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没有更多的勇气再继续我们的友谊了，使同情心与希望、你整个的处境都向好的方向发展。这种感觉对我来说是不够的，对你来说也如此。”1961年9月的一天，英格褒?巴赫曼刚刚结束了与保罗?策兰的一通电话，几分钟的喘息后，她写下了一封梳理二人关系的长信，从某种角度看，也可以代表着一种结束。这是他们二人往来的196封信中的第191封，虽然巴赫曼最终并没有将信寄出。 “我们应该开诚布公，不要失去对方。我也自己问自己，对于你来说我是谁，在这么多年之后？一个幻象，还是一个不再是幻象的真实存在？因为，对我来说，在经历了如此多的事情之后，我只是希望我作为我自己存在，今天，你是否真正看清了我是谁吗，今天？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令我绝望。”实际上，巴赫曼动笔之前接到的那通电话并没有什么特别，策兰依然在诉说着自己的痛苦、无助，而巴赫曼也一如既往地站在接收者的位置上与其共同负担。只是到此为止，她所能承载的负担似乎已经饱和。 “我到目前为止所遭受到的不公正和伤害，最严重的还是你施加于我的――因为我也不能以鄙视或无所谓的态度加以回答，因为我不能在它们面前保护自己，因为我对你的感觉总是那么强烈，并使我自己处于不防备的状态。”的确，巴赫曼在指控长期以来出现在他们爱情关系中的不平衡，但此时不平衡仍在继续，至少这控诉中依然裹挟着卑微的表白。如果说她的话语并不能完整地向我们展示她与策兰之间长久、复杂的关系，但至少也勾勒出了两个人在爱情关系中各自所持的姿态。 “我们互爱如罂粟与记忆” 他们的爱情开始于一见钟情。流亡到布达佩斯特的犹太诗人策兰，正因在维也纳著名的文学杂志上发表组诗“骨灰瓮之沙”而一夜成名。比策兰小6岁的巴赫曼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 巴赫曼出生在奥地利与斯洛文尼亚、意大利接壤的克拉根福特。她的父亲曾经是纳粹军队中的一员。她当然早与父亲的世界划清了界限。在一次访谈中，她曾说：“就是那样一个确定的时刻，它毁灭了我的童年。希特勒的军队挺进克拉根福特，一切是那样的恐怖。从这一天起，我的记忆就开始了……那无与伦比的残忍……那疯狂的号叫、颂扬的歌声和行进的步伐――我第一次感到了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以及对纳粹历史的厌恶从未再离开她的身体，更多地还化作了对犹太人的负罪感。 这或许是为什么策兰与巴赫曼可以走到一起，同时也是为什么他们之间总是存在莫名的障碍与迟疑。即便是爱情初始的甜蜜和惊喜，也无法将二人片刻地平衡在天平的两端，而是不得不在一个被动，而一个更加主动中长久的失衡中。当然，纯粹的爱情尚且没有绝对的公平，何况被历史碾压的爱人们。 “我不抱怨自己。我不用想就知道，我自己要选择的道路，以及我已经选择的道路，都不会铺满玫瑰。”如巴赫曼所说。相比玫瑰，他们的爱情如果要用花朵正名，那只会是罂粟。巴赫曼曾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那位超现实主义诗人保罗?策兰，前天晚上我和威格尔在画家热内那里刚刚认识的，他极具魅力，却对我产生了热恋。……我的房间现在成了罂粟花地，因为他喜欢把这种鲜花送给我。” 后来，策兰又在为巴赫曼生日所作的《花冠》中写道：“我的眼移落在我爱人的性上：/我们互看，/我们交换黑暗的词，/我们互爱如罂粟与记忆，/我们睡去像酒在螺壳里/像海，在月亮血的光线中。/我们在窗边拥抱，人们从街上望我们，/是时候了他们知道！/是石头答应开花的时候，/是心脏跳动不安的时候。/是它，成为时间的时候。/是时候了。”这是巴赫曼眼中最美的诗，这首诗使她再次深深地闻到了罂粟花的香气，为了纪念他们的爱，策兰还将他1952年在西德出版的诗集命名为《罂粟与记忆》，以献给巴赫曼。 罂粟带给人的有关鸦片的联想确实符合他们爱情的关系，除了所有爱情中都会出现的吸引、痴迷之外，还有麻醉和镇痛――在任何时候，这一对被历史阴影捆绑的恋人都比别人更需要去哪怕短暂地假装忘记，同时，我们在他们后来的关系中也发现，要用罂粟麻醉的还有他们彼此间不断的误解和伤害。不管怎样，用罂粟表述的爱情，怎么会长久而甜腻？ “我所承受的黑暗更久远” 在他们往来信件中，巴赫曼给人的印象大都是主动而热情：“我可以比别人更能理解你的诗歌，因为我们曾经在里面相遇。”“我常常想念你，沉湎于你的诗歌，并在里面与你对话……男人们以各种方式围绕着我，对我却没有什么意义：你、美丽和忧郁，分割了我飞逝的日子。”面对策兰常常给予的沉默，她甚至还会卑微地说：“就给我写一点吧。”而策兰，即便是有类似的请求，表达起来也是更为晦涩。 事实上，策兰并不是完全的被动者，他们开始往来的第一封信件，也是宣启二人关系的信件，就是策兰赠予巴赫曼的诗作《在埃及》。但他总是更为敏感、更多猜疑、更加小心翼翼的那一个。策兰知道这其中的原因，1949年8月20日，在给巴赫曼的信中写道：“也许我弄错了，也许就是如此。我们相互之间要回避的地方，恰好正是两人都想在那里相遇之地，也许我们两人对此都负有责任。不过，我有时对自己说，我的沉默也许比你的沉默更容易理解。因为，我所承受的黑暗更久远。” 是的，更久远的黑暗。策兰的父母在1942年死于集中营中的疾病与枪决，他侥幸逃过了一劫，但之后一个月左右，还是同样被关了进去，两年后才回到家中。1945年他开始了流亡的生涯。这不仅是巴赫曼一人无法体会和理解的深刻苦难，但却因为这段关系，重压到了她的身上。 因此，巴赫曼要不断地对策兰说类似这样的话以试图让他对各种需要面对的现实试着释怀：“我真的相信，在你自己的心中存在着巨大的不幸。从外部来的那些丑恶的事情，不需要你向我保证，那的确是真实的，因为我知道其中的大部分――会毒害你的生命，但是你可以穿过它们，你也必须穿过它们。现在，就全靠你，只有你才能正确对待它们。” 过去的黑暗最先直接影射到他们现实中的，是策兰流亡者的身份。这使他无法长期留在维也纳，在与巴赫曼相处两个月左右后，他不得不前往法国，而正在读取学位的巴赫曼却只能留下来。1950和1951年，巴赫曼有两次前往法国的旅行，但似乎相处并不愉快。我们无法得知究竟发生了什么，单是从巴赫曼不断地用信件进行挽救的情形看，多半还是一些误会。“我把一切都押在一张牌上，结果却输得精光。” 1952年5月，二人在尼恩多夫47文学社年会见了一次面。半年后，策兰却与画家吉赛尔?德?勒斯特兰步入了婚姻。此后的5年，他与巴赫曼之间的通信只有11封。其中除了一封赠书留言外，都出自巴赫曼之手。即便是希望通过诗歌与策兰对话，也只换回孤独。甚至于巴赫曼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延期偿还的时间》寄给策兰，也没有得到回复。 “读吧，英格褒，读吧” 策兰对巴赫曼的爱情看起来已经熄灭。实际却像是即将燃尽的墟堆中的隐隐火光，犹豫、闪烁、压抑，依然随时可能重新燃起。1957年10月，当前往西德参加文学会议的策兰再次遇到巴赫曼时，果然爱火重燃。 当晚，他们一起住在科隆大教堂附近的王宫街上的一家旅馆。因这一晚，策兰写下了著名的《科隆，王宫街》：“心的时间，梦者/为午夜密码/而站立。/有人在寂静中低语，有人沉默，/有人走着自己的路。/流放与消失/都曾经在家。/你大教堂。/你不可见的大教堂，/你不曾被听到的河流，/你深入在我们之内的钟。”是的，巴赫曼不仅唤醒了策兰的爱情，同样唤出了藏于他体内的诗歌。策兰当然也知道：“……英格褒，通过你，通过你。如果你没有说过'做梦者’，它怎么会产生呢。只要你一句话，我就可以生存。而我现在耳边又响起了你的声音！” 这次新的走近，在策兰的研究专家芭芭拉?魏德曼与贝特兰德?巴迪欧看来，并非偶然。他们认为对此，策兰是有所准备的：1956年策兰在科隆买了巴赫曼的世纪《大熊星座的呼唤》，并于1957年第一次在9年前离开之后重返维也纳，虽然巴赫曼当时在罗马，他们没有见到面，但是他在那里写下了《语言栅栏》，并在诗中尝试对于《在埃及》一诗中建构的差异重新进行表述。 接下来，策兰激情迸发，一反此前的姿态而占据主导的位置。一连几封信，策兰不断地将新作的诗歌寄送到巴赫曼的手中，对她说：“读吧，英格褒，读吧;给你，英格褒，给你――”《白与轻》、《碎石驳船》、《翘起的嘴巴》、《万灵节》、《日复一日》、《一只手》等都是那段时间的作品。而这样的通信频率，在策兰的生活中是绝无仅有的。 从旁观者的角度看，爱情是诗歌写作不可多得的圣品，不论它甜蜜还是苦涩，都是灵感的种子，不管孕育出了什么，最终都是指向收获。但对于诗人自己，苦涩的爱情终究首先带来痛苦。对于巴赫曼而言，在策兰身上突然间复苏的热情，或许本是她一直以来渴望得到的，但此时饮来，已不能甘之如饴。她良久的沉默，明显不知所措。并不是巴赫曼对策兰的爱已经消逝，恰恰相反，但他们之间横亘着的不再只是历史的阴影。 10月28日，她终于在给策兰的信中诉说自己的无措：“当我必须想到她和那孩子时――而我永远不可能避免这个问题――我就不可能和你拥抱。我不知道接下去会如何。”在最后的长信中她再次提到：“……我为吉赛尔想得太多，虽然我没有更多地说出来，至少没有对她本人说出来，不过我真的想着她，并为她的伟大和坚强而感到钦佩，而你却缺乏这些。现在你必须原谅我，但是我相信，她的自我牺牲、她的美丽的骄傲和忍耐对我来说，比你的诉苦更重要。……她跟着你并在你的不幸中从未抱怨，但是如果她有什么不幸你却不会这样。我期待一个男人的方方面面通过我得到证实，但是，你却不给予她这样的权利――多么不公平！” 与已婚的策兰保持距离是巴赫曼此时需要做出的自我保护，即便不是有意留在安全地带，对策兰妻子吉赛尔的愧疚也使巴赫曼一时无法专心地享用他们的爱情。 但策兰当时的回复是：“毁灭吗，英格褒？不，当然不。……不必抱怨那场暴雨，那场侵袭了我的暴雨――对我而言，无论什么后果，它都是幸福和喜悦。”“你也知道，当我与你相遇之时，你对我来说既是感觉也是精神，两者都是。它们永远不能分开，英格褒。”“想想《在埃及》。当我读它，就看见你步入其中：你是那生命的泉源，也正因为这样，你是我言说的辩护者，并且将继续如此。……然而，如果仅仅是言说，就什么都不是，我只是想即使和你沉默地在一起也好。”“英格褒，如果生命不迁就我们，还等待它并为此而存在，对我们而言，这将是一种最错误的方式。存在，是的，我们可以，并且可能。存在――为了相互存在。” 对于这一片刻的策兰来说，巴赫曼已经无处不在，甚至已占据他的全部。当他坐在从慕尼黑开往法兰克福的列车上，看到一位女士在读巴赫曼的诗，他看到“那眼睛在来回不断阅读，读了又读。我是如此充满感激”。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他们又有几次见面，和多次通电。但爱情的高潮不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巴赫曼当然需要爱情，但她也同样需要稳定的生活。11月，她开始了与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希的同居生活。 “我把一切扔进无人的手掌” 策兰与巴赫曼的关系从此在各自伴侣的理解下退回到所谓友情的范畴。面对这样的现实，策兰将《日复一日》中的“……一个明日/升上昨日，我们拿来/那盏烛光，我哭泣/在你的手掌”，改为“……一个明日/跳入昨日，我们拿来，/丢失了那盏烛光，我把一切/扔进无人的手掌”。是的，未来已无人。 也许就是在他们重逢的夜晚，那片恰恰是中世纪犹太人的居住地和受难地的街区，早已预示了，他们的爱情永远不可能逃离历史抛弃的诅咒，它在他们身上打下的不同烙印，使他们即便在交往时将界限退回到友情，还是难免会在给予与接受关怀时生出误解，甚至受到伤害。 这些误解伤害尤其出现在戈尔遗孀诬指策兰“剽窃”的事件里。巴赫曼给策兰的忠告是：“关于新一轮戈尔事件：我恳请你，让这件事在你心中灭亡，这样，我认为它在外面也会死亡。对于我常常如此：那些迫害我们的东西只有在我们让它们迫害我们的时候才发生作用……真实使你超越于其上，所以你可以从那上面将之拂去。”或许站在策兰的角度，想要这样思考问题，思考这被他视为“新反犹运动”的事件并不简单，乃至可以说不太可能，这不是他的错。但这无疑已是巴赫曼可以给出的最为真挚的劝说，毕竟，无法真正地走进他所经历的黑暗，也并不是巴赫曼的错。难道巴赫曼没有自己经历的黑暗需要被理解？况且，在整个戈尔事件中，巴赫曼在行动上始终站在策兰一边，不遗余力地为他正名。 策兰最终还是只将它在自己对于文学圈的划分――“仗义的朋友”和“敌人的同谋”之间进行归类。如果此时他还没有将巴赫曼归为后者的话，至少，他已经开始摇摆自己的信任。此后，当巴赫曼没有按照策兰期许的那样，针对君特?布吕克尔对他的恶评做出回应，而依然是对他好言相劝时，渴望得到理解的策兰终于报以愤怒。他在信中厉言说希望不再和巴赫曼与弗里希有任何联系。但马上，他又写信过去以缓和自己之前的态度。这使巴赫曼遭受不小的打击，当她收到后一封信时，她对策兰说：“感谢主，我又可以正常呼吸了。” 正常的呼吸对于巴赫曼来说就意味着将继续负荷策兰的沉重，当她无法承载更多时，关系将无法继续，但或者这依然不能意味着爱已经消耗殆尽。当巴赫曼在对二人关系进行最后梳理中的长信（第191封）中书写自己的心酸与无奈时，也没有忘了对于策兰进行最终的保护，这封信始终没有寄出。这多半是因为，当时策兰的精神状态已经极端的恶劣，而巴赫曼不忍再让他接受任何伤害。策兰收到的最后一封巴赫曼的来信被她变成了一张圣诞明信片，上面写着：“亲爱的吉赛尔，亲爱的保罗，我们祝福你们圣诞快乐，拥有美好，更美好的岁月！” 可惜此后，他们再没有更美好的岁月，而是都陷入了生命中更为阴沉的低谷。1962年巴赫曼和男友弗里希分手，并开始出现严重的精神问题，入院接受治疗――她自身背负的黑暗，分担到的策兰的黑暗，确实不可小视。几乎是同时，策兰也被送进精神病院进行治疗，并从此断断续续地被要求强制性治疗。在此期间，他有两次企图杀妻，多次企图自杀，直到1970年4月20日夜里，策兰走到米拉波桥边，纵身跃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就如他此前几年在诗中所写的那样：“来自那座桥/来自界石，从它/他跳起并越过/生命，创伤之展翅/――从这/米拉波桥……”（1962年《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 作为一名奥斯维辛的幸存者，策兰的死当然有理由被认定为“社会谋杀”，不止他一人在纳粹对于犹太人的“最后解决”中选择了这样的结束。那么，他与巴赫曼的爱情呢？因奥斯维辛的诅咒而布满了阴郁、猜疑、误解的爱情关系，也获得最终的谋杀。 收到策兰自杀的消息后不久，巴赫曼在其长篇小说《玛丽娜》中加上了这样的段落：“一个陌生人在梦中发问，卡路兰的公主去了什么地方，要向她转达他的死讯。他向她出示了作为信物的'一片枯叶’，我就知道了，他所说的是真实的。我的生命结束了，因为他在被押送的途中溺于河里，他曾经是我的生命。我爱他胜过爱我自己的生命。”依靠药物控制抑郁症的她，在3年后，死于罗马寓所的一场突然的火灾。 本文由第一文库网(www.)首发，转载请保留网址和出处！ 版权和隐私投诉：450463369@qq.com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