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国时代的诸葛亮似乎成了道德符号，有人说他“既忠且勇且智”，以政治家、军事家相许，简直是天上有地上无。某些人为诸葛亮设定了禁区，只能给予锦上添花的赞美。现在给诸葛亮差评，恐怕得有道德上的勇气。事实是，如果肯客观综合研究史料，诸葛亮真实的形象并没有常人“以为”的那样高大。现在骗子比傻子还多，研究一下诸葛亮的真实面貌，或许有助于提高智商。
《出师表》的破绽 《出师表》被编入《古文观止》，又曾在中学语文教材中出现。看过它又赞赏过它的人怕没有千千万万？然而，这篇文章几个“伟大”的破绽，被很不少的人忽略了。诸葛亮身上有耀眼的道德光环，正人君子恐怕不敢乱想，唯有我这号远在江湖的糊涂蛋才会胡说七道，能见人所不能见，想人所不敢想。 第一个明显的破绽是文尾的“今当远离”。 跟公文打过交道的人知道这句话很成问题。今天请示类的公文末尾大都是“妥否？请批示。”断断乎没有人敢说“我先按自己的意愿做了，阁下批与不批，自己看着办”。 诸葛亮在蜀汉刘禅面前可以拿相父的架子，但本质上还是臣子，军国大事的决策权还是属于皇帝。诸葛亮既然向刘禅“请示”向魏国出兵，本来应客气一点，“请皇上圣裁”是现成的话，他却省了这一句，直接说“今当远离”，意思是刘禅批准与否，向魏国用兵是一定的，“诸葛亮传”记为“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如果不需要刘禅裁决，诸葛亮上这个奏折岂不是多余？事实上，《三国志》“后主传”的附文里载有刘禅的诏令，对诸葛亮“伐魏建议或请示”作出正式的回复，更指出具体的方略。 如果说伐魏事急，诸葛亮等不及刘禅批准，这是不成立的。建兴五年春诸葛亮出屯汉中，第二年春才向魏国用兵，这中间有一年的时间来反复磋商。诸葛亮就算在汉中，主动出兵前也有足够的时间向刘禅请示，更何况他本来就在成都，先上表再去汉中。显然，“军情紧急”的说法不成立。 第二个破绽是离题。 《出师表》不计标点总共623字，真正与北伐有关的是“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49字，只占总篇幅的8%，如果扣除不痛不痒的“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15字，比例就更难看了，“北定中原”起的20个字是出兵的目的，也无足轻重。这表通篇大谈刘禅应听臣子建议，算不算离题？就算刘禅应“亲贤臣、远小人”，大可另写一篇文章来规劝的。有人参加高考时，敢如此写作文吗？ 第三个破绽是缺乏起码的用兵分析。 公文贵在简洁。如果《出师表》中与出师相关的寥寥49字能把对魏用兵的事项分析透彻，让人明白北伐势在必行，也还过得去。然而，诸葛亮只说了“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这只是出兵的若干前提之一之二，尚不足够。 汉魏综合实力对比如何？这个决定双方胜负，没有讲。 能否打赢魏国？没有讲。 总共需要多少兵力？没有讲。 对魏战争需要多长时间？没有讲。 就算能把魏国打垮，如果魏吴连和，蜀汉能否对付？还是没有讲。 以上问题是开战必须研究的，诸葛亮半个字都不提。证明北伐是很不成熟的举动。 作为对比，可以看看载于房玄龄撰《晋书》卷二司马昭伐蜀前的分析。 帝将伐蜀，乃谋众曰：“自定寿春已来，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略计取吴，作战船，通水道，当用千余万功，此十万人百数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湿，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在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郡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今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彼若婴城守险，兵势必散，首尾离绝。举大众以屠城，散锐卒以略野，剑阁不暇守险，关头不能自存。以刘禅之暗，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 司马昭将敌我兵力对比、有利因素（刘禅之暗）、进兵方略说得明明白白，符合《孙子兵法》“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的原则。 《孙子兵法》还提出：“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既然刘禅还需要诸葛亮叮咛教诲“亲贤臣远小人”，“主孰有道”的回答不言自明。从事后的马谡败于街亭来看，在“将孰有能”上，诸葛亮一方也没有优势。 因此可以说，诸葛亮的《出师表》虽然有名，还表露“忠心”，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不及格。
诸葛亮的真实功绩 作为千古贤臣的诸葛亮到底有哪些功绩？ 《隆中对》为刘备指明方略，大概算得上一件。 诸葛亮为刘备筹划的方略确实有效，但也算不上出类拔萃。因为类似的战略在三国之前数不胜数，如秦国司马错的伐蜀策，诸葛亮的策略跟它最相似，也是避强击弱、广地富民。又如汉高祖刘邦以关中为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再如中兴的光武帝刘秀，占据黄河北边富饶的一块作为基地，都取得天下。诸葛亮能借此立功，从另一个角度看，刘备的资质实在太差。从伐黄巾起，刘备四方奔走多年，名望不低，却不得不依托刘表，可见还是缺乏做领袖的气质。 诸葛亮的实实在在拿得出手的劳绩应是赤壁战前当了一回说客。《三国志》对此有明确的记载。 能联吴抗曹，当然是功劳一件，但若说是天大的功劳则未必。孙权执掌东吴，周瑜即向他推荐鲁肃，鲁肃的建言是：“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图天下，此高祖之业也。”孙权表面上谦虚，却对鲁肃“益贵重之，赐肃母衣服帏帐，居处杂物，富拟其旧”。孙权尊重鲁肃，还有个背景，就是张昭“非肃谦下不足，颇訾毁之，云肃年少粗疏，未可用”。孙策交待孙权的遗言是“内事不决问张昭”，孙权却“不以介意”，可见孙权内心很是认同鲁肃，面上的谦虚不过是策略而已（曹操与司昭窃据朝柄都不称帝，也是策略）。 诸葛亮出山前说东吴国险民附，孙权又有效法汉高祖的野心，诸葛亮联吴是很自然的事情，根本不需多费力。所以，《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游说孙权时，孙权说了句“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潜台词是他根本就不想向曹操投降。再说，曹操势大，孙权联合刘备也是必然的，多个朋友肯定比多个敌人为优。诸葛亮出使东吴前，鲁肃就已经提出完整的联刘策略，孙权也是认同的，才派遣他到荆州探听虚实。 《三国志》“鲁肃传”中有如下记载： 权知肃意，乃执肃手而言曰：“卿欲如何？”肃曰：“恰才众人所言，深误将军。众人皆可降曹操，惟将军不可降曹操。”权曰：“何以言之？”肃曰：“如肃等降操，当以肃还乡党，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降操，欲安所归乎？位不过封侯，车不过一乘，骑不过一匹，从不过数人，岂得南面称孤哉！众人之意，各自为己，不可听也。将军宜早定大计。”权叹曰：“诸人议论，大失孤望。子敬开说大计，正与吾见相同。此天以子敬赐我也！但操新得袁绍之众，近又得荆州之兵，恐势大难以抵敌。” 鲁肃对孙权分析各色人降曹的利害，如果在诸葛亮见孙权之前，则诸葛亮对孙权的一番说辞不过是锦上添花。可惜，《三国志》未交待两者的时间先后。按常理推测，鲁肃的说辞应在先，因为鲁肃必须先向孙权复命，介绍刘备方面的意向，才会向孙权引见诸葛亮。 诸葛亮的第三件功劳应属平定南方的叛乱。这是没得说的。 陈寿对于诸葛亮的第四件功劳没有实指，只是评价性质的概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说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內，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肖之亚匹矣。”这些严格地说算不上功劳，是治国大臣的基本要求。 从陈寿的记载来看，诸葛亮的功绩实在很有限。
错误的北伐 有人以诸葛亮“鞠躬尽瘁”北伐来赞许他“忠诚”。如果稍对战争的细节有所有了解，断然不会有人说诸葛亮的北伐正确。 前面说了，诸葛亮对于魏汉的实力对比没有分析。当时的中国经济重心在黄河两岸，次及淮河流域，魏国土地面积比蜀汉大得多，有数倍优势，人口也多得多，朝纲也还算好，远未到天怒人怨的地步，“人心思汉”的现象恐怕不多，因为诸葛亮北伐时，魏国内部并没有人响应。诸葛亮明显是以弱击强。这是时间上的错误。 蜀道天险固然是四川盆地自保的有利因素，对外用兵时也是很不利的因素。能否克服这个地理因素，都基于双方的实力对比外加内部是否人和。历史上几次平蜀，都不怎么困难，一则攻略的一方有明显的优势，二则蜀中上下离心，蜀汉后期也是如此。韩信助刘邦暗渡陈仓，袭取关中，首先是采取了突然袭击的策略，其次是刘邦有较高的名望也有较大的实力，而关中力量分散，易于各个击破。诸葛亮既不具备实力上的优势，俄延一年才用兵，未能实施突然袭击，北伐无功就是注定的。 正因为诸葛亮没有取胜的机会，就有人拿“以攻为守”说事。 “以攻为守”是有前提的，就是双方本就在接触，主动进攻可打乱对方的攻击部署，如果对方没准备好，取得胜利是有可能的。但是，即使双方处于接触状态，也不能墨守陈规地“以攻为守”，必须考虑双方的实际情况，否则打仗就太简单了，只要进攻就能消灭对方。 “大军未动，粮草先行”。相信这句话人所共知。进行战争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粮食供应要足够。诸葛亮北伐，有两次是粮尽退兵。由此可见，远距离攻势作战的一方存在供粮困难的因素。“以攻为守”应考虑距离因素。 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有关于军事供粮的分析，指出三个后勤人员供应一名作战人员的粮食，已经到了极限，出动十万大军得附加动员三十万人进行后勤支援。沈括用数学分析证明《孙子兵法》中应取粮于敌主张的合理性。 蜀汉的汉中距离魏国的宝鸡一带，直线距离不下150公里，考虑地形起伏，实际路程绝对不下200公里。这对运粮是个极大的考验，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如果吃了败仗，丧失大量兵员，物资损失就会巨大。 其次，魏国被攻，有坚城保护，以逸待劳，粮食及其他物资供应肯定比流动的一方优越。 事实证明，诸葛亮主动挑起的北伐，加上后来姜维屡次对魏国用兵，都没有达到削弱魏国的目的。 在蜀汉内部，因为远距离用兵需要很多的人从事运输工作，占用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力资源，对蜀汉的经济有很不利的影响。后主刘禅投降时，治下人口才94万，兵员10万，吏4万。如果投入5万人对魏用兵，后勤人员至少得10万，四境卫戍人员起码5万，加上不事生产的官吏4万，占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再撇开老弱病残，真正参加生产的劳动力远远不够。还有，得七八家才养得起一个士兵。就算战争无胜负，对经济的影响也非常大。所以古人才说“兵凶战危”，战端不能轻易开启。 诸葛亮自建兴五年起，长期在外，又占据丞相之位，对于政事的处理就欠缺时间效率。现代电报、电话、电子邮件这么发达，很多时候还是需要人在一起商量事情，汉中离成都至少有300公里远，就算马快，也得4天跑个来回，他如何及时与朝廷商量政务？ 诸葛亮的北伐不能损魏之一毫，却拖累了蜀汉的国力，很是失算。 秦之后以丞相之尊亲自带兵的，除了诸葛亮外，恐怕没几个。诸葛亮带兵北伐的有两个好处，一是统兵，在那个时代重兵在手是最安全的，二是不用天天向刘禅叩头——刘禅是老板，却称诸葛亮为“相父”，在金銮殿上，是否该向刘禅下脆行礼？诸葛亮左右为难吧？不向皇帝下脆，忠臣就做不成，想做忠臣，老子拜儿，又不好看。 （刘禅尊诸葛亮为相父，却把女儿嫁给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匪夷所思。） 用人上的乖误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诸葛亮用人方面的表现很差，因为现在能看到的各种记载只说他物色到了姜维，没有其他的荐才记录。诸葛亮身后三十年，蜀汉就被曹魏颠覆，是三国中最早收摊中的一个，蜀汉缺乏人才是根本原因。如果假定诸葛亮是不世出的名臣，这个责任他是逃脱不了的。《三国志》中，与诸葛亮同期或稍前的名人，如曹魏方的荀彧、孙吴方的周瑜，都有明确的推荐人才的记载。两厢对比，诸葛亮的“忠”就逊色许多了。蜀汉方面不太出名的许靖，陈寿评为“靖虽年逾七十，爱乐人物，诱纳后进，清谈不倦。”如果诸葛亮有出彩的表现，陈寿不会不写。 诸葛亮不仅未尽到存才的责任，蜀汉精英凋零与他脱不了干系。 刘备的义子刘封，“有武艺，气力过人”，“所在战克”，有能有功。“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三国志》的记载明明白白。 诸葛亮说廖立有才，却因他批评刘备伐吴失利而贬斥。 魏延“善养士卒，勇猛过人”，有功有谋，因与诸葛亮的幕僚杨仪不和，中了诸葛亮的遗计而受害，蜀汉损失一个顶梁柱（刘备在汉中称王，将汉中大任交给魏延而不是张飞，由此可见魏延的能力）。司马昭伐蜀，也是看到蜀汉人才凋零，军事上只有一个姜维，邓艾和钟会两路进兵，便首尾难顾。 仅说以上这些看得见的“事实”，便可知道诸葛亮于蜀汉的“忠诚”很有限。（有兴趣者，可参阅田东江先生《蜀中缘何无大将》）
诸葛亮的其他失误 还有些事证明诸葛亮与“千古贤臣”不相干。 刘备伐吴，这是一个很致命的失误，陈寿的《三国志》中见不到诸葛亮劝谏的记载。“法正传”中有诸葛亮的一句话：“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诸葛亮承认法正能影响刘备，证明他在阻止伐吴上没有尽到心。据陈寿的记载，秦宓为谏止刘备伐吴，被刘备投入监狱。以此推知，诸葛亮可能真的没下功夫劝谏刘备。 诸葛亮当时的威望并不高。刘备伐吴失利后，在成都西南数十里的黄元就反叛，证明蜀汉的行政有问题，用人失察是肯定的。再说，这样不成气候的人都敢反叛，在蜀汉的腹地不可能得到外援，只能证明诸葛亮等人不足以威服众人，所以后来南边三个地方的少数民族起来闹事。 诸葛亮另一个很不好的举动是“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这是典型的权臣嘴脸。因为右将军的品级并不高，将军品级最高的是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都开府视事，其次是卫将军，待遇比前几个也只差一点点，再次是前后左右将军。诸葛亮以右将军的身份履行丞相的职责，意味着蜀汉无人。如果真的无人，那他只好活一万岁了，否则身死政息。这个跟“江山代有人才出”相矛盾，对不对？
陈寿对诸葛亮的态度 陈寿著《三国志》，为诸葛亮立传，有不少溢美之辞。国人著史有个秘密工具，叫做“春秋笔法”，陈寿也深好此道。如果细心一点，完全可看出陈寿对诸葛亮的轻视态度。 在“魏书”和“吴书”中，陈寿把反面人物都排在靠后的位置，也可以说是最后的。 曹魏的“乱臣贼子”王陵、毌丘俭、诸葛诞、邓艾、钟会排在《魏书》倒数第三，最后两篇是不关痛痒的《方技传》及记载少数民族的《乌丸鲜卑东夷传》。 东吴的“坏人”诸葛恪、孙峻等人排在倒数第二，最后一篇记载一些在历史上并不知名的小人物。 《蜀书》共15篇，蜀汉方面的反面人物刘封、李严、魏延等人排在蜀书的第十位，诸葛亮的继任人蒋琬、费祎、姜维却排在第十四位，排第十五位的是邓芝、张翼、廖化几个。这样的排位，显示出陈寿对刘封、李严、魏延等人的同情，也就是对诸葛亮行事的不满。 陈寿还怕后人不懂自己的心思，在“诸葛亮传”中特意写道：“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领中书监济北侯臣荀勖、中书令关內侯臣和峤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然犹存录其言，耻善有遗，诚是大晋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來，未之有伦也。辄刪除复重，随类相从，凡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 如果陈寿当真推崇诸葛亮，断然不会这样写。中书监和中书令是掌管皇帝核心机密的干将，显然，推崇诸葛亮是晋帝司马炎的主意。如果老板不肯正面评价敌国丞相，臣子断然不敢交待陈寿去为诸葛亮做佳传，否则是经不起皇帝老儿联想的。 司马炎推崇诸葛亮是理由的。曹家得了汉家大半天下，他司马家又篡夺魏家天下，不让后人有样学样是一定的，就想找个道德模范。魏家能臣除了司马懿，数不出一个德能双全的（如果有，司马家就没篡夺的机会），东吴的大臣没一个得善终的，唯一的看得上眼的就只剩下诸葛亮了。尽管诸葛亮名声大，作为道德楷模勉强还行，起码还没到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的地步，事实也只是九十里与百里的区别。 诸葛亮到底是不是贤臣能臣，从刘禅的态度也可看出。直到蜀汉景耀六年春（公元263年），后主才下诏在汉中为诸葛亮立庙，此时诸葛亮已经身死29年。后主拖到这个时候才大张旗鼓旌表诸葛亮，最大的原因是朝政已经败坏，上下离心，也找个道德模范来让大家来学，延长蜀汉的寿命。可惜已经迟了，那年秋天司马昭就向他动了手。陈寿是当时历史的见证人，时人对诸葛亮的态度，肯定比后人清楚。
我们这个民族做帽子生意最在行，喜欢批发高帽。诸葛亮是否“忠勇智”，现在并不一定要争个高下。千百年来，用人一直是个结，有人解得开，就有盛世，还有这“治”那“治”的，有人解不开，王朝挣扎十几二十年就收摊的也很普遍。中国历史其实只有四个字：“利害”与“用人”。从诸葛亮的行迹中研究用人的客观标准和方略，也许能收“画虎不成可似猫”之效。 (2016.04.09) 附：诸葛亮《出师表》原文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於内，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於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於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於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阳，苟全性命於乱世，不求闻达於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於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於败军之际，奉命於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讬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於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讬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作者：谢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