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推崇灰度哲学,他信奉“合二为一”,而不是黑白不两立的“一分为二”。
正是在灰度理论的支配下,任正非强调开放与妥协,反对“斗争哲学”,崇尚合作精神与建设性。
《华为基本法》充满了这样的段式:“我们既要如何,又要如何……”处处可见悖论,处处可见闭环。
而20多年来的任正非的文章与讲话,也常常充满互为对立但实则统一的言论,关键是在什么样的时空条件下。比如战略定位必须清晰,这样前后方作战的将士们才能有明确的目标与方向;但时空条件发生变化了,战略定位也会跟着发生调整;比如民主与权威的关系,前者代表活力与创造性,后者代表秩序,两者缺一不可,但如何拿捏分寸?既要有制度的制衡,又要有领导者集体的权变艺术。
治理企业不也如此吗?
任正非说:“灰度是常态,黑与白是哲学上的假设,所以,我们反对在公司管理上走极端,提倡系统性思维。”
“华为既反对经验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这是孙亚芳董事长在《小胜在智,大胜在德》的文章中的观点,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经验”只要不僵化成“经验主义”,“教条”只要不推进成“教条主义”,还是不能一概否定的。
任正非欣赏这样一段话:已经发生的一切是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持中并非无为,而是真正的智慧。这是对“历史经验”的肯定;在推进IPD后固化,再优化。很显然,这是对“教条”—即流程规则、制度的大力尊崇。但“教条”不能演变到“教条主义”,“流程”不能扼制力量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