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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喜走向简单，有喜走向繁复，此亦中西文化一歧点。 姑以音乐为例，中国在三千年前即极知重视。其时乐器有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但以丝竹为主。《诗》曰： 鼓瑟吹笙。 丝音之主为琴瑟，此后渐变出箜篌与琵琶。琵琶弹奏自较琴、瑟为简单。又其后有胡琴，不用指弹，只用手拉，只两弦，更简单。笙如庄子所谓之“比竹”。其后仅用一管，如箫、笛，亦更简单。明代昆腔以笛为主，清代皮黄以二胡为主，皆极简单。其他乐器皆属配音，亦有趋于简单之致。中国人重视人生之整全体，一切发展尽视其对此整全体之功用与影响而定。 中国古人重视礼乐，礼为主，乐为副，乐当配于礼而行。《书》有言：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乐以配于诗，言语则配以文字。诗以言志，所谓“志”，实属情感方面。《尚书》所言皆关政治，故用散文体；诗以表达情感，故用韵文体。所言不同，文体亦随之而不同。 情感不易言宣，喜怒哀乐，有无可言者；情志深处，又决非一两语可为表达；则惟有表达之以声。如哀则哭，喜则笑。然哭笑又嫌太简单，仍不足以深达人心之深处，遂有歌以代。我之情志，只一语可尽，而又万语千言不能尽，则以诗以歌。 诗限于文字，仍属言；而歌则永其言，使其一语缠绵，反复而不尽，此所以达吾之情。又依声而副以乐，使吾之歌更尽其缠绵反复，悱恻动人，而吾志遂庶可达。 是情为“志”，“言”副之，“诗”又以副言，“歌”则以副诗，而“乐”则又以副其歌。其间有主有副，而副则终不当转而为主。如人无情志内蕴，何来有诗有歌，更不必有乐。故乐之在人生中，少可自发展，自为主，以成为人生中一独立项目。此乃中国人生主要趋向之一例。 试再以旁例说之。礼，妇有容。而《战国策》言： 女为悦己者容。 此又不同。其意不在礼，而在情。女之有情而为之容，亦如唱诗言志，以永其言而已。故此女之为容亦决不违于礼，非特为容以求取悦于人，犹歌者之非特为此声以取悦于人。失其本主，而徒求取悦于人，于是音乐乃始在人生中自有其独立发展之前程。中国人则不乐有此等独立发展，遂称之曰“淫声”。 淫，多余意，如称“淫雨”。女有淫色，乐有淫声。声与色，在人生整全体中，皆有其正当作用，因亦皆有其意义与价值；多余则为淫为害，为中国人生所力戒。 《古诗三百首》之配有乐，此本有甚深意义。但古乐渐衰，今乐日兴，乐声渐趋于淫，后人乃仅诵其诗，而不复配以乐。故至汉代，有《诗经》，无《乐经》。因古乐沦亡，而今乐又日趋于淫。经学家讲究人生，不再加以提倡。然歌与乐之在整体人生中，终不能缺。燕人送别荆轲，歌曰：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此亦诗以言志。“壮士一去不还”六字，岂能尽当时送别者之情意？然亦仅此六字可言，乃只有加以歌唱，以永其言。当时亦或可有人随带乐器，配合歌声以为之和，而庶可更多其表达。惟记者则仅言送别者之歌，而未及其乐。此即《古诗三百首》中《风》诗之流变。 项王困于垓下，而有“虞兮虞兮奈若何”之歌。试问此七字，内涵项王当时几许心情，非以诗歌唱，其何以达。但此《垓下之歌》，以当时情势言，决不附配以乐器，亦可知。 但以乐副歌亦人心一种至深厚之自然要求。后人言： 丝不如竹，竹不如肉。 则歌声自胜于乐声。但乐声之附带于歌声，则此下中国一部音乐史终属常然。 汉高祖以一泗水亭长贵为天子，衣锦荣归。丰沛父老，乡里民众，集会欢迎，高祖有“安得猛士守四方”之歌。较之项王《垓下之歌》，一喜一悲，而亦忧深思远，有其说不出、说不尽之一番心情，付之一歌，附之以乐；此与垓下情势大不同。但此等音乐乃始于人生有大意义、大价值，亦可谓乃汉初开国一气象，岂仅为音乐歌唱而止？在中国文化体系中，音乐不能有其专门独立之发展，此等妙义，又岂尽人可知？ 武帝在位，始命李延年广搜各地民歌集为乐府，此亦三百首中《风》诗之遗响。能下察民情，了解各地之风俗疾苦，此亦为政一要端。然而时变世易，一千年前周公制礼作乐之深情密意，汉武时已不能追求恢复，此亦无足深怪。要之，音乐乃中国文化体系中一要项，则无可否认。 曹孟德挥兵南下，而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之诗。蔡文姬自匈奴南归，而有《胡笳十八拍》之歌。凡此之类，皆渊源深远。下至唐代，七言绝句，仍皆付之歌唱。其事多见于唐人之传奇杂载中。宋代则有词，元代则有曲，文学流变，但亦多副之以歌乐。 至于丝竹乐器，虽多独立吹奏，但终不得谓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音乐有其独立发展之一途。如明代之昆曲，清代之平剧，乐器演奏，皆占重要地位。但其演变，主要在文学一端，而音乐则仅为其附属品，亦不待深论而可知。 选摘自《晚学盲言》钱穆 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公众号：读钱穆（readq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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