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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四”字十分常用，比如“四大名著”、“四大发明”、“四面八方”、“四海为家”、“文房四宝”、“四季”、“四肢”等等，然而中国人也一直介意和避讳“四”字，“四”跟“死”因为音相同而不吉利。但也有人觉得这说法简直荒谬绝伦、毫无道理，纯属“封建迷信”，如果说同音就不吉利，那么“四”从音乐的角度还念“发”呢，是不是就可以反说是吉利呢？其实说“四”同“死”还是另有原因的，并非仅仅同音那么简单。 对于“死”的诠释，《庄子·知北游》中是这么说的：“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这倒有些类似于现代人说的“人活一口气”。对于“死”的写法，还可再参看下古人对于“死”的草书： 事实上这里面参杂了古人对于“死”的另一种见解。“死”的草书左边是一个“子”字，而右边是一个“巳”字。《增韵》中以为“阳气生于子，终于巳。巳者，终巳也，象阳气既极回复之形，故又为终巳字”。秋冬阴渐，至于冬至子月阴气到达极点，物极必反，故而一阳生；春夏阳进，到达夏至午月是阳气到达极点，故而一阴生。年复一年，都是如此周而复始。因此说，“阳气生于子，终于巳。巳者，终巳也”，巳为阳气之终，故也为死。明末壬家陈公献在《大六壬指南》中解释“子巳相加为阳（生）临阳绝”，又说“子巳相加，合为死字”。 《说文》以为“巳也。四月阳气巳出，阴气巳藏，万物皆成文章，故巳为蛇，象形。”《史记·律书》说“巳者，言阳气之已尽也”。可见，“已”字跟“巳”其实是同义。《前汉·律历志》说“振美于辰，已盛于巳”。《释名》说“已也，如出有所为，毕已复还而入也”。《玉篇》认为“已”是“止也，毕也，讫也。”由此可知，“巳”为终止的意思应无疑了。 夏历以寅月为正月，卯为二月。而巳为四月，午为五月。许慎在《说文》里对于“五”的释读更是认为直接等于“午”：“五，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闲交午也”。“四”故然与“巳”通意而有了终止，死亡的意味。 在数字“四”的演变过程中，中外的步伐似乎出奇一致。于甲骨文中大部分的写法还是延续了“一”“二”“三”的单划写法，而金文铭文中却大有改变： “四”的甲骨文（左）金文（右） 而同样古罗马人最常用的表示4的方法是IIII、所以一直以来，IV的设计风格经常遭到“正统论者”的强烈抗议。乔治敦大学古典文献学教授兼教务长詹姆斯·奥东奈尔说，尽管古罗马人有时为了节省空间会把4写作IV，但这种简写直到中世纪才流行起来，事实上这种写法并不正规。 从单划写法上来看，数字“四”似乎像是某种认知的终结，但同时确实也是无法再简单的依靠增加单划从而扩展到更多的数字了。 李零先生在《中国方术正考》中认为“中国古代数学有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十进制数学，一个系统是四进制数学”，“十进制是“合五成十”的概念（来源于两手手指来计数的原始方法）为基础”，他认为“四进制的因素皆与空间划分有关”，比如“中国古代军队”是以“左、右、前、后加中央为‘伍’，合‘伍’成‘什’”，他说“虽然古代的四进制发展到后来，往往都被十进制所取代，但唯独在时间系统中，它却始终保持着原有的特点”，古时有将一日按子、卯、午、酉分为“夜半”、“平旦”、“日中”、“日入”（六壬式盘地盘背面铭文），或“朝、昼、昏、夜”（《淮南子·天文》）。 李守力先生在《周易密钥》中以为“中国古代有两种象数体系：四象八卦体系和五行干支体系。四象八卦体系发源于上古中原文化，五行干支体系发源于上古东夷文化”，而四象体系划分季节是四季：春——少阳，夏——太阳，秋——少阴，冬——太阴，而五行体系即河图五行历法，即五季：春木、夏火、长夏土、秋金、冬水。此后按阴阳分为十天干，即一年十月的太阳历：甲乙木春季，丙丁火夏季，戊己土长夏，庚辛金秋季，壬癸水冬季。“土”无疑是中间的季节。“中”无疑有“和”之义，帛本《老子》云“中气以为和”。 黄炎蚩三大部落统一后的四象五行整合，这项工作是由黄帝的“文化部长”——史官仓颉、容成氏、大挠氏等人完成，仓颉原是东夷部落的最高文化长官，他以东夷的五行体系为体（本质），以四象为用（外形），将四象五行整合为河图五行。四象体系偏重于四方、四面的空间对待，五行体系偏重于五季的时间流行，而长夏土居五季之中。四象与五行的整合，实际上完成了时间与空间的二合一。 对于现今所用的“四”字，《说文》云“囗，四方也。八，别也。囗中八，象四分之形”。以为“四”是分别四方的意思，这无疑是符合道理的。“四”是以单划来表示数字的一个终结，同时也或许是因为此时古人对于处于中宫的“五”（即“我”）还没有足够的意识所导致的。 由上文论述可知，“四”与“死”的关系之所以如此密切，同音固然只是一部分原因，但其实更主要还是因为它们的含义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有相通关系，即都能表示终止、终结的意思。因此说，“四”通于“死”还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并不能简单的认为是“迷信”。至今科学上仍旧无法解释的地方和尚且未知的领域还有很多，但如果所有无法解读的地方都这样草率的下一个“迷信”的定义，这本身就不符合科学其本质严谨和开放的研究态度，反而又将陷入另一种新的“迷信”——即现有的“科学”。或许在未来几十年后，科学和文明进入了另一个层次的高度后再回头重视，会觉得曾经的这种短视的“迷信”很可笑。钱穆先生曾经说过：“我们对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之评价，不能单就眼前所见作评判的定律。我们应懂得会通历史全部过程，回头从远处看，向前亦往远处看，才能有所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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