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柄盉（铜陵市博物馆藏）
江河行地，自有源流可察；日月经天，也有轨迹可循。铜陵地区的矿冶历史，源远流长，光彩夺目。 铜陵地区矿冶历史悠久。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记载：扬州“厥贡惟金三品”。明嘉靖《铜陵县志》记载：“铜地盖古扬(州)之东境也”；商“汤制仍禹”；周“东南曰扬州，历春秋铜地属吴，战国铜地属楚”。周初“蔡侯鼎”铭曰：“蔡侯获巢，俘厥金”；“仲偁父鼎”铭曰：“仲偁父伐南淮夷，孚金”；“师寰簋”铭曰：“征淮夷……俘吉金。”古人称铜为金，俘金系指掠夺铜料。淮夷居住在淮河下游地区，与江南地区隔江相望，周王朝屡屡用兵淮夷，其目的就在于征服淮夷，为掠取江南铜料打通“金道”。这些宝贵的文献记载和实物资料，说明在先秦时期古扬州一直是我国重要的铜产地；铜陵就是古扬州的“铜地”。据《汉书·地理志》载：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改故鄣郡为丹阳郡，并在今铜陵铜官山设置铜官，主管丹阳郡的铜矿采冶事宜。是故，汉代青铜镜常有铭文“汉有嘉铜出丹阳”。由此可见，铜陵古代采矿冶铜到西汉中期，已设有铜官，且在全国所占地位相当重要，其采冶规模和技术水平也必定具有领先地位，因此，铜陵矿冶发展史的发端年代理应前推。 新中国成立后，铜陵地区的文物收集和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考古发掘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为铜陵地区乃至我国古代采矿冶铜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实物资料。70年代，在铜陵木鱼山冶铜遗址发现20多块棱形呈铁锈色的铜锭，与春秋时期的铜鼎和陶器共存。1983年，铜陵县西湖乡出土青铜爵和青铜各1件，经专家鉴定，属商代早中期的国家一级珍贵文物。1984年，铜陵凤凰山古矿区发现春秋铜器窖藏一处，内又有棱形呈铁锈色的铜锭1块，经专家检测，属铜铁合金即冰铜，是使用硫化铜矿炼铜的重要标志。1986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皖南古铜矿考古课题组”，对铜陵地区的古铜矿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和调查研究，发现其矿冶历史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迄今已达3000多年。 铜陵地区古代矿冶规模宏大。通过考古发掘，初步掌握了其矿冶遗址的分布规律：采矿遗址附近往往有冶铜遗址，而冶炼遗址附近也有可能找到采矿遗址。目前已发现矿冶遗址近百处，其分布范围几乎遍及铜陵全境，达600多平方公里。其中大部分集中在铜官山、凤凰山、狮子山、金山和铜山等矿区，各自形成当时的矿冶中心。其时间跨度上至商周，下至唐宋，采矿、炼铜、铸器延续达2000年之久。根据各个遗址采集的标本分析，狮子山古矿区木鱼山遗址出土的陶钵、陶尊和石镞，具有商周时期的器形特征；凤凰山古矿区万迎山遗址出土的陶碗、陶片，具有西周之际的器饰特征；铜官山古矿区地表的建筑遗物板瓦、筒瓦和生活器皿残片，系汉代遗存；焦冲遗址出土的陶钵，胡村遗址出土的白瓷碗，具有宋代造型特点。根据考古调查发现，铜陵地区自先秦至唐宋历代遗留在地表的铜炼渣，初步估计有1000万吨左右，若按1∶15的铜和渣比例计算，大约有60万吨铜的产量。清乾隆《铜陵县志》记载：“铜精山在县东二十里，齐梁时置冶炼铜于此，遗坑尚存”。铜精山即今铜井山采矿遗址，有分布较为密集的立井数十口,遗址东北200米处有5座南朝时期的冶炼遗址,炼渣堆积高度约有10米。金山古矿区地表遗存的罗家村大炼渣，经C14测定，系西周早期铜炼渣，被誉为“中国之最”。汉代，吴王濞在皖南地区招致天下亡命者，“即山铸钱，国用富饶。”即山，又名籍山，也就是现今的铜官山，可见当时以铜陵为基地的采矿、炼铜、铸钱活动的规模之大。正因如此，历代朝廷对铜陵古代矿冶事业给予高度重视，西汉设铜官；东汉设置铜官镇；齐梁置梅根冶；唐设义安县，并派驻梅根提督太监；南唐册封铜官山为利国山；北宋，置永丰监；南宋，此地大规模采冶铸钱活动基本停止；但元、明两代仍设有梅根监，清代设有铜官监。我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华觉明教授在实地考察并亲自参加考古发掘后论断：取得的成果是突破性的，不仅发现了一大批矿冶遗址，而且从西周至唐宋，铜陵地区一直是采铜炼铜中心，无论在先秦时期，还是以后的朝代，它在全国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铜陵，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古铜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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