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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苏轼，熟悉文学史的人不会不知道。苏轼号东坡居士，故又称苏东坡。他是中国北宋大文豪，“三苏”家族成员之一，“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又与陆游并称“苏陆”；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现存诗词3900多首，代表作品有《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等。 苏轼所在的年代人才辈出，与他同时代或稍早的著名文人不得不提的是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王安石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时期的著名文学家，还是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司马光是北宋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又是政治家、史学家。 可以看出，苏轼、王安石、司马光3人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古代文人多有从政经历，有的甚至位居高官。这3人凭借着自己出色的才能，都曾任朝廷重要职位。 先说苏轼，自幼聪慧，深得师长赏识。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春天，19岁的苏轼，在其父亲苏洵的带领下，与其弟苏辙一起前往京城参加科举考试。3人同登进士，主考官欧阳修还特意表扬苏氏父子3人的文章，“三苏”之名逐步名扬天下。尤其是苏轼，政治生涯多年，在朝位高权重。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职位更高，先后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一职。而令人注目的是，苏轼与这两任宰相却有过很大的恩怨。 苏轼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期间，逢其母于汴京病故，便扶丧归里。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居丧期满还朝，苏轼被任命为直史馆、权开封府推事。但是，此时正值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因此神宗即位时，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变法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同时，改革科举制度，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对农民的压迫，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国家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 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少年得志，均年轻时考中进士，两人同在朝廷任职，同为誉满天下的文人，本应仕途同道，却“反其道而行之”结下了难以解开的冤仇。 两人的争端始于不同的政见。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政见上趋于保守的苏轼便一直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因而被迫离京。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16年的杭州当通判。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在杭州，苏轼待了2年零9个月。熙宁七年（1074年）到密州任太守，当时38岁。后来又转任徐州太守2年，湖州太守3个月。然而，被贬的苏轼并没有结束厄运，相反遭来更大的、差点“灭顶”的灾难，从而开启了他人生三起三落的第一落，其原由是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因为“乌台诗案”，苏轼被关在御史台审讯103天。乌台就是御史台。何谓乌台？因唐朝时御史台内有几棵大柏树，乌鸦在上面筑巢，所以把御史台叫“乌台”，一直沿用下来。是年，时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御史李定曾也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受审期间，苏轼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后，苏轼再次被贬，下派到当时贫穷落后的下等州黄州，任职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是个无实权的低微职位。为此，郁郁寡欢的苏轼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解闷，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他在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元丰八年（1085年）四月宋神宗驾崩，苏轼东山再起。这一年，年仅10岁的哲宗继位，次年改元“元祐”，英宗皇后也就是皇太后摄政，尽废王安石变法，史称“元祐更化”，并任用司马光为宰相，也使苏东坡青云直上。他先任登州太守，到任5天就被召回京城，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短短17个月时间，苏东坡从戴罪之身的从八品升到正三品，跃升了12个官阶。 主持编纂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是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的历史名人。小学教科书上记载了司马光“砸缸英雄”的故事：小时候司马光和小伙伴一起玩耍的时候，顽皮的同伴爬到缸沿上玩，不慎掉入没顶的深水缸里，其他小伙伴见状哭喊着去找大人，而机智的司马光却拾起地上的一块大石头，使劲地砸碎了水缸，水从缸里流出，被淹同伴及时得救。可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正扶摇直上的苏轼，却又与现任宰相司马光结下了梁子，再次演绎了与宰相“交锋”被贬的悲剧。 司马光上任后数月间尽废新法，罢黜新党，苏轼却认为新法也有可取之处，于是，司马光对苏轼产生了不满。不得志的苏东坡又主动请辞外放。元祐四年（1089年）七月至次年二月，出任杭州太守1年零7个月。这便是苏轼三起三落中的第二落。 至于三起三落中的第三起、第三落，与两任宰相无关，在此不做赘述。 不过，文人终究是文人，尽管苏轼与王安石、司马光之间政见不和，但并不影响双方之间惺惺相惜。 多年后，王安石的宰相之职被免，告老还乡。此时的苏轼并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去拜访了这位曾经让他遭受磨难的“冤家对头”。不料，这一拜访搭起了彼此重新认识之桥。为此，王安石曾慨叹：不知道从此几百年后才会再出苏轼这样的人才。苏轼则投桃报李：认为世上真正有才华的人是王安石。 而苏轼为司马光撰写墓志铭也是表达尊敬怀念的感情，在他写的3000字《司马温公行状》中，充满了对这位年长自己10多岁的师长之褒奖。末尾写道：“轼从公游二十年，知公平生为详，故录其大者为行状。”表达了自己对司马光最了解。这不但直抒苏轼对司马光的敬意，同时也显示了苏轼光明磊落的品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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