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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窑”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明代曹昭的《新增格古要论》中，载：“建窑器出福建，其碗盏多是撇口，色黑而滋润，有黄兔斑、滴珠大者真。”建窑是宋代八大名窑之一。遗址坐落在今福建闽北的建阳市东北境水吉镇的后井、池中村一带，南部与建瓯市接壤。建阳水吉因隶属于建瓯，而建瓯在唐以后曾改为“建州”、“建宁”，并成为福建闽北地区的州郡治所。而我国唐宋时期的瓷窑，一般以所在的州、县命名，所以建窑就是当时的建州窑。简称建窑。现就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对建窑的发展历程做一简要的介绍。
宋盏 一.创烧时期 从考古发掘资料看，在芦花坪窑址堆积的第三层发现的最早一批瓷器残片是青黄釉器，被黑釉瓷和青釉瓷所叠压，除同出一些托座(即托烧窑具)、釉陶器和陶器外，再没有夹杂其它遗物。所以，从地层关系看，笔者认为它的烧造年代是建窑早期烧制的一种产品。 从这批青黄釉器本身所具有的特点看，其时代特色非常的明显。青黄釉碗、碟、盏的形制，一般是敞口外撇，敞口微敛，敛口，有的边唇以下外凹内凸，圈足矮且宽，而稍外撇，也有平底或卧足。从形制看，都是浅形器。器底中心都留有支烧痕迹，支钉一般是5~7个不等。器内底心凸起或压印一圆圈。釉色青中闪黄(或泛黄)，内外施釉，底腹无釉，釉层薄，呈细小开片，大都已脱落。胎质粗而松，且较轻，作灰色，火候低，瓷化程度差，敲之没有清脆声响，器物内外素面无纹饰，有的外腹壁压印五条凹线纹，或内腹壁凸起五条线，有到口沿或不到口沿两种，呈圆口或作花瓣口。烧造方法为托座支撑叠烧，亦即支烧。总之，上述这些器物的特征，都是体现了早期青黄釉所具有的风格。 这批青黄釉器与闽北建瓯县唐宋墓葬出土的青黄釉碗和青黄釉碟形制、釉色和胎质都非常的相似。与芦花坪窑址第二层出土的青釉器以及本省其他窑址出土的青釉器，无论是从形制、釉色，还是纹饰到胎骨都有着明显的区别，可以充分说明属于两个不同时代的两种作品，因此，我们初步设想这批青黄釉的烧制年代，其下限应该是北宋初年，上限则可能是晚唐、五代之际。
支钉（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1991—1992年发掘的建阳县庵尾山窑址出土了荷花口碗、碟、盘口壶、执壶、多嘴罐等器型，均见于福建地区发现的晚唐墓葬中，碗、碟、罐类器物的形制、制作工艺和釉下褐斑的装饰手法以及装烧方法等，均与建阳将口唐窑的同类产品相似。Y8和Y10在窑壁内面上保存有竹木痕迹、窑壁的建筑材料是用土坯和白色土块，以及Y8有三层窑壁等现象均与建阳将口唐窑的情况类同，说明二者有着相同的窑炉构筑工艺和维修技法。此外，庵尾山窑址也以窑炉长度见称，三座龙窑残长均在70米以上，超过了将口窑的长度。因此，庵尾山窑址的青瓷及其窑炉的时代上限可至晚唐，下限当在五代。 以上两个直接的考古证据，可以很充分得表明建窑的创烧年代应该是晚唐至五代时期。
生生不息的窑火 二、繁荣兴盛期 建窑的繁荣期应该是从北宋开始的，特别是北宋中晚期到南宋末元代初期的黑釉瓷，在此时更是享誉海内外。 首先是考古发掘材料的说明： 建窑窑厂的分布，东至大陆后门山，南至营长墘山、源头坑，西至牛皮仑、庵尾山、北至芦花坪，窑址面积约11万平方米，仅从其窑址面积上看，规模并不算大，宋元时期十里窑厂，烟火相望者颇多，但从窑址堆积、窑炉规模、产品数量和销售市场上看，其繁荣兴盛可见一斑。 50年代，宋伯胤先生对建窑进行调查时，发现芦花坪等处的堆积高度达10米，从这高大如山的废品堆积，可见其烧制时间之长，数量之大。 从1960年到1992年，先后三次对建窑遗址进行发掘，共发掘面积1600多平方米，发现窑炉数十座，均为依山而筑的斜坡式龙窑。采用匣钵一器一钵装烧。在庵尾山窑址中发现的三座窑炉其中92SJY5，窑炉斜长74.6、实测长72.8、宽1.00一3.30、高差16米，92SJY8；斜长60.4、实测长58、宽1.23一1.斗3、高差15.5米，Y8；斜长96.5米、实测长90.2米、宽1.1一2米，高差22.8米，Y10残存窑炉斜长80、实测长77.5、宽度1.3一2.1米，大路后门口窑址发掘的91SJY4窑炉残存部分(包括被公路破坏的)斜长86.5、实测长81.5、宽1.9一2.2、高差10.55米，92SJY9已发掘的部分斜长31.3、实侧长30.8、宽1.3一2.4米，营长墘窑址的92SJY6窑炉斜长41.9，实测40.5米，宽1.33一2.6、高差8.45米，92SJY7窑炉斜长118、实测长113、宽1.1一2.25、高差27米，从这些真实的考古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建窑窑炉规模了，现已探明的窑炉最长者为90SJY3长达135.6米、宽1.0一3.5米，可同时装烧10万件以上瓷器。窑炉之大，产量之高，是全国已发掘龙窑中仅见的一例。
龙窑内壁 从宋代中晚期开始，建窑最具特色的黑釉瓷盏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推崇与喜爱，有些被当做珍贵的随葬品与逝者长眠，据统计，目前就福建地区已出土建窑黑釉盏的19座墓葬中，有纪年墓10座，年代最早为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最晚为南宋宝祐二年（1254年）。 建窑建盏不仅盛名于国内，而且还流行于国外，讲究饮茶的日本人，也将建盏视为珍品。南宋嘉定年间，日本山城人加藤四郎，左卫门景正，随道元禅师同来中国，曾在福建建窑学习制造黑釉器的方法，回国后便在獭户等地设厂制造，开日本瓷器之先河。日本称作“天目釉”的，源出于建窑黑釉瓷，日本镰仓时代来中国浙江天目山佛寺留学的僧人，把建窑所产的黑釉瓷带回日本，称之为“天目”，以后逐渐沿用，凡是黑釉的陶瓷均称为“天目”，“天目釉”变成了黑釉的代名词，并被世界各国所采用。建站产品尚有不少数量存于日本，其中收存在东京静嘉堂（耀变茶碗）、京都大德寺龙光院（耀变茶碗）、大阪藤田美术馆（耀变茶碗）、东京酒井忠博（油滴茶碗）被日本定为国宝。 《中国黑釉瓷外销初探》一文提到的外销资料，1976年—1984年在韩国在新安海底泥船中打捞出大批文物，其中76、77年的报告中就有7件建窑茶碗，其年款大部分为北宋至南宋时间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建窑作为宋代著名的窑口已经开始出口到日本了。据其他考古资料证明当时是通过泉州港运销的，地点除了日本，还有欧洲等地。
御座焚香图 立轴 绢本 在历代的文献资料中也能很明显的看出繁盛期的建窑及其影响： 宋文人蔡襄有作《茶录》，在其下篇“论茶器”中，对于茶盏认为上品者应是：
宋徽宗赵佶撰写的《大观茶论》中，对于茶盏的选择：
这里的“玉毫条达者”应是指的建窑建盏中的兔毫盏。 宋代陶谷的《清异录》一书记载：
清代 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七中这样记载：
《东坡后集二·从驾景灵宫》诗云：
此外，宋代的一些诗人也把建盏作为题咏的对象，留下了许多赞美的诗句。 范仲淹《斗茶歌》“北苑将期献天子”、“紫玉瓯心雪涛起” 蔡襄《试茶·北苑十咏之六》：“兔毫紫瓯新，蟹眠青泉意。” 苏东坡《寄调歌头·咏茶词》:“建溪春色占先魁.’、“兔毫盏里，霎时滋味舌头回。”《送南屏谦师》:“忽惊勺喊兔毫斑，打出春瓮鹅儿酒。” 苏辙《次韵李公择以惠泉答章子厚新茶二道》“蟹眠煎成声未老，兔毛倾着色尤宜。“ 黄庭坚(《满庭芳·茶》“兔毫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 杨万里《以六一泉煮双井茶》“鹰爪新茶蟹眼汤，松风鸣雪兔毫霜。” 宋元时期斗茶成风，文人咏茶成趣，对建州北苑茶和建窑兔盏线推祟备至，诗词中多是北苑茶和免毫盏一同出现，因此这类诗词中的兔毫盏应是指建盏为宜。诗词中的“紫玉甄”、“紫哑’、“兔毫碗”、“兔毫霜’、“兔毛’等也应指建盏。范、蔡、苏、黄、杨等人主要活动都在仁宗或仁宗以后各朝。他们的作品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建盏的发展。 元初建窑仍烧造黑釉瓷.统治阶段上层接受宋代的饮茶习俗，沿用建盏。赵朴百《斗茶图》和耶律楚材诗有“建郡深夙吴地远”可证。兰浦《景德镇陶录》云“建窑人元犹盛”，有一定道理。 由上述考古和文献材料我们可以初步做出这样的结论，建窑的繁荣高峰期应该在北宋中晚期到元代初期。那么，为什么在这段时期建窑发展的如此繁盛呢？
首先，这与宋代空前繁荣的茶文化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宋代茶文化的源头武夷茶文化，可以说武夷茶文化对建窑的影响是最直接的。武夷茶的品饮方式直接影响到茶具的使用，宋代的饮茶方式是把茶叶碾的非常细，如粉如沫，再精制成所谓“龙团凤饼”，饮茶时把精细的茶末用不老不嫩的开水冲点，用茶筅用力搅拌（古称“击拂”）以使茶与水完全溶为一体，然后乘热饮用，这就是所谓的“点茶”。好的茶汤要有一层极为细小的白色泡沫浮于盏面，称为“乳聚面”；不好的茶汤点过不久，茶就与水分离开来，称为“云脚散”。为了不使云脚散，茶人必须掌握高超的点茶技巧，使茶与水交融似乳，最好还能“咬盏”。宋代人评茶以白为上，蔡襄《茶录》的第一句是“茶色贵白”。并且宋代是极其讲究茶道的，上起皇帝，下至士大夫，无不好此，并著书立说，加以理论化。如风雅皇帝宋徽宗赵佶撰《大观茶论》，蔡襄撰《茶录》，黄儒撰《品茶要录》……特别是该时期上述的非常风靡的斗茶活动，更是进一步推动了建窑，特别是建盏的发展。由于宋代上层社会的喜好，建窑开始大量生产以适应这种品饮方式的黑釉茶具—“建盏”。这是因为建盏就是当时专门为点茶、斗茶“量身定作”的茶具。建盏的胎体沉厚，且越往下越厚重，重心低，放置稳当，便于点茶时击拂。胎体厚且内含气泡多，预热后不易冷却，利于点茶，点茶后还可以保持茶汤的温度，延缓水痕的出现。另外建盏的釉面亮黑如漆，便于斗茶时观茶色，验水痕。另外建盏中大宗质量上乘的束口盏，在盏壁距口沿约 6 或 7 毫米处，向内作成一同圆滑的凸圈，此凸圈是注水量的标准，起标尺的作用，因为点注时乳雾汹涌溢盏而起，故要求茶汤适中，否则“茶少汤多则云脚散，茶多汤少则粥而聚。
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发掘，宋代建窑几乎只生产一个品种的瓷器，即黑釉茶盏（建盏），而且产量很大，如庵尾山窑址的Y8的Y8内堆积全部是黑釉碗，营长墘窑址Y7出土的皆为黑釉碗，这在中国古代瓷器中可算是孤例了。 由于武夷茶的品质上乘加上武夷山秀丽的自然环境，当时很多著名的文人墨客不断地涌入武夷山，为繁荣武夷茶文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崇安县新志》载：“宋时范仲淹、欧阳修、梅经俞、苏轼、丁谓、蔡襄、刘子、朱熹等从而张之，武夷茶遂弛名天下”。 建盏在宋朝尤其是南宋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文人墨客争相购之并以此为荣。它之所以如此被宋朝文人甚至统治者所垂青，在于它突破了传统黑釉的沉闷，烧制出兔毫，油滴，曜变等由所施釉自然形成的特殊花纹。而窑变花纹的形成与当地的材质条件和窑炉烧成技术是密切相关的。 受理学、儒学思想的影响，宋朝审美观偏向于雅致，崇尚自然含蓄，淡泊质朴的风格。影响到宋朝的瓷器，普遍偏重釉本身安静典雅的色泽。建盏的色泽沉静但不沉闷，利用釉色本身在烧成过程中的变化，自然天成，安静的色泽折射出深邃的意境，体现了禅宗精神，因此极受欢迎。 建盏的繁荣与当地便利的交通也是分不开的。建州一直是福建的重镇，建窑临建溪，而福建又是个水陆交通很发达的地方，水网密布，因此建窑出产的瓷器能够很方便的被运输出去，这对于建窑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宋代兔毫盏 三、衰落期 元代中后期，原本繁盛的建窑情况发生了变化。 在元代初年以后，原本专烧黑釉瓷的建窑，开始出现少量专烧青白瓷的窑口，在1991年—1992年发掘的营长墘窑址中的Y6因烧青白瓷而在结构上与烧黑釉瓷器的窑炉有所不同，但与德化屈斗宫元代瓷窑却有不少相似之处，窑炉较宽短，隔间多，挡火墙下留有烟火孔，两侧窑壁下有火道，采用支圈组合式覆烧工艺等此外，Y6出土青白瓷器的装饰图案与江西宁都窑、金溪里窑等均有相似之处，其中模印的荷、菊、婴戏、水禽、莲瓣、菊瓣等题材也流行于德化屈斗宫的瓷器上。 我们从外销瓷中分析即可推知：南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经76一84年的十次打捞，共出土陶瓷器20661件，其中黑釉瓷类506件，杂釉类2305件。可能部分黑釉系的黑褐釉瓷等统计在杂釉内了.因为76一79年的报告中黑釉瓷就已是1467件了。这批黑釉瓷中，窑口和年代都较复杂，其中有建窑、吉州窑、七里镇窑和河南等地的产品，仿建窑吉州窑系的产品多，多数为元代初中期生产的。因此，建窑的产品也当有元代生产的。但从有南宋以前的建盏和从墓葬出土物来看。元代中期的建窑在外销上已不多了，至少质量大不如前，逐渐让位于仿建窑吉州窑的窑场了，暗示了建窑这时已处于衰落了。明州港启航的船采购建窑的产品并不困难。因而出现这一现象我们以为是有原因的.元初后期的《马可·波罗游记》中也不提及建窑，却提到了德化窑“制瓷杯或碗碟”。马可·波罗是经建既、福州、泉州而扬帆出海返回欧洲的.他的见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此，建窑元代中晚期衰落是较可信的。
明代时，建窑已经不再烧造黑釉瓷了，并且被德化窑的白釉器所代替。因此，清代陈浏《陶雅》中写到
笔者在这里认为，陈浏将德化窑误认成了建窑。 清代刘锦藻在《清续文献通考》中指出：
明清时代德化窑所出产的白釉瓷器非常著名，笔者认为明清两代一般文献所提到的建窑指的是德化窑的白釉瓷器，而不是水吉建窑的黑釉瓷。 因此从元代中期开始，建窑逐渐走向衰落，一直到停产。衰落的原因主要有： ①元代茶风的变化：元代全叶茶片法取代了宋代饮用蒸研茶末法，茶具以青白釉为主，茶盏开始向白盏过渡。饮茶风尚的改变，导致了建窑的衰落，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建窑同斗茶之风兴废基本一致。 ②审美观念的变化:宋瓷以质朴取胜而少繁褥装饰，有典雅、平易、沉静的风格.建盏的深邃函玄、玲珑小巧为宋人赏识.而元代追求奢华，丰富多彩，因此青花、釉里红等逐渐代替了古朴凝重的建窑瓷器 。③外销黑釉瓷的竞争：随着茶风和植茶制瓷技术的外传，建窑培养了自己的竞争者。例如日本人学成制黑瓷技术后回国仿烧，制造出有本民族风格的瓷器，必影响中国黑瓷的输出，而众多的仿建窑吉州窑系的产品也蜂涌出洋，成为建窑的有力竞争者，使建窑逐渐失去其领军地位。
四、建窑在我国陶瓷史上的地位 建窑从唐末五代时期创烧，北宋中期开始一直到元代初期，处于繁荣昌盛时期，元代中晚期走向衰落，直到停烧。在其繁荣期瓷器受到社会各界的追捧，尤其是黑釉瓷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釉色特别，制作技术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内容颇为丰富，是我国古代民间陶瓷工艺的杰出代表。关于建窑在历史上的地位，很多文献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宋徽宗《大观茶论》曾说：“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朱淡：《陶说》说：“宋时茶尚赘盎，以建安兔毫残为上品。”由此看出，人们对于建窑黑釉器的好评，它在宋代的地位与其他名窑并重。 建窑是宋代南方名窑之一，在我国陶瓷工艺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它不但全国闻名，而且对于同时代以及以后的黑釉瓷的烧造影响很大，并且远输日本，欧洲等地，是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史上值得重视的一件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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