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自利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亚当·斯密那句“我们每天所需的饮食，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估计每位学过经济学的人都耳熟能详。所谓自利，是指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和倾向。从生物学角度看，“自私”和“自利”都是中性概念，对于动物来说，利益就是生存机会，它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增加这种利益，说它自私和自利是一回事。但在人类社会中，利益的内容更加广泛。一个人的利益可以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来实现，也可以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达到。所以，根据追求私利的程度深浅之分，自利可分为三种：程度最强烈的是投机，最弱的（实际上就是不去投机）是顺从，介于两者之间的则是简单的自私自利。 人真的是自利的吗？自利就是自私吗？如何解释人的利他行为？诸如此类关乎自利假设 “合法性”的问题不是本文关注的话题。我思考的问题是：经济学让人更自私吗？这是一次自我折磨的思想之旅。思想越深入，心情越压抑！思想的起源往往来自茶余饭后的轻松阅读。已记不清是何时看到《经济学家的秘密》这篇短文，但它点燃的火花却埋下了思想的种子。网上查阅不到作者贾斯汀·拉哈特的个人信息，原因可能是文章只提供了中文姓名，而无英文原名。好在这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作者提出的论点：“经济学家一般都是吝啬鬼。”为了说明自己的论点，作者列举了不少大牌经济学家的逸闻趣事。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作家维吉尼娅·伍尔芙（Virginia Woolf）在参加了经济学大师凯恩斯请客的晚饭后曾抱怨说，客人们恨不得“把松鸡骨头啃干净，因为11个人只有三只鸡”。已故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则总是用对方付费的电话回复记者。经济学家的孩子则对省钱达人父母的行径见怪不怪。萝伦·韦伯（Lauren Weber）在新书《抠门至上》（In Cheap We Trust）中说，她的经济学家父亲把暖气调得很低很低，以致其母亲威胁说要带孩子们到汽车旅馆过夜，最终他父亲投降，因为外宿更贵。经济学家保罗·卡斯里尔（Paul Kasriel）的女儿玛萨·卡斯里尔（Marisa Kasriel）道出了她父亲“为节省一美元”而下的工夫：买杂货店的便宜货，穿杂牌网球鞋，用胶带遮盖旧车仪表板“引擎检查”的坏灯。西北大学经济学家戈登(Robert Gordon)为了省五块美金，宁愿多花半小时去较远的超市购物。 或许，还可以列举出更多“抠门经济学家”的逸闻趣事。但是，从研究方法论角度看，这种“归纳法”很难从逻辑上得出“经济学家都是吝啬鬼”这种一般性结论，当然，更不能从中推导出经济学让人更自私。毕竟，无论我们观察到多少“白天鹅”，也不能排除“黑天鹅”的存在！说不定，“抠门经济学家”之所“抠门”，不是经济学的影响，而是其个性使然，抑或是别有他意呢！比如，“科斯的雨伞”， “用了四十年，最近坏了，在美国我找不到修理雨伞的人，所以要把它带到伦敦去。”估计是这把雨伞寄托了科斯本人的某些感情或回忆吧。既然“逸闻趣事”难以从逻辑上对我们思考的问题给出答案，那就让我们看看经济学家们实验研究的结果吧。经济学家安东尼 M. 耶策（Anthony M. Yezer）、罗伯特 S. 戈德法布（Robert S. Goldfarb）和保罗 J. 波彭（Paul J. Poppen）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进行了一项研究，调查两个问题：（1）当被问及在假定情境中的行为时，与非经济学学生相比，经济学学生是否认为自己学了这门课程后变得更加自私？（2）观察学生的实际行为，经济学学生是否确实更自私？表1比较了经济学班级与非经济学班级中自报为不自私的学生人数。问卷要求每个学生回答：如果他收到一张金额大大低于他应付数目的支票，他有多大的可能性会自愿要求按正确数额付款。同样的问题分别在课程开始时（“前”）和课程结束时（“后”）各问一次。虽然表中数据反映的差别很小，但还是微弱地支持了这个论点：经济学教育导致学生更自私！ 调查者又继续做了一项更重要的实验，这次用真钱来实验。把装有10美元现钞的信封“遗失”在经济学与非经济学班级的教室里。每个信封上都填上了地址，贴了邮票，还有附注说明这些钱是一笔还贷的款项。由于信封上已经填了地址，贴了邮票，不自私的人要做的只是把信封封上，投入邮筒。自私的人则会把钱据为己有。调查者在经济学与非经济学班级的教室分别放了32个信封。结果如表2所示：一旦要就真实的金钱利害关系进行决策，会做出自私行为的经济学学生并不多。调查者认为，表2与表1的结果相反，这也许只能说明，经济学学生更坦白，承认自己有时会做出自私的行为。但我想，这种结果差异，是否是由于实验不够精致所引致呢？比如，实验分组只是经济学与非经济学之分，没有考虑到各个组别之内学生的财务状况、文化背景、年龄大小等个体差异。合理猜测，财务状况越宽裕的学生，无论专业如何，把10美元据为己有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亦然。再如，实验金额仅仅是10美元，倘若金额提高至1000美元，结果又会如何呢？ 让我们看另外一些实验结果。这些实验都是围绕最后通牒讨价还价博弈展开的。这是一种两名参与者博弈。并且在大部分这类博弈，都包括一名提议者（P）和一名回应者（R）。P提议支付一定数量美元给R，自己留下剩余美元，R可以接受这一提议，也可以不接受但会使双方一无所获。卡特和艾恩斯（Carter & Irons）在其研究中发现，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分出的金额要比其他专业的学生低7%，而索要的金额要高7%。但是，这种专业之间的差异性无论对于大学新生还是毕业生来说都是存在的，因而这两位学者认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天生就是利己的，而不是受专业影响所致。但其他一些研究表明，无论是分出额还是最小可接受分出额，经济学和其他专业的学生都不存在差异（Eckel & Grossman,1996a; Kagel ,Kim & Moser,1996），甚至还有两项研究证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分出金额时要更慷慨一些（Kahneman, Knetsch & Thaler,1986a; Frey & Bohnet,1995）。简而言之，归纳已有实验结果，我们还无法就经济学是否让人更自私得到确定性的结论。但是，在阅读了行为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的新著《思考，快与慢》之后，我对上述结论的认同发生了动摇！在20世纪80年代，心理学家发现，看到一个词时，人的思维就会立刻产生变化，同时，很多相关词汇会被激发出来。比如，当你最近看到或听到“喝”这个词，你可能会填上“汤”字而不会填成“场”。心理学家将此现象称为启动效应，也就是说，“喝”这个概念在“汤”之前出现。我们原以为自己做出的判断和选择是有意识且自主的，但关于启动效应的研究所带来的发现却颠覆了我们此前的认识。例如，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投票选举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它反映了人们对政策的认可程度与评价，不会受到不相关事物的影响。比如，投票不应受到投票地点的影响，但事实上这个因素却实实在在影响了投票结果。一项关于2000年亚利桑那州选区投票模式的研究表明，当投票站设在某个学校时，加大教育投入力度议案的支持率就会比投票站设在附近其他地方要高。还有一项实验表明，当人们看到教室和学校储物柜的一些照片时，他们往往也倾向于支持关于教育的提案。这些图片对这些受试者的影响比其他家长或其他选民与他们的意见分歧对其产生的影响还要大！回到本文的主题，启动效应的研究表明：脑海中总有钱的概念的人更自私：他们更不愿花时间去帮助另外那位假装对实验任务不大清楚的学生。当一位研究人员不小心将一捆铅笔掉到地板上时，脑子里想着钱的那些受试者捡起的笔相对较少。在另一项实验中，受试者得知他们过会儿会和另一个人进行一次简短交谈，彼此熟悉一下，他们负责摆两把椅子，而研究人员则离开去找那个人。潜意识里有钱这一概念的受试者摆放椅子的距离（118厘米）会比没有这一概念的人摆放的距离（80厘米）更远。那些满脑子都是钱的受试者表现出更强烈的独处意愿。上述所有研究有一个共同主题，即钱这一概念会滋生个人主义：不愿和他人在一起，不愿依赖他人，也不愿接受他人的请求。心理学家凯瑟琳·沃斯（Kathleen Vohs）完成了这项意义重大的研究，她的发现表明，当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中有很多能让人想起钱的事物时，这些事物会以我们意识不到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和态度！关于启动效应的各项研究，人们的反应通常是将信将疑。但正如卡尼曼所强调的那样，“这些结果不是捏造出来的，也不是统计上的偶然现象。你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些研究的主要结论是正确的这一事实。更重要的是，你必须承认这些结论对你自己也是正确的。如果你看到电脑屏保上有浮动的美钞，你帮那位笨手笨脚的陌生人捡起的铅笔数量可能比你没看到这些钱时更少。”是的，启动效应适用于每一个人。由此推论，那些奉自利为经济学假设，满脑子“钱”的经济学学生，能不比其他专业的学生更自私？启动效应的存在意味着，经济学学生更自私，不一定是自主选择的结果，甚至是其无意识的结果。客观地讲，经济学人并非一无是处。比如，与其他专业人士相比，经济学人更懂得成本的含义，更尊重时间价值，更善于利用劳动分工与比较优势，等等。但是，倘若由于启动效应的存在，经济学让人更自私，那么，像我这样在课堂上教授经济学的人，岂不就是在向社会培养一批批自私的人？这结论让我心痛，也难以接受，但却是不得不面对的逻辑推论。经济学教育的价值何在？确实值得每一位经济学教育者深思。当然，倘若经济学让人更自私成立，其一般化的结论是：学科影响人性，也就是说，不同学科的教育与学习会让人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取向与选择。这也就意味着，伦理学会让人更关注公平，法学会让人更重视正义，文学会让人更浪漫，等等。所以，为防止经济学人的自私，必须在经济学教育与学习中更加重视“公平、正义、善良”等学科的教育与学习。作为一名经济学的学习与教育者，我不想自己成为一位自私的人，更不想教出一批批自私的学生！[1]《隋书·食货志》：旧制，未娶者输半床租调，阳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有司劾之，帝以为生事，由是奸欺尤甚。户口租调，十亡六七。[2]《隋书·食货志》：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
[4] 国土资源部，《2013中国国土资源公报》。
[5] 《隋书·食货志》：十三年，帝命杨素出，于岐州北造仁寿宫。……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敝颠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宫成，帝行幸焉。时方暑月，而死人相次于道，素乃一切焚除之。
[6]《隋书·食货志》：十二年，有司上言，库藏皆满。帝曰：“朕既薄赋于人，又大经赐用，何得尔也？”对曰：“用处常出，纳处常入。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曾无减损。”
刘宝宏，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
文章来自《经济学家茶座》第60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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