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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蓝|他们交换黑暗的词

 寻梦向天歌 2020-03-14

他们交换黑暗的词


桥栏是浅绿色的。春天的塞纳河是深绿色的。高大的悬铃木在河的两岸默默伫立。

两个巨大的桥墩,一边是十多米高的海神塑像,一边是富饶女神手持利斧的塑像。桥头的大理石上刻着诗人阿波利奈尔著名的诗——《米拉波桥》。我趴在桥栏上伸头朝下望,塞纳河水依旧滚滚流淌着。有一瞬间,我觉得有点晕眩,不禁抓紧了栏杆。

41 年 前 春 天 的 一 个 夜 晚, 保 罗· 策 兰(Paul Celan)就是从这里纵身跳下去的。

“20 世纪最复杂、深奥的诗人”,“里尔克之后最伟大的德语诗人”,这几乎是世界文坛对策兰的普遍性评价。我从来不会背诵自己的诗,也记不住别人的诗。唯一能背诵的,就是策兰的《死亡》。这首诗是在他自杀前二十天去医院探望临终的朋友之后写的。在这首诗里,已经被精神疾病折磨多年的他,流露出对死亡热切的渴望——“让我作一根苇茎,如此健壮,让它喜欢”。每每背到此句,我都会痛心不已。

1920 年 11 月,保罗·策兰出生在一个讲德语的犹太人家庭。他的故乡布克维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隶属奥匈帝国,大战结束后又隶属罗马尼亚,“二战”时被苏联和德国占领,1947 年后则隶属乌克兰。五年后,在奥地利的克拉根福特,一个女婴也诞生了,她就是日耳曼人英格褒·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日后同策兰一样在世界文学界赫赫有名的诗人、女作家。

我在策兰和巴赫曼通信集《心的岁月》一书中查看两人的年表时,注意到巴赫曼的父亲 1932 年加入纳粹党,1939 年应征入伍。而策兰的父母亲则在三年后的 1942 年,被送进了位于乌克兰米谢勒夫卡的德国纳粹集中营。就在那里,策兰的母亲被纳粹打穿了脖子死去,他的父亲也病死在集中营里。带着这样的历史背景,策兰和巴赫曼于 1948 年 5 月 16 日在维也纳相遇并相爱了——斯时,策兰是逃亡的罗马尼亚难民,被追杀的犹太人,而巴赫曼是维也纳大学的哲学博士生。

有一篇文章记载过策兰一位朋友对他的描述 :身材修长,黑发黑眸,一个不苟言笑具有诗人气质的英俊小伙儿。他比较沉默,杏仁脸,嗓音悦耳温柔,声调抑扬顿挫。他幽默犀利尖刻,又往往和蔼可亲。”再看巴赫曼年轻时的照片,她有着饱满又明亮的前额,深邃热情的眼睛,嘴角的微笑纯净而迷人。这的两个人会面,使我想起俄罗斯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给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一封信中写到的 :——我要出门看看,当一个诗人呼唤另一个诗人的时候,天空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有研究者指出 :巴赫曼和策兰的爱情关系具有一种“示范意义”,这是因为,人们可以借此“了解到这两位重要的德语诗人之间的关系与历史维度。这是关于奥斯维辛之后的作家写作问题秘密的典型文案”。

就在巴赫曼与策兰相遇后的第四天,巴赫曼给自己的父母在信中写到了“极具魅力的”“那位超现实主义诗人保罗·策兰”。三天之后,策兰把自己新写的一首情诗《在埃及》赠送给巴赫曼,由此开始了他们长达一生的通信。

21 岁的巴赫曼和 27 岁的策兰之间的感情,掺杂了太多复杂的因素。这些因素导致双方的情感在未来岁月的遭际变化莫测,迂回纠缠,他们再也无法从彼此的生命中分离。其一,在遇到策兰的前一年,巴赫曼和维也纳的“文学教父”汉斯·威格尔保持着松散的同居关系,这种关系在遇到策兰后仍然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其二,从巴赫曼的角度讲,除了她父亲是纳粹军队中的一员、她对犹太人饱含歉疚之情,对策兰的才华的仰慕是这场爱情最初的催燃剂。刚到维也纳的策兰带着他的老师斯伯波写给作家巴塞尔的推荐信,斯伯波对策兰的评价是“德国新一代最有原创性最明白的诗人”。在认识巴赫曼之前,维也纳文学界的一些人就已经开始盛赞他是“奥地利及德国最伟大的诗人”。

“请别忘记,因为你的诗歌我才写作。”巴赫曼在一封信中对策兰说。这是事实。尽管在他们相爱的初期彼此的通信很密切(策兰于 1948 年 7 月抵达巴黎),但大多时候是巴赫曼更为热烈,而策兰则稍显沉默和被动。有论者分析,策兰送给巴赫曼的第一首情诗《在埃及》,暗示了这个亲爱的“异乡女人”和三位有着犹太姓名女性的不同和微妙的影射,读者也能从中感觉到犹太人的身份像永恒的苦难和屈辱深深镌刻在策兰的心灵之中,以至于从一开始他和巴赫曼的爱就异于常人的爱情——巴赫曼是作为一个“被爱的人与语言的集合体”,“作为与死者联系的中介”而存在的一个纪念性人物被策兰爱着。策兰在信

中对巴赫曼写道 :你也知道,当我与你相遇时,你对我来说既是感觉也是精神,两者都是。它们永远不能分开。”即便如此,巴赫曼对策兰疏于回信也颇有不解,对此,策兰的回答则是请求她要有耐心、安静和满足,他的理由是 :这些建议后面有着一种多么沉重的经历!”

很难说清楚那个时期分居两地的策兰和巴赫曼为何会有那么多误解和猜忌,时代的悲剧一定将瘟疫般的伤害渗透进他们的生活,才导致这样的后果。策兰甚至写信要巴赫曼归还策兰母亲留给他的戒指,这使巴赫曼感到无比伤心。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策兰于 1951 年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吉赛尔。……一种奇特的情感和对对方深沉的理解,使巴赫曼和策兰在忽而疏远、忽而亲近的情形下不断调整着他们的联系——通过信件、明信片、电报、赠诗、赠言等。一直到 1957 年 10 月之前,两个人的关系基本像友谊一样保持着,其间策兰和吉赛尔结婚,两年后长子出生便夭折 ;而巴赫曼则和汉斯·亨策同居,并先后在伦敦和罗马居住。那段时期,策兰出版了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骨灰翁之歌》《罂粟与记忆》《门槛之间》等诗集,里面收入了他早期写给巴赫曼的很多情诗 ;而巴赫曼出版了诗集《大熊星座的呼唤》《延期偿还的时间》,并获得了不莱梅文学奖。然而,1953 年,德国已故诗人伊凡·戈尔的妻子写信给德国的电视台、出版社,指责策兰剽窃戈尔的作品,这个事件给策兰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它被当时德国的“反犹排犹”势力大肆利用已经开始超越对策兰个人的攻讦,变成了使纳粹迫害犹太人合理化的手段和阴谋,这令策兰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悲愤,也是最终导致他精神崩溃的重要原因。此前,尽管策兰有时沉默、有时不回信的失礼令巴赫曼伤心和猜忌,但她自始至终都坚定地支持并维护着策兰的声誉,尤其在“戈尔事件”发生后,巴赫曼“为策兰做了她所能做的一切”,包括和多名作家一起签名,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对攻击策兰剽窃的反击文章 ;当皮椑尔出版社未把翻译阿赫玛托娃诗歌的工作交给策兰,而是给了纳粹歌曲的作者时,巴赫曼愤而辞职。

1957 年 10 月 14 日,巴赫曼和策兰在科隆乌培塔尔会议上重逢,两人重新恢复了恋人关系。这次重逢奇异地改变了此前两人在关系中的位置——策兰接二连三给巴赫曼写了多首令人动容且沉重的情诗,而巴赫曼则要冷静得多,因为那个时候的策兰已经有了妻子吉赛尔和孩子。当策兰请求巴赫曼“为你把那人的犯罪感去掉……你必须给我写信”时,巴赫曼的回应却是“我要保留这句话 :你不可以离开她和你们的孩子”。

在《心的岁月》一书中,亦收入了策兰妻子吉赛尔和巴赫曼的通信,从中不难看出吉赛尔对策兰的爱和理解,而巴赫曼与吉赛尔之间的相互尊敬、相互信任和依赖,也让我们得以一窥人间高尚心灵的美和辽阔。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后,“戈尔事件”对策兰的迫害还在持续,巴赫曼善意地希望策兰尽快走出“受害者”的阴影,对此事置之不理,但策兰却愤怒地给予了“绝交”的回应,不过,他很快就写了第二封缓和的抱歉信。那

些年,用译者王家新的话说,“他们就是在这种彼此伤害又互相需要的情形下度过的。”——这更加证明了他们的感情有着文学史的意义,因为我们作为局外人看得很清楚,时代背景和复杂的社会关系背景是如何作用于私人的情感生活的。

策兰悲惨的遭遇,加剧了他的精神焦虑。他和巴赫曼都曾接受过精神治疗,尤其是策兰,多次住进精神病院,身体每况愈下,他的诗歌也越发晦涩和决绝。1970 年 4 月 20 日夜,49岁的策兰独自离开寓所来到塞纳河,从米拉波桥上跳了下去,十余天后警方在塞纳河下游找到他的尸体。策兰的死讯使世界

文坛震惊。接到吉赛尔悲痛欲绝的来信后,巴赫曼在自己的长篇小说《马利纳》手稿中写道 :我的生命结束了,因为他在被押送的途中溺死在河里,他曾是我的生命。我爱他胜过爱我自己的生命。”三年后的 10 月 25 日夜,巴赫曼在罗马的寓所突然遭遇了一场大火,她因这场火灾而丧生,年仅 47 岁。

——结束了,这漫漫长夜,这持续一生的对话。结束了,在那些日子里 :

我们互看,我们交换黑暗的词,

我们互爱如罂粟和记忆,

我们睡去像酒在贝壳里。

——(《花冠》 策兰写给巴赫曼的诗)

书模:话梅   

摄影:吴家豪

本文选自蓝蓝随笔集《花神的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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