹先生告诉我，所有董作宾的旧藏之物其实全都是广州一个人送拍者，而此人的这些物品全部是从台湾买回来的。
这位张姓买家某次前往台湾的古玩市场，那天在市场上因为游客少，他看见一个老头在长椅上睡觉，而其身上盖着的被子却落到了地上，于是张先生顺手把被子拿起来，轻轻地盖在了这位老人的身上。这个动作还是让老人醒了过来，老人谢过了这位年轻人，刚一对谈，老人就听出这位张先生有山东口音，这让老人很高兴，因为遇到了同乡。二人攀谈一番，张先生说自己想来此收购一些相关的文物，老人闻此之后就把张先生带到了自己家里。其家有不少的线装书，张先生第一次就在此老人家花了30万人民币。而后随着交往，老人又把张先生带到了董作宾、傅斯年等人的家中。自此之后，这些东西就被张先生源源不断地收购来，送到了拍场上，而张先生的古籍经营实业也就迅速地做大了起来。
曹先生说，这位张先生近来又转移了经营视角。他说，现在拍场上出现了不少西文关于中国事物的书，这些书也有许多是张先生所送拍者，最初这位张先生是跑到法、英、德等国去收购，而后生意做大了，他息张罗不过来，于是就在这个国家各派一人专门替他收购这一类的书，而张先生坐阵中国负责总控，平均每个月买入此类书花到了200万人民币，成为了广州市经营古书者最成功的一位。曹先生给我讲述的这些故事是我所未曾听闻者，看来各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机遇和诀窍在，每个人的成功并不能将其归结为偶然，像张先生这样的范例，其实从人性角度来解读，即使他经营古书没有这么好的机遇，以他的人品及其他的经营思路，他靠其他的门类也同样能够成功。
谈到经营，杜经理说现在开古籍书店并不容易，他从1984年走进这个行业，他认为近几年是经营最困难的时期，除了经济大环境的原因，另外还有政府扶持不够的问题，比如他所管理的古籍书店经营了这么多年，他仍然有交利润的任务在，而库中所存的善本卖一部少一部，为了不让库存枯竭，他需要自己去找货源。在信息如此发达的社会里，能够以好的价钱成批的收到旧藏，已经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杜经理说，本店人员最多时达到了70多人，但早期因为古书买卖都很容易，因此有这么多人也并不觉得是负担，虽然现在有些员工已经退休，但在人员开支方面仍是本店的一大负担。杜经理坦言，现在做新书没有利润，经营新书就是为了做码洋，但旧书利润虽然不低，但是码洋数又太少，唯有卖古书最能出码洋也能出利润，但是也最难收购，他期待着政府能够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以扶持这个行业，得以长久的存在下去。
而后我请杜经理拿出一些古书来拍。我看到那些书的标价大多都高于行市，这么高的价钱不知道如何能销售的掉。但杜经理说，如果标便宜价钱，库存很快就卖光了，今后本店怎样生存呢？看来买家和卖家的立场能够达到矛盾的统一，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曹先生也笑称，现在到店里来更多的是谈谈书界的故事，要想在这里捡漏儿，已经完全没有了可能，所以古籍书籍这个店堂大多成了书友们的聚会之点，在这里谈书、聊书，的确是件快乐之事。
我问曹先生，本地是否成立过跟藏书有关的组织？他说，没有，但每年曹先生都召集书友们搞一次聚会，以此交流信息。他还告诉我，自己曾办过一份收藏报，名字叫《锦灰堆》，但因为工作忙，来不及操办，后来也停刊了。但他觉得，藏书之事今后肯定还会更加兴旺，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入了这个行业。他的乐观让我听来很受鼓舞，真希望若干年后我再次来到这里时能够看到一大帮爱书人在一起其乐融融地胡吹乱侃，这才是生活的乐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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