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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进入瑶山时，正值马林诺夫斯基进入超卜连岛19年整。在成为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之前，费孝通正进行着一系列有系统的研究———这些研究后来被马林诺夫斯基称为在人类学史上开辟了一条新径。 要充分了解中国，从边境“简单社区”开始研究 瑶山调查是费孝通踏上长达75年社会人类学探索征程的起点，也是形成他多元参照、互动认知思考问题方式的开始。从此，他形成文化反思、文化自觉、文化对话的思想风格。 促成费孝通与王同惠这次人类学调查的原因很多，诸如，为了解中国境内各民族矛盾的“事实之真象”，为摆脱当时中国社会学研究气氛带来的“苦闷”，接受导师史禄国教授的建议，以及得到张君劢支持与牵线搭桥，等等。不过，本文主要想探索他们在瑶山调查中使用的理论和方法。 在费孝通和王同惠赴广西瑶山之前，根据吴文藻后来的追述，“我们有过多次谈话，大家都是很热烈，很兴奋。我们都认为要充分了解中国，必须研究中国全部，包括许多非汉民族在内……”的人群和社会组织。当时，全面把握整个中国社会似乎是费孝通和他的师友们研究中国社会的基本目标———“我们以为欲彻底明了中国现代社会的真象和全相，除了研究汉族在边陲的华侨社区，在内陆的农村社区，在沿海的都市社区，和在海外的华侨社区外，必须迅速的同时研究中国境内各种非汉族团的地方社区;因为满、蒙、回、藏以及西南诸土著民族，均为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在过去和现在，均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自应列入整个社区研究和国家计划范围之内。” 就费孝通来说，把认识全中国作为自己研究社会的理想由来已久，他在几年前就已有这个思想。在研究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情况中，他就发现“中国文化是一个极复杂的结构”，这种复杂性一方面导源于中国的悠久历史，另一方面则导源于现时代中国由于内外矛盾而发生的“激变”。他写道，中国文化“就是它的复杂性，不但地域上有不同文化形式的存在，就是在一个形式中，内容亦极错综”。这批有志于认识中国社会的人，不仅仅局限于学术和社区研究，更立足于将民族问题作为国家事务的一部分，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与英国学者那场“缺席的对话”。 在《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1933)和《分析中华民族人种成分的方法和尝试》(1934)这两篇文章中，费孝通暗含了这种思想，即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由于相互融合，都在自己现有的文化中保留着其他民族的文化。在瑶山调查时，他进一步把这一思想明确为:“现在遗留在边境上的非汉族，他们的文化结构，并不是和我们汉族本部文化毫不相关的。他们不但保存着我们历史的人民和文化，而且，即在目前，在族团的接触中相互发生极深刻的影响。”这里的文化是一组特定族群共有的信念，包括信仰、情绪、情感、思想和价值、风俗习惯，并通过人们的行为现出来。 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自古以来就生生不息，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国文化的这些认识客观上促成了费孝通先首着手从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自己的研究。他后来写道:“在这种困难之下，使我们想到边境上比较简单的社区中去，开始我们的工作。” 决定费孝通从简单社区开始的动因是他的“体察”方法。“体察”方法，又被称为“局内人”研究方法。费孝通早期学术活动中形成的方法从三个方面决定了他必须先从简单社区着手工作: 第一，关于社会的整体性。每一文化要素只有在整体中才能显示自己的价值。他写道，“文化组织中各部分间具有微妙的搭配，在这搭配中的各部分并没有自身的价值，只有在这搭配里才有它的功能，所以要批评文化的任何部分，不能不先理清这个网络，认识它们所有相对的功能，然后才能恰得要处。”后来，吴文藻对费孝通的这个观点以及进入瑶山的动机又作了更进一步的解释:“在一个极简单的族团中，人口稀少，土地狭窄，生活技能都简陋，因而在文化上，亦常呈一种较紧凑的现象。这种文化上高度的‘有机的统一性，，非内陆较大的村落社区所可以比拟的。这种社会各部的相关性和一贯性，都可以由‘局内观察，得来。”“局内观察”也就是“体察”，几乎成为当时燕京社会学社的主要研究方法，而瑶山调查则是这种方法的首次偿试。后来林耀华的闽村调查，廖太初的华北农村教育调查等，都是这种方法的展示。 第二，“体察”方法是人类学家研究其他民族采用的基本方法，马林诺夫斯基在超卜连岛最成功地使用了这种方法。马林诺夫斯基开启了人类学家必须亲身长期实地观察的先河，他认为，研究者必须与被研究者长期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用同一种语言交流，对于自己周围所发生的一切:琐碎的生活细节和有影响的重大事件，都作详细观察和记录，从中体察到人的心态。但是，马林诺夫斯基的方法都是在对其他民族文化研究中应用的，一旦将其应用于本民族情况会怎么样? 费孝通当时考虑到，“一个生长在某一文化中的人，好像鱼在水中，很不容易得到一个客观的态度。”这里，他又回到了他关于社会态度的理论。他认为:“在研究自己的心理状态时，自省法最是难用”，所以费孝通主张，人类学者在研究本民族的文化时“要练习禅般的受严格训练”，“训练的方法就是多观察几个和自身不同的文化结构”。 费孝通进入瑶山时，正值马林诺夫斯基进入超卜连岛19年整。在成为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之前，费孝通正进行着一系列有系统的研究———这些研究后来被马林诺夫斯基称为在人类学史上开辟了一条新径。瑶山调查仅仅是开始，对于中国社会学者来说，吴文藻称瑶山调查为“立下了社区研究的基石”。 体质测量和社会组织研究 人们现在看到的《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并不是计划中的瑶山调查的全部，由于王同惠溺水而亡，费孝通严重受伤，瑶山调查在时间上仅仅进行了预定计划中的一部分。但他们的报告依然能够提供一个社区研究的“实例”。 通过《桂行通讯》可以看到，从研究内容上，瑶山调查试图在实地展开费孝通早期研究的基本构架———关于中国社会和文化情况的全面认知，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费孝通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时期两项主要研究活动的延伸———人体测量和社会组织的研究，也即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 1935年9月，费孝通和王同惠到达南宁后即向广西省政府提交了 《广西省人种及特种民族社会组织及其他文化特征研究计划》，拟将人种研究和社会组织研究作为此次调查的核心。他们关于人种研究目的有两个，一方面是以正确的数字确定人种的体型类别，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人种的研究来了解中华民族的交流、迁移和融合。费孝通说道:“人种研究之目的，除以正确规定人种体型类别外，尚可藉以说明了中国民族、迁移之大势，及各族分布交融同化之概况。” 在人体测量对象的选择中，除了考虑民族因素，费孝通还将不同职业的人列入测量计划开展调查，“此即为社会选择也”。这实际上道出了他的另一个目的，即试图通过社会选择研究社会组织。这年春天，费孝通写了一篇题为 《体质研究与社会选择》的文章，阐述了社会组织、社会分工、生产方式与人的生物基础之间的关系。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人类所以能有种种文化上的建设是靠了能获得分工的利益”，“在分工合作里，一方使人类的能力能产生较大的动力，一方使各分子互相依赖而坚强其社会组织”。在费孝通看来，文化、社会组织是和分工相联系的，而且从“人种分布的研究”中可以认识“各种各类”人种“在团体中的分布”，进而也可以认识社会，因为“一个社会，如上所述，是一个分工的组织，在分工的组织中需要各种体型的人”，这样，他将体质研究与社会组织研究在深层中打通了。 费孝通的体质测量和社会组织研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认识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变迁与变异，但它分属两个不同的问题。问题不同，采用的方法也不同。瑶山调查中的分工是，费孝通以人体测量为主，事实上，在人体测量的同时，他也进行了大量的社会组织和文化研究;王同惠以研究社会组织为主，其天才的语言能力保证了调查的顺利进行。到瑶山后，她“不久就学会了山里的普通话，没有她，这研究显然是毫无结果”。每一部分的调查完成后，费孝通和王同惠总是要讨论，交换意见。费孝通采用了他在《中华民族人种研究的方法和尝试》 中阐述的方法进行人体测量。人体测量的要求使费孝通不可能固定居住在一个社区，必须来往于各村寨之间。他写道:“要研究广西人类学一定要以县、或更小的区域作单位。这一次的研究计划就包括在瑶山附近的各县的人体测量工作。”从9月中旬到12月初，他的人体 测量取得大量数据，仅在花篮瑶就测量了300多人。遗憾的是，因材料失散，现已无从对其进行分析。但从《桂行通讯》的许多零散描述中，可以看到这些材料的价值。在南宁测完人体后，费孝通曾初步推断:“他们在体高和头形指数的关联表上所处的地位颇近于高丽华东人民，似多B类，现在材料尚少，不敢作何结论，但此已引起我们极有意义的推想了。”在象县，他又写道:象县测量所得人体的体高和头形指数的“平均数已经足以见到广西人体质和华北、华东甚至广东的相差甚大了”。 体质测量固然不需要参与观察，也无需“体悉”被研究者的行为和心理状态，但它要求研究者有一种正确的伦理态度。当向导对当地村民解释调查的理由时说，对他们进行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看看是否有病，以备下次带药来”时，费孝通表示了自己的不认同，他认为“欺人的事毕竟是做不得”，体现了人类学家的良知。 有许多研究方法可能使对象受到欺骗，其中之一是不告诉他们有关研究的事实或获得他们的许诺，就对他们直接研究。一般地说，欺骗在社会调查中并不多见，在心理学和社会实验中却普遍存在。社会研究并非完全否认“欺骗”，这要看研究的问题，尤其是社会态度的研究往往会发生这一情况。 社会组织研究是瑶山调查计划的第二部分，当然其中还包含“其他文化特性之研究”。他们原设想主要研究行政组织，“即省县政府治苗实况，与土司对苗头之统治情形”，但由于时间限制，他们不得不“择期与省行政上有密切关系之问题为主”。他们计划中的社会组织研究方法是，“与相关政府询问调查考核”和“以局内观察记录”。文化特性的研究包括，“人民、家庭、市集之组织、与风俗、习惯、美术、宗教及其他种种”。 按照对广西省内语言分区以及他们各自的语言能力，费孝通和王同惠准备择靠近湖南和贵州的三江县实施他们的研究计划，到达柳州时得知，去三江的途中有匪徒“起事作乱”，他们不得不改变路线，改由象县到了大藤瑶山地区。 在社会组织研究中，费孝通和王同惠使用了他们计划中的体察方法，其中有三点值得关注。其一，关于研究单位的选择。在费孝通往返于花篮瑶、板瑶等聚落之间的时候，王同惠在花篮瑶东南乡的六巷居住了一个月，以局内观察者的身份研究花篮瑶的贞操、性关系、订婚、恋爱、权力机制、冲突、田产、节育、生育、离婚等。社区研究为人们提供了一套方法，但不能为人们提供一个固定的研究单位。人类学的研究单位是视研究的问题而定的。 其二，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保持一种平等关系是研究能够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同时，它也可以使研究者不为偏见所诱惑。广西省将少数民族称为“特种民族”。而在没有到广西之前，费孝通就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广西并不后于他省。”在与当地人的交谈中，他感到，“在他们灰色的制服、简单朴实的轮廊上，的确描出了一种刻苦不尚浮华的性格;谈话总带着一种急于求知，自觉不足的态度，这种态度致使我们自愧到不知对答。”这种不抱偏见的态度是他们后来得以顺利进入社区的条件之一。在王桑，费孝通放弃了用相机获取资料的机会，因为他觉得在对象不理解照相机意义的情况下，绘画的效果更好。他将某一个细小的枝节都视为与被研究者接近的机会紧紧抓住不放。 其三，在平等基础上创造研究者与被研究之间的融恰关系和气氛是实地研究不可缺少的要求。在瑶山中，费孝通和王同惠创造出了这样一种气氛:抽烟、喝酒，都被视为实地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细节，他说:“在一生人面前，不能畅怀豪饮，无形中就像在客中造下一道心理上的膈膜和怀疑，这时，我才感觉到喝酒的重要了，而且在半醉之中，交涉事情容易获得同意。” 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是平凡的行为，且作为常规为人们所遵守，许多人往往是下意识的。但对人类学家来说，它们却提供了一种有序化和普遍化的研究程序。人类学家可以从这种交往中，获得对于被研究对象的行为、内心状态的系统了解。交往中的体态和语气都会使研究者获得深层意义的收获。“体察”调查在许多情况下可不必按照程序化(社会调查则十分注重这一点)方式进行。这种非程序化表达的意义往往也不是预先设定的，即在融洽的交往气氛中，被研究者已经不再留心自己是对方的一个研究对象，而更关注交往中的友谊和真诚，从而使自己的言语和内心世界自然地流露出来。 费孝通和王同惠在瑶山考察时，廖太初(费孝通燕京大学同学)在北平撰文，对于体察方法发表看法，他主张，调查者既要调查某一社会的情形，同时又要使当地人不知道自己的使命，费孝通当时并不知道廖的这篇文章，只是他在实地中得出了另外的认识，“要研究民族学，在实地观察中最重要的精神是坦白和诚实，坦白和诚实赢得同情，也可以避免危险”。 当然，瑶山调查中，语言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对于费孝通来说并不那么自如，“真的，我们到了山里，我说的话就是没有人懂”。在体察方法中，语言的意义是最不应当被忽视的。对于语言的掌握决不单是语义问题，它包括语调和体态，通过这些，研究者可以体验和理解到被研究者的内心世界。对研究者来说，他自身的语言已经是一种基本的先见，要客观地理解被研究者，他必须学会后者的语言。 由于语言的限制，使费孝通未能对瑶族支系做出更恰当的分析。四十三年后(1979年)，他写道:“我30年代初到大瑶山时，由于缺乏语言学的训练，没有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五种不同自称人的关系，而简单地把他们看成是大瑶山瑶族的五个支系。” 目前来看，《花篮瑶社会组织》是除《桂行通讯》之外，瑶山调查留下的唯一资料，是瑶山调查资料的一部分。费孝通在广州和上海养伤期间将其加以整理，在整理时，他“除了对于名词的必需解释校对，完全是事实的叙述。但是，在事实的取舍编辑之中，自然有我们的理论依据”。 吴文藻在阐发 《花篮瑶社会组织》 的理论时曾写道:“社会文化，亦可简称‘社会组织，，其作用在于调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乃应付社会环境的结果。”文化的含义在这里已经阐述得非常明确，这就是，文化实际上是发生在实际中的行为规范。在书中，费孝通认为:“花篮瑶中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是家庭”，而“家庭组织最基本的功能是它所形成一个经济活动的单位”。在家庭组织的基础上，他又分析了更上游的组织，即亲属和村落，最终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很复杂的族团间的关系网络。在这种网络中族团单位远是在流动中。但是依现有状态而论，比较明显的族团单位，以言语、文化、团体意识、内婚范围为区别的基础，是花篮、拗瑶、茶山、滴水花篮、板瑶、山子等名称所包括的团体。……但是因汉族受外族的压力，在形成更大‘中华民族，的向心动向下，对于诸瑶族团采取了很强的同化作用”，因此“诸族团原有的文化遗产及其社会组织在最近的将来会发生激烈的变化”。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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