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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田野
“学术侠客” 2009年，当我开始决定去做关于昆明市女性性工作者的研究时，我的情绪完全被兴奋激动和好奇所淹没，我已完全无心去考虑这件事情的困难度，我满脑子都是“小姐”到底长什么样子？“嫖客”长什么样子？聚集“小姐”的场所有着什么样的状况？“小姐”和“嫖客”之间发生关系究竟是一个什么状况？ 我还是认真准备了我的田野，下田野之前，我读了不少专家学者关于小姐研究的文章。读完之后，我越发难以抑制对这个群体的“想象”。而且，我甚至觉得那些做小姐研究的学者是学术圈的“侠客”，我对他们充满了无限的崇拜。就是这样，我怀着一种“侠客”的情怀，进入到了我的田野，开始研究昆明市低层次场所的女性性工作者，这些女性性工作者工作的场所分别是：“摸摸”舞厅、城中村出租屋、发廊、广场、街道。 要做一个研究女性性工作者的“侠客”并不能独来独往，独自完成研究。因为单凭一己之力，即使你的武功再高强，如果不依靠一个平台-----各种艾滋病防治项目，你也无用武之地。如果不依靠项目，你就像一只“无头苍蝇”，没有办法找到你的研究人群。虽然根据你日常的经验，你会感觉到女性性工作者无处不在，但却是无法找到她们究竟在哪里，只有这些大大小小的艾滋病防治项目才能让这些平时隐蔽的女性性工作者浮出水面来。所以，我加入到了CDC的一个艾滋病防治项目中。从此，我开始了我的小姐研究生涯。 通过项目这个平台来做田野，我倒是省心了不少，不用每天抓破头脑地去想我应该去找谁访谈，去哪里找；可是对于一个人类学研究者来说，依托项目意味着我的田野已经完全被安排好了，我的身份除了是人类学田野研究者之外，还是项目工作人员。进入项目组之前，我觉得自己可以平衡好这两种身份，我理所应当地要先做好自己的田野研究，然后“顺便”完成项目任务。可是随着项目的进行，我发现自己在田野中的情况变成了先完成项目任务的情况下，才来“顺便”来做田野。而且项目任务都是些永远做不完、理不清的琐事，比如填写各种表格、报账、写会议通知、布置会议现场等，我一度已经忘了自己是一个人类学田野工作者，我每天都被这些事情搞得筋疲力尽。甚至，有时，我在某个会议现场好不容易见到一个被项目邀请来参加会议的女性性工作者，我犹如看到“猎物”一般兴奋，刚想过去跟她聊上几句，就被项目领导喊住，说我必须过去给来参加会议的领导拍照....... 我怀着侠客梦，本想轰轰烈烈地干一场，却发现进入项目组将近两个月我竟然没有正式和任何一个小姐聊过天，更别说建立关系了。看到自己每天的田野笔记，都是在记录项目组每天的鸡毛蒜皮的杂事，我焦虑无比。才开始明白，依托项目来做田野，对于研究者来说，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她/她不仅要适应田野，还要适应项目，更重要的是还要学会如何预防在项目中不丢失田野。如果让“田野”迷失在了项目中，那么研究者就成了一个普通的项目工作人员。 东风广场的那些事儿
1.大姐们 我终于开始进入场所接触小姐了，第一站----昆明市东风广场。我从小就在昆明长大，东风广场对于我来说是看升国旗的地方，是和小伙伴玩耍的地方。我原来从未想过这里会是小姐活动的区域。 当同伴教员第一次介绍我认识在东风广场做生意的小姐时，我又吃惊地说不出话来，因为站在我面前的这些大姐们，从她们的穿着打扮、气质和谈吐来看，都像我的那些邻居大妈们，怎么可能会是在这里站街的小姐，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开始跟她们聊天，听她们讲自己从事性服务行业的故事，她们一边织毛衣，一边跟我讲这些故事，像是在跟一个小姑娘拉家常。在我看来是很严重的事情，从她们嘴里说出来却都举重若轻。对于她们来说，性服务工作只是她们养家糊口的一个工作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所以她们都很淡定。 她们淡定，我不淡定了，尤其是当我在这里遇到一个68岁的“小姐”时，我怎么都淡定不了了。这位68岁的女性性工作者坐在我对面拉着我的手，给我讲述她如何进入这个行业、在这个行业遇到了些怎样的嫖客.......。我整个脑子里还是无法把她跟“小姐”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甚至，我感觉她是我的奶奶。更何况，我在那么冷的天遇见她，她还专门找地方给我弄了一个热水袋来暖手。我已经无法保持客观的情绪-----所谓研究者的“客观情绪”来面对她。这位68岁的大姐说起她的遭遇时倒是很淡定，我却在那个寒冷的冬天觉得世界没有希望了，眼泪忍不住地掉下来......一种“侠客”梦碎的感觉。 更严重的是，此时我感到自己像一个闯入者，越是了解一个性工作者的遭遇，就越是感到我个人的“使命”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自私的，我个人的情感，我的受访者感情，都影响了我对研究的价值判断。在进入田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用批判性的学者眼光去审视被访者的讲述，我无力控制我的同情心和眼泪。直到有一天，我听了太多的这样的故事并且出现了“视听疲劳”，然后我才恢复了一个人类学研究者该有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态度。所以进入田野，田野工作者要：首先去熟悉对于他/她来说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经历文化震撼的考验；然后当不熟悉的事物变得熟悉的时候，我们就与陌生的世界建立了关系。我在进行自己的田野工作时，也在艰难地经历着这三个阶段。最初听着女性性工作者们的故事时，我只顾着同情；听多了之后就有点木然；再后来，它们很快成了我认知的一部分，我世界的一部分，我才开始试着用一些方式去思考她们所说的。
2.老头儿 小姐们经常把自己的客人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在东风广场做生意的小姐们通常用充满调侃的口吻这样描述她们的客户群：“那些‘爱心卡’（爱心卡：指昆明公交发给老年人的福利卡，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坐昆明公交刷爱心卡是免车费。在昆明生活的人经常用“爱心卡”来指代老年群体），每天早上坐着公交车送完自己的孙子孙女上学之后，就来这里找我们‘打个飞机’，吃个‘快餐’（卖淫行业的业内行话，只一次插入性性行为）.......”从那以后，因为我经常听这里的小姐这样描述自己的客户群，所以每当我坐昆明公交时，每次看到刷爱心卡的老头时，我就会忍不住想象他就是那个到东风广场“打飞机”或者“吃快餐”的老头儿。我这个心理的“病根”这么多年多没有好转，直到现在我在昆明公交车上看到刷“爱心卡”的老头，我还是会这么想象....... 在东风广场有一个著名的老头儿----王老头（化名），这里的小姐们都知道他，他算是菊花村的“资深”嫖客了。王老头在东风广场的小姐圈混迹多年，已经从一个普通的嫖客升级成为一个“皮条客”。王老头剃着光头，无论刮风下雨都常年穿一件白色衬衫、一条黑色长裤，一双老式布鞋。王老头对谁都笑眯眯的，在东风广场的后花园中，他跟见到每一个小姐都可以打情骂俏上几句。 当我出现在东风广场的后花园里时，王老头马上就注意到了我。第一次见到我，没任何人介绍，他就满脸笑容地过来跟我打招呼，悄声问我：“美女，是新来的‘妹妹’呀？”我一本正经地回答他：“我不是。”他带着诡异的笑容看着我说：“这里所有人都会说自己不是。”我无言以对。 还好我的同伴教员这个时候及时出现，向王老头介绍了我，王老头一听说我是云南大学的研究生，他的反应更加吓了我一跳-----他立马向我鞠躬，喊了我一声“李老师”。他的这个举动，逗得在场的同伴教员和小姐们都开怀大笑。我也跟着乐了起来。 后来，王老头每次见到我，他都很热情地来叫我李老师，还每次都不忘记嘱咐我要好好帮帮这里的“美女”（女性性工作者内部的称呼方式，女性性工作者称呼彼此都为“美女”，嫖客通常也这么称呼女性性工作者），说她们都不容易，可我除了给她们多发安全套之外，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帮她。王老头自己倒是真的在帮助这里的小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帮助小姐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给她们介绍客人，当然他自己也从中收点小“回扣”，就这样，王老头从一个老嫖客成了一个专业的“皮条客”。王老头说她和东风广场的“美女”有唇齿相依的利益关系，谁都离不开谁。那些来东风广场的老头儿，他一眼就能看出谁是来这里找小姐的，他说自己这么多年的经验，练就了一双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一旦被王老头看出那个人有来这里找”小姐”的苗头，那么就逃不出王老头的手掌心，他一定能把这个老头成功送到小姐面前。 王老头儿每天都会准时到东风广场“上下班”，他说这里就是他的生活，如果不来这里，他不知道自己该去干什么。像王老头这样每天都来东风广场的嫖客并不少，这里的小姐说：“有的客人每天都要来东风广场‘报到’，即使不来跟我们做生意，也就会在这里跟我们聊聊天，或者跟其他老头在这里下下棋、打打牌.....”我在那里做调查期间，发现小姐和客人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不管是熟客还是新客，都没有跟小姐有什么大的矛盾。我在进入田野调查之前，曾经预设了这样一个问题打算去问小姐：“你曾经遇到过客人的暴力吗？”我当时觉得“暴力”的故事应该很容易就从她们身上搜集到。但是，在东风广场，当我拿这个问题去问她们时，她们都会用很奇怪的眼神打量我，她们当中有的人会回答我说：“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她们也会说：“小姑娘，你怎么会有这种问题，我们跟客人都是客客气气地相处，他们很好呢。”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认为，小姐在与客人进行“生意”时，她们必然是弱势的，她们总是处于权益受损的境遇。但是我当来到真正的田野里，发现小姐和嫖客之间发生之间并不是如我们之前预想的那样充满“暴力”的血腥味儿。相反，小姐和客人之间，是一片和谐，一片其乐融融，暴力并不普遍。
3.裁缝店老板娘 当我开始进入到东风广场的调查时，刚好是昆明的冬天。与北方的相比，昆明的冬天经常都有温暖的阳光。若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东风广场的小姐们就会三五成群地站在东风广场的小花园里，沐浴着冬日的暖阳，一边闲聊，一边等着生意，很是惬意。因为在这里调查，所以我也可以和她们一起享受着冬日暖阳里东风广场小花园中的惬意。而且，在这样的日子，大姐们的“生意”也特别好。 可是，并不是每一个冬日都会阳光灿烂。如果冬雨来袭，在东风广场“站桩”的大姐们，就只能另觅可以遮风避雨和取暖的地方来等待“生意”。离东风广场200米左右的一个裁缝铺，是她们经常去取暖的地方，这些大姐们当然不会把我一个人丢在东风广场的小花园里，所以带我同去。裁缝铺的老板娘有30多岁，打扮朴实，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地很温柔，她对来到她的铺子里的每个人都很好，尤其是对那些在东风广场“站桩”的大姐们。对于这一点，我最初觉得很诧异，因为这个老板娘没有从事这个行业，按照固有思维判断，我们会觉得一个非“卖淫”行业的人，一定会看不起女性性工作者，更不用说还与她们有来往了。但是当我在阴冷的冬雨天也来到这个裁缝铺时，感受到的是一个普通的裁缝铺老板娘与女性性工作者之间的和谐和温暖，我以为这个裁缝铺的老板娘不知道这些大姐们是从事什么行的，我这么固执地觉得，一旦她知道她们从事的行业，就不可能对她们那么好了。 我其实很想知道这个裁缝铺的老板娘究竟知不知道这些大姐们的真实身份，在我为这个问题忐忑不安的时候，这位热情朴实的老板娘首先对我的工作产生了好奇，她直接了当地问我：“你做的这些工作到底会对这些姐妹产生什么样的帮助？”她用“姐妹”来称呼她们，我懂了，她是知道这些来取暖的大姐们身份的。我回答说：“我也不知道现在有可能产生的帮助，但是将来一定会有帮助。”老板娘说：“你要尽力多帮帮她们，我是没有什么能力可以帮助她们，她们都很不容易。”后来我才渐渐发现，这里的女性性工作者其实在老板娘面前毫不掩饰她们自己的身份，她们经常跟老板娘聊她们“做生意”的事情，而这位老板娘就像是在听别人跟她聊做饭买菜的家常事情一样，没有任何大惊小怪。是我大惊小怪了。 其实，东风广场周围的麻将铺、茶室、小的服装店……这些商铺里面的老板或者小工，都或多或少地知道这里“站桩小姐”的情况。可是，他们不但不排斥她们，甚至和她们有很好的私交。小姐与其邻居之间的关系融洽，这个确实少见。 东风广场社区，无暴力，无歧视，算得上是小姐谋生的天堂----当我在东风广场得到这个答案时，我其实很挫败，甚至有点天旋地转地迷失。因为这样的调查结果完全颠覆了我进入田野之前所有的经验性预设，我想象着小姐们生活的环境是充满暴力和歧视的，她们生活在最阴暗的环境中……可是这一切都被田野调查颠覆。这正是人类学的任务----去颠覆人们惯有的经验性思考，所以当人类学研究者进入田野时，应当时时警觉自己看到的世界与曾经预设过的世界也许是永远不一样的，田野工作经常是混乱的，东风广场里的小姐没有遭遇歧视和暴力不代表其它社区里的小姐也没有。所以人类学田野是如此多变，我得时时思考和准备着解释着随时变换的情况。
菊花村那些事儿
菊花村位于昆明东郊，是一个典型的昆明城中村，在这里聚集了大量的流动人口。据调查，这里的昆明本地居民不到20%，可以说这里是一个外来务工人员的聚集地。所以，在菊花村，外来务工的男性是女性性工作者最大的顾客群。 菊花村中的出租屋和小旅馆是女性性工作者做“生意”的地方。出租屋和小旅馆的环境都不是很好，房间里面昏暗、潮湿，且有异味，女性性工作者就是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和做“生意”。 1.P姐 P姐是我在菊花茶进行田野调查的关键人物，如果没有P姐，我几乎不能进入到菊花茶的小姐社区。 当我认识P姐那年，她已经48岁了。48岁的P姐身材保持地很好，前凸后翘。她烫着一头卷发，喜欢穿裙子，擦大红色的艳丽口红。我在菊花村经常像个“跟屁虫”一般跟在P姐后面，我觉得我已经被P姐深深地吸引，因为她是个举手投足间都十分有风情的女人。 P姐的人生故事说起来很像狗血的肥皂剧。她是地道的湖南人，25岁的时候怀孕，她的老公却在此时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然后，P姐毅然决然地与老公离婚，自己生下儿子。然后，P姐开始了漫长而艰辛地独自抚养儿子的生活。自从和老公离婚之后，P姐就经过同乡姐妹的介绍来到菊花村，从事性服务行业。 掐指一算，P姐已经做这行已经有20年左右的时间，我觉得不容易，可P姐并不这么觉得，她乐在其中。她经常跟我说的话就是，如果下辈子她还是女人，她要更早就来做这行，她要赚尽天下男人的钱....... 要赚尽天下男人的钱，这是怎样的豪气！我完全被震惊。我原来以为，我来进行小姐调查，会看到人世间各种凄凄惨惨的生活。没有想到，我在东风广场看到的，却是一群普通的大姐过着最稀疏平常的生活，“卖淫”对于她们来说只是一个工作而已。我又来到菊花村，看到的更是昂首挺胸、无比热爱这个行业的彭姐。 我壮着胆子问了P姐：“为何没有因为社会的歧视，而觉得这个行业不好？”P姐的回答铿锵有力：“只有你自己认同了你自己，外界的任何失去都不会影响到你！”俗话说得好，哲理在民间，听到P姐这么说，我算是相信了生活的智慧不一定来自书本，不曾读过一天书的小人物们同样拥有至高无上的生活智慧。 因为P姐的智慧，我想我是彻底被P姐征服了。其实，被P姐征服的不止我一个人，湖南帮的每一个姐妹，还有跟P姐做过“生意”的客人，都对P姐赞不绝口，都说P姐是个仗义、有原则且有情有义的人。江湖凶险，情谊难得，P姐自从跟那个背叛她的老公离婚之后，只要自己有收入，她每年都在给前夫的父母寄钱，供养她们直到两个老人去世，就是在两个老人生病期间，P姐也还专门回湖南去照顾他们。 试问在这世间，能有几个人真正能做到“以德报怨”，那需要怎样的胸怀和修养。可是P姐做到了，一个从事“卖淫”行业20几年的小姐，做到了！ 看到我用这么热情洋溢的词来赞美我的调查对象，你可以直接评价我是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已经到了强烈认同的地步，而这种强烈认同也会被遭到指责说“非常土著”。那么作为一个人类学研究者他/她到底应不应该“非常土著”？如果人类学研究者变得“非常土著”，那么对她/他的研究会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不好的影响？这是我至今仍然困惑的问题。在人类学田野工作中，研究者往往很难控制自己的情感偏向，如果她/他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情感偏向，那么就意味着人类学家必须成为一个非人（non—person），或者一个完全的角色，一个单一的人类学者的学者的角色。田野工作者不可能成为一个“非人（non—person）”，人类学工作需要我做的就是去理解他者，一个“非人（non—person）”是无法去理解他者的。
2.帮派 菊花村的女性性工作者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来自湖南和贵州的最多，所以在菊花村，形成了“湖南帮小姐”和“贵州帮小姐”两个对立竞争的小姐团体。这两个团体的小姐居住和做“生意”的地方仅仅只隔着一条“巷子”，但是她们之间从不互相来往，她们把彼此视生意上的“劲敌”，在那条狭窄的小巷里，弥漫着“战争”的气息。而这个情况，我在进入菊花村进行调查之前毫无所知。 就这样，我跟着我的同伴教员来到菊花村，她和湖南帮的“头儿”-----P姐是很好的姐妹，凭着我的同伴教员的硬关系，我很容易就和P姐搭上了线。P姐为人十分豪爽，又古道热肠，对于我提出的任何调查要求，要找任何人访谈，她都可以满足我。P姐在菊花村简直到了呼风唤雨的地步，我觉得自己搭上了P姐的“船”，在菊花村的调查肯定是畅通无阻，我可以高枕无忧了。于是，有一天，很傻很天真的我，在还不了解“湖南帮”和“贵州帮”河水不犯井水的情况下，就向P姐提出了要访谈对面那栋楼的里面的小姐要求，P姐一听到我的要求顿时面露不悦，很敷衍地就甩给我三个字：“办不到。” 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P姐说自己办不到，我被搞得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只好去找我的同伴教员寻求帮助。没有想到我的同伴教员毫不客气地责骂我是不是书读多了，不懂社会上的厉害关系，怎么会没有一点眼力劲儿地可以看出P姐和对面那栋楼里的所有小姐都是死对头！然后，我的同伴教员严重警告我以后不可以在P姐面前提起对面那栋楼，否则P姐会跟我翻脸。 我被吓的不轻，我真的不敢得罪我在菊花村的“女神”-----P姐，我深知如果没有她，我在菊花村是混不下去的。我给P姐道了歉，P姐从容大度地说不怪我这种涉世不深的小姑娘，还抽出两个小时的时间来给讲了讲社会的复杂和凶险，说得有理有据，精彩绝伦。我坐在小板凳上听得如痴如醉，觉得P姐简直就是一本书，我还在想，如果把她给我讲的这些内容写成一篇论文，题目可以叫《论社会的复杂性和凶险性》...... 正所谓“好处出门，坏事传千里”，我分不清“敌我”状况这个事情，很快就在湖南帮的小姐当中传开了，就连旁边水果摊的摊主都知道了我愚蠢的行为。我在他们心目中，顿时从一个学识渊博的女研究生，变成了一个幼稚没头脑的人。但是“湖南帮”的姐妹们在这时都没有嫌弃我和放弃我，她们都变得十分乐于帮助我成长，所以见面时总要跟我絮叨几句“湖南帮”和“贵州帮”之间严峻和复杂的状况，还要叮嘱我不能轻易鲁莽行事......。在出这个事情之前，她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两个“帮派”的状况，现在她们本着帮助幼稚的我成长的同情心，没完没了地跟我说她们之间的恩恩怨怨。 我觉得自己是因祸得福了，通过自己“犯傻”，不仅仅详细地了解了菊花村小姐的“帮派之争”，而且湖南帮的小姐们突然因为这个事情跟我的距离近了。因为，原来我在她们心目中是高高在上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她似乎觉得我是高不可攀的，始终跟她们有距离。可是现在，没有想到那个她们心目中有知识有文化的所谓的女研究生其实并不厉害，她没有任何社会经验，对社会事务没有一点判断力。而这些正是她们最擅长的，她们很多时候都可以看客人一眼，就可以判断他是否有危险，跟他聊天一会儿，就可以判断客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些察言观色的本领是她们最重要的生存本领。在我缺失了这个本领之后，我在她们心目中有了弱点，我需要被帮助。后来，帮助变成了开玩笑，她们后来渐渐喜欢用这个事情来跟我开几句玩笑，这在原来是从未有过的。我感觉我有了弱点，也在她们心目中变得可爱了容易接近。我有种因祸得福的快感。 后来，我察言观色的本领见长，我渐渐发现，巷子对面贵阳帮的小姐也对我充满了敌意。每当我从她们门口路过时，她们嘴里会对我悄悄骂我，看我的眼神也充满敌意。 我有点不知所措，赶紧把这个情况向P姐汇报，求P姐指点迷津。P姐对我及时向她汇报情况表示很满意，帮我前前后后分析了一遍，只有一个答案：我被对面贵州帮的小姐当作这边湖南帮的小姐了。所以我很明显已经是她们的竞争对手了，更何况我明显是这里最年轻的，所以我的竞争力很强。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个长相还会对其她女人产生威胁，我哭笑不得。可我担心的是，我更加无法去接近对面贵阳帮的小姐了。我把我的担心跟我的同伴教员说了，她表示自己也无能为力，而且她说自己因为跟湖南帮的小姐关系好，所以也早就跟贵阳帮的小姐划清了界限。 渐渐地，随着我跟“湖南帮”的小姐混得越来越熟，我接近贵阳帮小姐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那边（贵阳帮）已经彻底把我当作了这边（湖南帮）的人。我有种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感觉。本来，我认为“关系”和“熟人”对于进行女性性工作者研究的研究者来说是一把神奇的钥匙，它可以帮助我打开所有的门。我以为P姐就是我在菊花村进行调查的那把“神奇钥匙”。可是，没有想到，这把神奇的钥匙不但没有帮助我打开所有的门，而是在帮助我打开一扇门时候，也为我关起了一扇窗。我再次觉得上帝是公平的，不能让我得到太多。 我们在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往往都要依赖熟人或咨询人的关系，才能深入田野，做女性性工作者的研究对熟人关系的依赖性更强。而我们往往只考虑到熟人或者咨询人给我们的田野研究带来的好处和方便，而忽略了熟人有可能给我们的调查带来的其它不良影响。我在下田野之前忽略了在社区里还有许多不同派系，这意味着那你和一个派系的成员亲近，那么你就难以接近另外一个派系的成员。这就意味着你的田野工作无法做到全面，田野中永远有你触及不到的地方，这虽然让人听起来有点沮丧，但却是人类学田野研究者不得不妥协的问题。
3.我与客人 把我当作湖南帮小姐的不只有巷子对面的贵阳帮。不少来这里“寻欢”的客人也觉得P姐又为他们带来了新的“妹妹”。而且，我这个P姐手下新来的“妹妹”看起来“生意”还不错。每当我和湖南帮的姐妹坐在出租屋门口闲聊时，有客人就会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这是要跟我做“生意”的暗号。每当看到有客人过来拍我的肩膀，跟我一起闲聊的姐妹们，就会安静下来，默默不作声，脸上暗藏着诡异的笑。我知道她们在等着看我如何不知所措，如何尴尬，这对于她们来说是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最初，我遭遇嫖客“点单”的时候，我确实会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该跟这位客人说什么，我不敢再说“我不是”这三个字，因为这里的客人戒备心很强，如果他们知道这里有个“外人”跟这里的小姐们在一起，他们就不愿意再来这里，我不想因为我的存在而影响姐妹们的生意。还有，“我不是”这三个字听起来真的很愚蠢，我在东风广场时已经因为这“三个字”遭遇过尴尬。那么我该说什么呢？我试着说“我不想”，客人以为我怕他给的钱少，于是他说他会给我一个满意的价格；我还试着一本正经地说过“我不会”，这三个字一出口，在场的姐妹们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而我当场却并不知道笑点在哪里。客人对我这三个字的回答是：“不会我可以教你。”很明显，他因为这个三个字，对我的兴趣更浓了，后来姐妹们告诉我，这“我不会”这三个字对男人来说就是在赤裸裸的调情，我竟然敢在大庭广众下说出来，男人不兴奋才怪......我终于意识到自己是真的很傻很天真。 平时能说会道，能言善辩的我，突然觉得自己真的要“失语”了，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还好我还有一颗谦虚上进的心，我决定向P姐求教。我把我的遭遇和痛苦，声泪俱下地向P姐倾诉，P姐拿出了长辈和老师的架势来教我。我还算有点灵性，孺子可教，得到P姐真传。后来，每当客人拍我肩膀时，我首先表现得很放松和镇定，然后用打情骂俏地口吻跟客人说：“哎呦，今天我不舒服，你懂的，我们改天再说，你今天先跟我的姐妹嘛。”这招果然很有效，客人在听说我不舒服后，果然也不再缠着我，而去找了在场的其他姐妹。我不但躲过了一劫，还帮其他姐妹们介绍了“生意”，真是一箭双雕。我也渐渐开始可以与这些客人应付自如，每当他们拍我肩膀时，我不再感到紧张和害怕。 我不禁感慨，社会真是个可以帮助我成长的好地方。
4.丰哥 帮助我成长的，还有一个菊花村的“资深嫖客”丰哥（化名）。当然，他和东风广场的王老头一样，因为长期做嫖客，最终成了“皮条客”。 丰哥个头不高，发型常年凌乱，喜欢穿一件看上去很旧很老派的灰色西装，西服里面是一件白里泛黄的衬衣。丰哥最有特色的还是他的裤子，这个显著的特色就是：丰哥的裤脚永远是一只塞在袜子里，另外一只吊在外面。对于他的裤脚，至今我都很费解，不知他是故意这样打扮，抑或是他从未注意到这个细节。 丰哥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超乎寻常地自信。他经常向我夸耀，说他认识在菊花村“做生意”的每一个小姐，并且了解每一个小姐的特色和“招数”。 丰哥更骄傲和得意的事情是，他曾经以中国先进嫖客的身份到维也纳开过会，这都是他积极参与各种艾滋病防治项目的结果。丰哥以此为荣，每次跟我聊天都免不了要提一下这个事情。用他的话来说，这个事情是他人生的里程碑，尽管这个里程碑里并不是十全十美。因为丰哥在这次维也纳之行中出了一点小状况：由于丰哥与主办方的种种沟通问题，导致丰哥到维也纳的第一天，竟然没有找到组织。英文一窍不通的他，只能在那天睡在了维也纳的大街上。这个事情经常被菊花村小姐们拿来嘲笑丰哥。但是嘲笑并没有打倒丰哥，他仍然得意洋洋地说，自己即使睡过大街，那睡的也是维也纳的大街，就是高级……。 丰哥不只自信，还有自己总结出来的一堆人生道理和心灵鸡汤。在我出现在菊花村之前，丰哥似乎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去倾倒自己的人生道理和心灵鸡汤，因为菊花村的那些姐妹们都对他知根知底，他不管向她们“倒”什么，她们都不屑于去吸收。还好我出现了，丰哥觉得他终于找到了倾倒他人生道理和心灵鸡汤的对象。因为，丰哥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他觉得像我这样的读书人就喜欢听这些道理，喝这些“鸡汤”。还有，丰哥觉得因为我的年纪还小，需要听点人生道理，喝点心灵鸡汤来成长。 于是，只要我一去菊花村，丰哥必然会出现。他每次来给我讲的故事和段子其实就是那么几个，翻来覆去地跟我强调一个道理就是：行行出状元，不管做哪行，都可以做到最好；就像他做皮条客，也是一个优秀可以出名的皮条客。所以，他每次都要叮嘱我要好好读书，好好做小姐的研究，一定要成为专家，才会有前途。 这些话我的父母没有跟我说过，我的老师也没有这么要求我，我的同事和朋友也未曾这样鼓励过我。没有想到，我却在菊花村一个皮条客口中，听到了这么正能量激荡人心的话。
5.“抵制烧饵块运动” 菊花村小姐的“生意”真是无处不在，我被误认为是小姐的地方也无处不在。 记得有一天早晨，我一早就到菊花村的农贸市场买烧饵块吃。我一走进农贸市场，就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一直跟着我。我最初以为是小偷，赶紧捂好自己那装着100多块钱的钱包，加快步伐往前走。可是我走快，他也走快，嘴里一直喊我：“美女美女”。他一直跟我走到烧饵块摊子前面，他也不正眼看我，而是斜着眼睛看着我，嘴里还是喊着：“美女，美女，美女……。” 我不敢应答，因为自认为不是美女，可是他站在我旁边，没完没了地就说这这句话。我很是纳闷，可是，卖烧饵块的大妈却看懂了一切，带着冷嘲热讽地口吻跟我说：“你这一大早就有‘生意’了呀，开张的‘生意’不能错过了。”我才恍然大悟，这是我的“客人”呀，他大清早地来逛农贸市场，就开始有了需求，而我正好路过。 大清早地就遇到“客人”，我真是束手无策，更加让我无奈的是，那个卖烧饵块的大妈也认为我是这里的小姐，而且自从她知道这个真相后，就不再对我客气，后来每次我去她那里买烧饵块的时候，她都对我爱理不理，甚至偶尔还会冷嘲热讽我两句，让我十分不好受，可我也不好跟她解释什么。我也算是切实感受到了社会人士对小姐的歧视。 后来，有的姐妹听说我不被卖烧饵块大妈的待见的事情后，她们纷纷跟我同仇敌忾，因为她们也遭遇过那个烧饵块大妈的嫌弃，而且她们早就已经发起了抵制那个烧饵块大妈的“运动”，坚决不再去她那里买烧饵块。现在，我跟她们有了同样的遭遇，她们要求我必须加入到她们“抵制烧饵块运动”中来。我已经拒绝不了了，因为烧饵块大妈对我的态度也让我十分难受，每当夜晚想到她看我那鄙夷和嫌弃的眼神，我都夜不能寐。所以，我也义无反顾地跟她们一样，不再去大妈那里买烧饵块。我放弃了我在菊花茶唯一可以吃的美味早点，改吃超市里的奥利奥，我很想念大妈的烧饵块，可一想到她看我的眼神，我的食欲又消退了。 其实，在菊花村，像这个烧饵块大妈一样嫌弃这里的小姐的人很多，他们是小姐们的邻居：有的在这里做点小生意、有的住在这里、有的是管辖菊花村社区的政府工作人员，等等。他们都对这里的小姐没有好感，而小姐们平时也不跟他们来往。 想到之前我在东风广场做调查时，看到那里的其他人与小姐和谐共处的场面，我以为世界已经如天堂一般，没有歧视了。可是，没有想到来到菊花村，我又感觉掉进了地狱，小姐在这里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 此时，我深感做小姐调查的多变性，你以为可以用一个预设就解决所以问题，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还有，在菊花村调查的日子，当我被迫学着小姐的样子去应付嫖客，还要和她们同仇敌忾地一起去和其它派系划清界限和抵制一个买烧饵块的大妈时，我顿时觉得自己已经非不清自己到底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而且从表面上看，是我正努力融入她们的生活。人类学要求一个田野观察者在其田野中必须能“进得去”也“出得来”，这就要求他们不能过度卷入其田野事件中，这样保持足够的理性的距离去观察他们的研究事项。可是当我深入田野之后才发现，这似乎是人类学田野工作者最难以解决又经常都面临的难题，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界限对于田野研究者来说是那么暧昧不清，真正疏离自己的田野点往往是难以做到的，田野工作者置身于田野之中，不得不受到各种事项的影响。
在我自己的生活中
1.相亲 自从我的朋友们知道我做了小姐调查之后，我在朋友圈中就成了一个异类。但是，这个“异类”貌似非常受欢迎，我的朋友们都纷纷邀约我吃饭，因为在饭局上，他们强烈的好奇心，迫使他们乐此不疲地问我一些关于小姐的情况和故事，而我所讲的一些关于小姐的情况和故事，似乎成了他们最棒的下酒菜。 每个饭局都需要下酒菜，似乎才会完美。有一次，我的一个年纪稍长的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说，约了我和我的几个师妹晚上吃饭，吃饭的重要目的，是跟几个高富帅相亲。 我欣然前往。开始吃饭后，那个介绍人向在场的所有人介绍，我是做小姐研究的。那些“高富帅”们显露出一致好奇的表情，对于这样的表情，我表示很习惯。然后，那个介绍人又问了我几个关于小姐的问题，我的回答，肯定催动了他们的食欲。 可我心里惦记的是对面的高富帅，毕竟我觉得我是来相亲的，不是来讲故事的。但是，吃完饭后，介绍人安排了我的师妹们和那几个高富帅去喝咖啡，却没有我的份。她说她单独请我看电影，我表示，我只想跟高富帅喝咖啡，不想跟一个老女人看电影。 我的介绍人这时才忍不住告诉我：“你没有发现，今天我们在场的男士比女士少了一个？我没有安排你的，我是怕饭局冷场，你过来给我们讲讲小姐的故事，气氛会好些。” 我这才发现，自己又傻了一次。让我更生气的是，我的介绍人之所以不给我介绍一个高富帅，是担心男士们难以接受我做跟有小姐有关的研究，他们认为这个是不正经的。结果，我又被不正经了一次。
2.提问 在我的朋友们打探小姐情况的问题中，小姐能否从良的问题竟然高居榜首。我也不知道为何这些所谓的普通人，为何那么关心小姐的从良问题。而我认为他们都抱着小姐可以脱离苦海的幻觉。 我通常会告诉他们，小姐们难脱离苦海、难从良，其实原因很简单，一个人在某个行业做久了，很难去转行去从事其它行业。就像你已经在银行工作了三年，如果你想换工作，你有可能去学校当老师吗？可能性微乎其微。你换工作，无非就是从中国银行换到中国工商银行而已。 我的朋友表示认同，也开始意识到，他们现在所好奇的性服务行业，只是一个行业，一种工作而已。看到我的朋友们如此有悟性，我就要再补充说：“银行职员为储蓄户服务、教师为学生服务、公务员为人民服务，小姐为嫖客服务，其实大家都是服务行业，区别不大。”我的朋友们纷纷点头，连连称是。 我的朋友也算是被我洗脑了，开始渐渐觉得小姐不是那么奇怪的群体，开始学会正常对待这个群体。我想这是我唯一能为小姐们做的事情，尽我所能让那些所谓的正常人去正常地看待她们。所以，我愿意跟别人我做小姐调查的故事，分享小姐群体中动人的故事。
3、安全套 做艾滋病防治项目的工作人员，包里通常都会装着一些安全套，这是我们的职业习惯。我们的口号是“小姐为嫖客服务，我们为小姐服务”。为小姐提供安全套，是我们为她们提供的最基本的服务。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随身携带安全套没有错。但是，别人不这么认为。我的一个同事带着安全套去“做外展”，刚好遭遇“严打”，警察抓了她，并且咬定她就是小姐，警察对她怒吼：“不是出来卖的，身上干嘛要带这么多安全套？！” 安全套成为警察抓小姐的重要证据，给我们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带来了很多麻烦。 安全套也给我自己带来了不少麻烦。 自从开始做小姐项目后，我随身携带的包里，也经常装着一些安全套。在家里，有时候在慌忙中，安全套会凌乱地从我包包里跑出来，散落一地。我的父母看到这一幕，当场是表现出不好意思，默不作声地走开。可是，等我一离开，他们就会召开紧急“会议”，严肃探讨我的个人问题。等我一回家，就会遭到严格的盘问，问题的核心无非就是：我跟谁用这个安全套？但是，还没有等我回答，我的母亲大人就会表示，不管是我跟谁用这个安全套都是不行的，因为我还没有结婚。 我无力解释。 我的父母并没有因为我随身带着安全套而欣慰地觉得，他们的女儿是个懂得保护自己的人。他们的关注点是：他们的女儿带着这个安全套去做了不该做的事——非婚性行为。 非婚性行为是不符合社会规范的性，是“越界”的性。社会对于小姐的排斥和歧视，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小姐与客人之间发生的性关系，是最不符合社会规范的非婚性行为。她们为此承受者巨大的社会压力。
结语
有人类学者总结说：“田野就像宗教一样，确实会改变一个人，给我们另一个世界来生活，即使只有一次……。” 我对此话，深以为然。如果不是对女性性工作者进行人类学的田野研究，即使她们跟我一直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我也无法走近她们的生活。而当我走近了她们的生活之后，我对她们的看法、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甚至对自己的看法都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经过多年与小姐相处，当我开始感觉到自己有责任，也有能力去向更多的人去解释女性性工作者，减少普通人对她们的误解时，我突然觉得自己在田野中的焦虑、尴尬、迷失、无奈、伤感、痛苦、欣喜……这一切的情绪颠簸都是值得的。在田野中经历过种种情感后，我也学会了接纳现实中的种种矛盾，明白了田野工作是富有建设性的：它能够为我们提供感觉、感情乃至自我和他人的深入认识。 社会对于小姐的排斥和歧视，也影响到进行小姐研究的田野工作者。研究小姐的田野工作者也成为了普通人眼中的异类。我在进入小姐的研究的田野之前以为自己会成为“学术侠客”，没有想到自己最终成了一个异类。 可是，我这个异类，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却深深地感觉到，做小姐研究过程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没有一个研究前的假设可以用到小姐调查的所有场域；很多固有的思考和预设，都在不断地被颠覆和重建。 这，正是小姐研究的魅力所在。
请了解我： 我叫李小花，地地道道的昆明人。从小到大，无论是工作还是求学，我均未离开过昆明，一直执着地呆在这里。我被周围的人称为昆明人的“典型”，因为大伙儿觉得我身上天生散发着昆明人特有的小市民气息和慵懒。 我不能苟同，于是努力读书，试图变得高大上，选择历史学和人类学来改造自己。历史学研究过去的人类，而人类学研究当下的人类。过去的人类我痴迷于“士”，现在的人类我感兴趣于小姐。“士”靠思想拯救他人，小姐靠身体拯救他人，游走于二者之间，发现二者之差异乃是意料之中，惊奇地是发现二者竟然同样具有可通天地的智慧，亦可尊拜为师。 恍惚30年，通过与她们打交道，我感受到了人间百态，亦无憾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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